近來，一個關于塞爾維亞總統(tǒng)亞歷山大·武契奇向中國尋求幫助的視頻火了。
視頻里的總統(tǒng)紅了眼眶，也讓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了解到一段浴血奮戰(zhàn)的歷史。
這可是塞爾維亞啊。
這可是南斯拉夫啊。
這是一起扛過槍打過戰(zhàn)流過血，一起對抗過蘇聯、一起挨過美帝炮的兄弟情??！
1999年5月7日（北京時間5月8日），美國B-2隱形轟炸機轟炸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
三名中國記者當場犧牲。
無數學子走上街頭，眼含熱淚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際歌》《團結就是力量》，控訴這一暴行。
南斯拉夫聯盟成立于1992年，解體于2003年，這個只存在了11年的國家直到被北約分尸的最后一刻，仍堅定不移地和中國站在一起。
塞爾維亞也是歐洲第一個真正對中國免簽的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后，塞爾維亞積極響應，中國幫助塞爾維亞修鐵路、修運河……
在人權、南海、產權合作和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上，塞爾維亞從來都堅定不移地支持中國。
“塞中友誼是鋼鐵般的友誼”——這是塞爾維亞領導人常說的一句話。
在中國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塞爾維亞是第一個表示“隨時準備提供幫助”的國家。
《瓦爾特保衛(wèi)薩拉熱窩》這部電影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曾轟動一時。
“六公主”（CCTV電影頻道）在塞爾維亞總統(tǒng)求助后，迅速安排了這部電影的播放。（不愧是六公主）
而中國面對塞方的求助，給出的外交措辭中滿眼都是“好兄弟”、“好伙伴”、“好戰(zhàn)友”這樣的詞匯。
不過我們今天要說的這部電影，并不是《瓦爾特保衛(wèi)薩拉熱窩》，而是另一部前南斯拉夫導演拍攝的電影——《流浪者之歌》。
豆瓣評分高達9.1。
導演是當代電影大師埃米爾·庫斯圖里卡，他是各大電影節(jié)的寵兒，完成過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大滿貫。（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jié)、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的合稱）
這位聞名國際的前南斯拉夫導演，他的電影中有著對南斯拉夫難以割舍的情結。
借用戈席克的評價：“庫斯圖里卡的作品中，至少有一半具有明顯的政治意涵：《鐵達尼酒吧》《爸爸出差時》與《地下》；有一半作品深陷于南斯拉夫內戰(zhàn)戰(zhàn)火的一九九零年代：《亞利桑那之夢》《地下》和《黑貓，白貓》?！?/p>
這些電影都觸及南斯拉夫的政治、戰(zhàn)爭和歷史。
兩次世界大戰(zhàn)、南斯拉夫內戰(zhàn)、鐵托的獨裁統(tǒng)治、種族戰(zhàn)爭……
從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塞爾維亞和黑山、再到塞爾維亞。
南斯拉夫的命運，就是一首流浪者之歌。
而最能表現“流浪”這一名詞的就是吉普賽人，這是一個“比黑更黑，比流浪者更為流浪”的民族。
《流浪者之歌》描繪的就是吉普賽人的經歷。
這是庫斯圖里卡第一部表現吉卜賽人的作品，但“它不只是一部電影, 而是集所有吉卜賽人題材電影于一身的作品”。
巴爾干某城市邊緣的茨岡村落里，小伙子貝漢和妹妹、祖母、舅舅住在一起。
貝漢的祖母是個聰慧善良的老人，是一切傳統(tǒng)美德的化身。
因為貝漢的乖巧懂事，祖母花錢買了一只火雞送給他。
庫斯圖里卡的電影有一個特點，就是有很多動物的形象。
他電影中的動物形象往往具有擬人化特征，并非配合場景或角色而出現，它們就是角色本身，是某一場景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倘若沒有動物形象的存在，故事就會失去張力和推動力。
比如《地下》中的猩猩、《生命是個奇跡》中的驢子和雛雞、《亞利桑那之夢》中的烏龜、《黑貓，白貓》中的貓咪。
以及《流浪者之歌》里的火雞。
貝漢的妹妹腿部有殘疾，但因為家里過于貧困，一直沒有得到醫(yī)治，只能躺在床上。
舅舅是個酒鬼，還是個賭鬼，身上的錢花完就問貝漢的祖母要，要不到就各種耍酒瘋。
一次偶然的機會，貝漢遇到了姑娘阿茲拉，她漂亮純真，善良美好。
貝漢想要娶阿茲拉為妻，祖母幫他去提親。
但阿茲拉的母親因為他們家太窮，自己的姑娘又這么漂亮為由拒絕了。
庫斯圖里卡喜歡在電影中插入各種稀奇古怪的夢境，他還說“如果你想看某人的靈魂，只要問問他做了什么夢就行了”。
《流浪者之歌》自然也不例外。
在遇到阿茲拉的第一天晚上，貝漢做了一個夢，夢見長大后的自己和阿茲拉躺在一只小船里飄蕩。
此時的貝漢，還是一個純真的小伙子，繼承了祖母的美德，擁有一切良好的品質。
他所想要的，不過是娶自己心愛的姑娘為妻，并且保護好祖母和妹妹。
但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醉酒的舅舅又一次回到家問祖母要錢。
祖母拒絕了。
接著，貝漢舅舅進行了一個“神級操作”——
他用大車把家里的小房子吊了起來，懸在了半空中，給錢才放下來。
貝漢和祖母、妹妹在大雨中蜷縮在一起，瑟瑟發(fā)抖，火雞也被嚇得到處亂竄。
到了第二天，貝漢舅舅又未經同意把貝漢的火雞殺掉吃了。
一向溫和的貝漢發(fā)狂了，他像瘋了一樣沖向舅舅，祖母拼命拉著他才沒有打起來。
似乎從這一刻起，貝漢心中的美好就凋零了一點。
也是從這一刻起，悲劇一幕接著一幕。
祖母救了村上一個富人家孩子的命，這個富人名叫穆默德，在意大利做生意。
作為感謝，穆默德答應出錢把貝漢的妹妹帶去大醫(yī)院治腿。
就這樣，貝漢和妹妹踏上了行程。
阿茲拉和祖母在家里等著兩人回家。
可是和原本約定好的不同，穆默德把妹妹放到醫(yī)院后，并沒有讓貝漢留下來陪妹妹，而是帶著他又上路了。
借口是“帶他去羅馬掙大錢”。
這個“巴爾干教父”般的穆默德，可能是貝漢一生中遇到的最像父親的人，于是他相信了他，沒有拒絕。
但到了羅馬后，貝漢發(fā)現，所謂的做生意不過是穆默德控制一群人去乞討、偷竊和賣淫。
逃跑的話會被抓起來毆打一頓，每天賺到的錢沒有如數上交，還是一頓毒打。
自此，貝漢開始墮落。
他偷竊，撒謊，愛慕虛榮。
但他依舊沒有忘記，故鄉(xiāng)還有一位姑娘在等著他，一位年邁的老人還在遙望他歸家的方向，年幼的妹妹還躺在病床上等待他的拯救。
他開始偷偷攢錢，把偷來的錢和珠寶藏起來，等著有一天當作聘禮交給阿茲拉的母親。
他適應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對穆默德如此之忠心，以至于迅速地當上了二把手。
在一次幫助穆默德找小老婆的途中，貝漢偷偷跑回了家。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他就去了阿茲拉家，把大把鈔票和首飾往桌上一放，向她母親提親。
這次阿茲拉母親差不多一秒鐘說了三次同意。但當貝漢看見躺在床上的阿茲拉大著肚子時，他慌神了。
好死不死，阿茲拉的母親說，她猜這是貝漢他舅舅的種。
惱怒、氣憤的貝漢連智商都丟了，根本不聽阿茲拉的解釋——這個孩子是貝漢走時留下的。
他連家都沒有回，直接去了酒吧，把自己灌得爛醉，把錢塞進舞女的胸罩里。
就在貝漢玩得正起勁時，祖母帶著阿茲拉進來了。
祖母看著跟當初離家時判若兩人的孫子，留下了淚水：“你的祖母還愛你，但看你現在做了什么？”
在這之后，貝漢依舊娶了阿茲拉，舉行了一個當初承諾她的那樣風光的婚禮。
他帶著新婚妻子，又一次踏上了前往意大利的路途——他要接手穆默德的生意。
剛到那里不久，阿茲拉生下一個男孩后就死去了。
阿茲拉的死，讓貝漢回想起了當初的美好。那婚紗的頭紗又一次飄揚了起來。
這頭紗是一種隱喻，對母親的幻想和渴望、對生命的無根和無根之感、對愛情破滅的悲傷，都像那個長長的白色頭紗一般在風中漂浮。
貝漢失去的不僅是母親和愛人，更是他自己。
影片的結尾，貝漢終于用生命為代價找到了妹妹和兒子。
原來妹妹并沒有被送到醫(yī)院醫(yī)治，她也被穆默德用來當作殘疾人乞討，貝漢的兒子也是這樣。
好像曾經遺失的那一切，終歸還是被找回了。
但影片并沒有給予我們這樣的希望——貝漢的兒子在父親的葬禮上，熟練地偷走了蓋在貝漢雙眼上的金幣。
他的兒子從小就墮落了。
《流浪歌之歌》中的父權要么是衰弱的，要么是缺席的。
貝漢從小便沒有父親，與父親同輩的舅舅是一個混蛋，穆默德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
原本純真善良的貝漢，在被教父性質的穆默德帶離之后，這些本性中的東西開始迷失于犯罪與欺騙之中。
而其兒子的出現顯然又成了一個轉機，并且使他又重新找回自己回歸本性。
然而具有悲劇意味的，是他的死亡———自己的孩子又再度成為無父之人，繼承著他的命運。
影片用濃烈的鏡頭語言，和魔幻的超現實意象，指涉了一個吉普賽人民生活的現實途徑，充滿辛辣趣味的悲情色彩和宿命意味。
而導演庫斯圖里卡的切入點也很小，從一個小男孩的成長進入，鋪展開一幅橫向的文化圖景又深入個體生命的進程。
流浪之旅亦成為生命之旅。
巴爾干半島的吉普賽人，像極了南斯拉夫的人民，漂泊與尋根，夢幻與污垢，這些正是這個國家的命運。
無論是國家政治還是民族歷史，庫斯圖里卡的電影一直在回答著一個問題：南斯拉夫將去往何處？
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么，中國人民都會給予最誠摯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