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3月9日，用三個月時間閱讀波伏娃《告別的儀式》，實際上是兩個月，因為有一個月在疫情居家中，書本不在身邊。而現(xiàn)在，我一遍遍翻閱我在書中畫線的片段，尋找觸動自己思想的痕跡。
《告別的儀式》是法國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記錄的讓-保羅?薩特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離地刻畫了二十世紀知名哲學家薩特晚年的日常生活，他為之奮斗到最后一刻的事業(yè)，以及他面對疾病和死亡的態(tài)度。
作為最接近薩特，也是對他最重要的女性，被薩特親切稱為“海貍”的波伏瓦記錄了薩特的工作、思想、生活、旅行、飲食、病痛等等，展現(xiàn)了一個以親密伴侶視角所看到的平凡的、日常的、卻又不同尋常的薩特。
這是波伏娃陪伴薩特最后時光，對其中1970-1980每年的記錄。這個回憶錄主要依據(jù)是波伏娃這期間堅持寫的日記，還有她搜集的諸多材料。
1970年，薩特考慮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認為應該超越“知識分子用苦惱意識本身來滿足自己的良知，便自以為可以站到無產階級一邊”的階段，提出了“新知識分子”的概念。新知識分子努力讓自己融入群眾之中，期望讓真正的普世性取得勝利。
1971年，薩特的健康變糟，左腦某一區(qū)域的血液循環(huán)出現(xiàn)了很大障礙，但他表現(xiàn)出超然物外。在劇烈舌痛止住后，他無以名狀地微笑著，對波伏娃說道“那么，這是告別的儀式了！”薩特感覺自己活不過七十歲，苦惱完不成《福樓拜》了。
1972年，薩特表示打算再活十年。波伏娃記錄了薩特活躍在多項活動場面，包括參與一部拍攝他的電影，講述自己的一生，談到道德始終是他關注的問題，談到傳統(tǒng)知識分子和他現(xiàn)在選擇成為的新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以及出席演講、參加大型示威活動、為《法國的毛主義者》寫序、參加記者招待會、接受訪談等。
1973年，煙酒不斷的薩特出現(xiàn)大腦紊亂，頭暈病加上視力大幅下降，嗜睡過多。醫(yī)生診斷薩特有糖尿病，腦電圖顯示受損。波伏娃為幾乎失明的薩特讀報讀書，一起談論政見。但薩特對恢復視力很有信心，當被問及怎樣應付目前的狀況，他答道：“只要把它想象成是暫時的，就一定能忍過去。”
1974年，受視力影響的薩特，精神喜怒無定。薩特繼續(xù)參加政治活動，也似乎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半失明狀態(tài)。波伏娃使用一款磁帶錄音機，開始和薩特進行一組在巴黎就規(guī)劃好了的對話。生活上也繼續(xù)保持和前些年同樣的節(jié)奏：短途散步、聽音樂、讀報看書。
1975年，薩特七十歲，依然活躍在各類媒體訪談、政治聚會中。在對他祝賀的同時，也伴隨著某些人對他的誹謗活動。夏天，波伏娃和薩特在希臘、在愛琴海、在瑞典度假。波伏娃寫到：“伙同薩特探索新的景點，是被我遺忘已久的樂趣?！北M管健康問題不斷，但社會活動讓薩特的生活重新幸福起來，甚至在接近自身價值極限的范圍內寫作。
1976年，薩特更能適應目前的健康狀況，身體明顯轉好，當年的記錄也沒有對主要病情的描述。薩特的智力和工作狀態(tài)良好?！毒硾r種種》出版，《存在與虛無》再版，《辯證理性批判》英譯本出版。11月7日，薩特在以色列大使館接受了耶路撒冷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
1977年，薩特和維克多合作《權利與自由》，在他看來，這本書是“我希望能在生命即將終結之時完成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因為自己已不能握筆寫作，他深切希望在書中展現(xiàn)出一個“我們”，但又對這種“共同的”思考，猶疑不定。同時，薩特已幾乎無法走路了。波伏娃寫到“他變本加厲地給自己安排活動，耗費的精力超過極限，發(fā)病是早晚的事”、“可以肯定的是，薩特晚年的悲劇是他一輩子種下的惡果”。
1978年，薩特真正感興趣的是和維克多寫《權利與自由》，他說“這本書將具有一種新的形式……這是兩個存在與當下的人所進行的真實辯論—他們在文字中施展自己的思想。不同的人讀到它……得出的結論也不一樣。這正是讓我興奮的地方?！彼_特希望維克多去完成他作為知識分子和戰(zhàn)士的工作，認為他是“唯一能讓我全方位滿意的人”。但是。波伏娃對維克多有不同的看法。
1979年，當年的記錄沒有對薩特疾病的描述，但提及那年的暑假又是一段美妙的時光，薩特在朋友面前表現(xiàn)出生氣盎然，“私下里旺盛的生命力讓所有與之交流的人驚訝”。
1980年，4月25日薩特去世。波伏娃描述了薩特停止呼吸前大約一個月病情演變，以及她自己在薩特去世后的舉止：“有一刻，我要求留下來和薩特單獨待一會兒；我想鉆進被單，挨著他躺下。一位護士阻止了我：‘不行。小心……有壞疽?！绷钊藙尤荨? “我的沉默（只對他隱瞞病情的嚴重性）沒有把我們分開。他的死卻把我們分開了。我死了，我們也不會重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這已經很美好了?！?/p>
在這十一年的簡短記錄中，有薩特參與的大量政治社會活動（以左翼為主的運動）。由于不了解歷史背景及具體的事件人物，當我閱讀的時候，都沒有刻意研究及追溯。我較多關注的是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薩特，是如何在那些政治動蕩不安的歲月中“存在”的，是如何體現(xiàn)他的“存在”的；去領會他的堅持，去領會他的哲學和人生的一以貫之；以及久傳的他和波伏娃的精神伴侶生活。
占據(jù)本書四分之三篇幅的，是波伏娃與薩特在1974年8-9月的長篇對談。波伏娃按照主題整理了錄音，“我并不企圖將它們按照文學模式書寫出來，而希望保留原始的自發(fā)性”。
在波伏娃一波接一波的大膽提問下，薩特回顧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和求學經歷，細訴對文學、哲學、閱讀、寫作、音樂、繪畫、旅行、平等、金錢、時間、自由、信仰等諸多主題的心路歷程和一生的思考。其中還包括，薩特與男人、女人的關系；對飲食，尤其是酒和興奮劑的態(tài)度；對待疾病和死亡的看法。
事實上，薩特對波伏娃的提問沒有完全充分的作答，回應是斷斷續(xù)續(xù)的，不時被誘發(fā)的信息，或者遙遠的記憶注入新的內容。這就好像我們平時閑談，雖說一般帶有一定的主題，也忍不住會發(fā)散。而有的時候，出現(xiàn)了薩特過往沒有表達出來的新思想，波伏娃并不一定完全理解。當發(fā)散遠了，波伏娃又會拉回來。我把他時斷時續(xù)、閃爍智慧之光的主要思想整理摘錄下來：
波伏娃和薩特談論時間最長的是文學和哲學之間的關系?？梢哉f，喜歡寫作的薩特是將文學和哲學交織在一起。透過文學，表達哲學思想；透過哲學，展現(xiàn)與眾不同的文學世界。
薩特十一二歲的時候就開始寫一些歌頌英雄的書，到巴黎后他開始接觸嚴肅的作品，并對古典文學產生了興趣。薩特很想進入文學圈，不是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文化人。盡管在探險文學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但在外公家讀過的另一類書，如《悲慘世界》、《包法利夫人》等，讓他意識到，文學并不總是包含探險的因素，他應該進入現(xiàn)實主義，從游俠故事過渡到現(xiàn)實主義，也就是講那些自己能見到的人的故事。
而對薩特來說，哲學就是對世界的認識。所有的科學都屬于哲學。通過方法論，我們了解怎樣建設一門科學。一旦一個人懂得怎樣建設數(shù)學或者別的自然科學，這就意味著他理解了全部的自然科學和數(shù)學。所以，薩特認為如果自己專門研究哲學，就將會學到應在文學中談到的整個世界?！翱梢哉f，哲學給了我內容?！?/p>
自從開始研究哲學、開始寫作，薩特認為文學的目標是寫一本書，以便向讀者展示他從前沒有想過的事情。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他的理念：“我要展示一個世界。不是那些人人可見之物，而是那些我見而未識、卻能揭示這個世界的東西?！背蔀橐粋€好作家，最重要的是，揭示世間的真理。
薩特說到自己從十六歲開始，看待事物就有屬于自己的、盡其所值的獨特視角，并通過這些視角，發(fā)明了一大堆觀念。一方面，比起看這個世界，遣詞造句更能讓他習得真理，通過遣詞造句而掌握了物之本尊。另一方面，為了寫出好東西而寫，才是應有之義。也就是說，“讓有價值、能代表你的東西發(fā)乎于心、宣之于外”。人在他自己的書里是在場的，人的價值來自他的書。
薩特把文學列為第一位，哲學第二位。哲學本身沒有絕對的價值，哲學思考的是超越時間的現(xiàn)實，時過境遷后，哲學會相應變化。文學則相反，它盤點的是當下的世界，即我們通過閱讀、討論、情感和旅行所了解的世界。哲學所議之物遠遠超過我們今天的個人視角?！拔乙獙崿F(xiàn)文學上的不朽，哲學是必由之路?！?/p>
因此，作品（包括文學作品、哲學作品以及薩特創(chuàng)作的戲劇等）超越了當下的現(xiàn)實?！拔蚁胂笞约褐蒙碛谟篮愕纳?。藝術品能超越世紀而長存；如果我創(chuàng)造了一件藝術品，它長存于世，那么我這個道生于斯的作者也將長存于世。”
當談及閱讀方面的主題，薩特無疑讀了很多書，他的外公就是大學教授，書籍很豐富。薩特樂在其中，閱讀成為他最重要的娛樂，甚至讓他癡迷不已。而從哲學班一年級開始，閱讀普魯斯特、莫朗等人超現(xiàn)實主義的書籍，讓薩特從探險小說過渡到文化小說和書籍，這被薩特稱之為“改變了我的的世界”。一個文化人，自然和他從小開始的家庭環(huán)境、學校教育密不可分，西方經典著作、“對口味”書籍的熏陶和沉淀在形成他的世界觀和自己獨特見解的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關于閱讀和寫作的事情，據(jù)說在薩特的《詞語》中有較多描述，日后有機會再行拜讀。在談話錄中，讓我更感興趣的是，是他關于時間性和客體的說法。
在薩特看來，文學作品中的時間是根本性的?！氨粍?chuàng)造的是讀者的時間。首先，讀者有屬于自己的時間；其次，我們把時間放在一個為讀者創(chuàng)造并在讀者身上發(fā)生的時限之中。在閱讀的同時，時間就變成了讀者制造出來的客體。”“一個客體有它自身的時限，有它的開頭和結尾。讀者讀到的一切與前面發(fā)生過及后面將發(fā)生的事情遙相呼應——作品自身的時限由此呈現(xiàn)在書中……這個時限在閱讀中由始至終既屬于讀者，又不屬于讀者。這就預設了作者和讀者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關系，因為作者并非簡單地平鋪直敘，他的敘述需要讓讀者真正能夠根據(jù)寫出來的文字構建出小說的時限，自行復原個中因果?！?/p>
此外，薩特談到“（文學作品中）詞語是一種美的要素，但也是準確和真實的要素?！边@不禁讓人想到，翻譯是多么重要的橋梁。所有國家的文字和我們的唐詩宋詞一樣，都有詞語之美；句式帶來的想象空間更打開讀者與作者共同創(chuàng)造的超現(xiàn)實世界。我們喜歡閱讀國外經典著作，如果沒有翻譯巨匠充分領會作者的用意，如果沒有翻譯工作者對當時社會環(huán)境和所在國文化基礎的認識，讀到詞不達意的著作還不如不讀。又想起二十世紀之初，現(xiàn)象學之前在英國興起的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語言問題，成了哲學的中心問題。的確，語言的發(fā)明及其復雜性，帶來我們對世界、對事物真實性的不同解讀。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通過語言的呈現(xiàn)和表達，可能帶來不一般的效果。除了語義，還有語法形式，和邏輯形式交織一起，帶來一系列的哲學問題。此乃后話。
波伏娃和薩特關于自由、平等、無神論、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對話，感覺細碎而不連貫的。猜測一是與薩特當時的身體狀況和思考能力有關；二是對于薩特的一生來說，來源于當時復雜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思想是流動和變化的，需要與他各時期的作品、文章和演講內容結合來看；三是談話內容畢竟經由波伏娃整理，波伏娃是如何理解和呈現(xiàn)還需另當別論。
談話錄也透露了薩特一些小秘密。比如，波伏娃談到薩特在寫《辯證理性批判》的時候，處于一種運動員似的亢奮狀態(tài)，主要是大量吞服“科利德蘭”-一種興奮劑以后寫的。薩特承認，依賴“科利德蘭”，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追求想象，“在工作時就會處于一種渾然忘記自己身體的狀態(tài)。我通過筆的運動自我攫取，想象與文思悄然成形?！痹谶@方面，相信很多人都深有同感。我自己在需要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時候，咖啡和蛋白質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在談到“在一起”這個話題時，薩特憶及在巴黎高師、部隊營房、戰(zhàn)俘營時與一些同伴的軼事和友誼，與加繆、阿隆的決裂也提到具體的事件，政治態(tài)度大異其趣似乎是主要原因：“我和人鬧掰，總有重要的原因，而最終下決心決裂的總是我。”薩特更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比起年長者或同齡人，我更能在年輕人身上找到自己。年輕人只要對哲學有興趣，就有一套不按理出牌的求思方式，這和我自己問探究思想和真理的方式是一致的?！倍谂c男人之間交往時，薩特并不喜歡成為傾訴對象，而“更希望他們來找我時，把我看作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
薩特與女人的關系又是如何呢？在那個伸張女權主義的年代，這可是身為女性主義理論奠基人的波伏娃最關心的話題。波伏娃引述薩特曾經說過，在和女人的交往中他是更有支配性的，“那些和我發(fā)生關系的女人是我主動找來的，應該由我來引導她們……我感興趣的是將我的知性重新浸泡在一種感性之中?！彼_特覺得，大概35歲或40歲時，知性和感性代表了個體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我執(zhí)意要求跟我發(fā)生關系的女人必須漂亮，這是讓我的感性得以發(fā)展的手段”?！坝捎谙Ｍl(fā)展自己的知性，男人要先設法放棄一部分感性，結果就會向對方-女人-要求感性，也就是說，他占有那些感性的女人，以使自己的感性變成女人的感性?！彼_特的女朋友非常多，甚至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薩特被發(fā)現(xiàn)躺在臥室地毯上醉得不省人事，就是“與他交往的女朋友不知深淺，給他帶來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
薩特是波伏娃一生的最愛，這是一對智力和情趣都十分匹配的情侶，他們之間是無所束縛、各自獨立的生活。在與女人關系的話題中，并沒有對兩人之間關系的問答。是不是靈魂已經高度一致，任何的表白都是多余的呢？
一個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是從何時開始形成的？他的家庭背景和幼年成長時期如何為他提供思想上的可能？社會環(huán)境如何推波助瀾，他自己在其中的行為和發(fā)揮，主動還是被動？他本人的生活習性、人生態(tài)度，是否如王陽明一樣與自己的哲學理念“知行合一”呢？——這就是我最感興趣的內容。
最初認識薩特和波伏娃，是在英國莎拉·貝克韋爾著《存在主義咖啡館》。最經典的前奏是如此開篇的：
巴黎，1933年。三位朋友正坐在蒙帕納斯大道上的煤氣燈酒吧里喝杏子雞尾酒。其中一個叫雷蒙·阿隆的年輕哲學家，正在向同為哲學家的讓-保羅·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盛贊一種他在德國發(fā)現(xiàn)的新鮮哲學——現(xiàn)象學?！澳憧?，”他說，“如果你是一個現(xiàn)象學家，你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然后從 中研究出哲學來！”就這樣，20世紀影響最廣泛也最深遠的哲學運動發(fā)端了。受到啟發(fā)的薩特，將現(xiàn)象學與他那種法式的人文主義情感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立了一門全新的哲學思想——現(xiàn)代存在主義。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是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倡導者之一 。1943年，薩特出版了《存在與虛無》，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系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1960年，薩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實用整體理論》，而第二部分則一直沒有完成。
薩特是法國戰(zhàn)后重要文學流派存在主義的倡導者，1938年出版的文學代表作《惡心》是存在主義的著名小說，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日記體小說，通過中心人物羅康丹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表達了作者的哲學觀念——存在主義。 1963年《現(xiàn)代》雜志發(fā)表了薩特的自傳性小說《詞語》。
薩特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獎項，包括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在戰(zhàn)后的歷次斗爭中都站在正義的一邊，對各種被剝奪權利者表示同情，反對冷戰(zhàn)。當1980年4月15日，74歲的薩特病逝于巴黎，十萬群眾為他送葬，表達悼念之情。
而對于西蒙娜·德·波伏瓦，除了這本書，尚未讀過她的任何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