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蓮、潘巧云以及閻婆惜這一組女性在《水滸傳》里都屬于淫蕩不堪的禍水一類，其中潘金蓮筆墨較多了一點。
潘金蓮是大戶人家的使女，“眉似初春柳葉，臉如三月桃花”，但命運多坎坷，只能依從當時的社會倫理，嫁給武大郎。于是她自然不愿遵守清規(guī)戒律，在現(xiàn)實婚姻中試圖掙扎出逃。
她初見小叔子武松，便生“風情月意”，“情意十分殷勤”，無奈天傷星不理不睬，壞了金蓮拿定的“我今日著實撩斗他一撩斗，不信她動不動情”的主意。她便只好將委屈隱忍，故心生怨恨，遂經(jīng)不起王婆調(diào)弄風情，與西門慶“云情雨意兩綢繆，戀色迷花不肯休”了。加上這西門大官人又不是愛情至上的可靠男子，最后就發(fā)展到眾人皆知的橋段，即大朗性命難保，武松替兄報仇，怒而殺嫂，逼上梁山。她的命沒了，小叔子的命運也隨即改寫了。
后人在諸多的評論中對潘金蓮賦予了太多的同情，其實一層層抽剝潘金蓮的不幸婚姻，可能最多的緣由還是在于武大郎的長相實在不好，人也實在太老實無情趣吧。的確，他的硬件實實不能和金蓮匹配的！
可是潘巧云卻與潘金蓮不盡相同，那相同之處則在于天性中都自有風流，不同在于潘巧云長的是“黑鬒鬒鬢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裊裊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翹尖尖腳兒，花蔟蔟鞋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兒”的另一種美，是名副其實的“風韻寡婦”。
還有，她的丈夫楊雄高大英俊，和武大郎實在不用比什么。除此之外，楊雄還有一份兒體制內(nèi)的工作，除了經(jīng)常上夜班以外，幾乎沒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一個前夫死去的二婚女人，境遇到此已經(jīng)很夠意思了，況且還有一個貼身侍女迎兒日日侍奉，日子應(yīng)是很好啊。
但是，潘巧云卻常常對石秀“說些風話”，令正直的石秀反感。最不齒的就是和那惡僧裴如海勾搭成奸的事兒，“眉眼傳情意不分”，“卻向僧房會雨云”。與之成奸后，更是主動為幽歡出策，還誣陷石秀，用心毒辣，最后就出現(xiàn)了“楊雄罪罵潘巧云，石秀智殺裴如海”，最最后，楊雄怒殺潘巧云，和武松一樣失去了吃商品糧的城市戶口，只好落草為寇了。
那么，就算潘巧云在兩性生活中因為楊雄的工作作息受到了一些影響，或者說性生活受了一點影響壓抑，但是她的種種不是，卻應(yīng)該源于本性的不仁、不善、不忠吧？
潘金蓮在《水滸》中筆墨濃了一些，后面的《金瓶梅》啦，七七八八別的說法啦，所以后人對潘金蓮的同情較多一些，可是細細究來，這兩個姓潘的，皆不省油，都很是不淑的。
假若潘金蓮對大郎不滿，但不是主動對武松拋媚眼，獻殷勤，更不和花心男西門慶有那么一腿，是不是后人就會多一些同情和原諒了。
同理，潘巧云若能珍惜二次婚姻，知足于楊雄提供給她的物質(zhì)生活，最好有空了再縫縫衣，繡繡花，或者再看書識字，那就完美至極了，省得后人一提起她和那和尚裴如海通奸就想替楊雄先收了她。
當然，如果兩個潘姓女人都如上述賢良了，那《水滸傳》就大大地少去看頭了。
可是施耐庵自然是大家，他寫出的這一批禍水女人，怎能沒有用意。
據(jù)說施耐庵寫《水滸》時，因為站在元末江浙一帶的義軍領(lǐng)袖張士誠的立場上，對張士誠反元起事時的兩個伙伴，即潘云紹、潘原明哥兒倆的為人異常鄙視。因為張士誠稱了吳王，潘元紹有機會被招為吳王愛婿，潘原明則手握重兵，出鎮(zhèn)杭州，但這二潘在張士誠危難之時，竟先后投降了朱元璋，從而加劇了張士誠的失敗。
因而，施耐庵寫《水滸》，其實是對二潘不乏恨之入骨之意的，他特意將書中兩個背著夫君偷偷打野食的不貞之婦，都取姓為“潘”，以示憎恨至極。這就令人不由自主想到此處的二潘等同于“小人”，而“小人”和那個時代的禍水“女子”也算作等值吧，故潘金蓮和潘巧云，就被施耐庵狠狠地扔在這里遭觀者懲處，可見他胸中憤慨狂怒之多。當然，已經(jīng)有兩個女人姓潘了，也就有必要讓婆惜姓“閻”，故事就會有趣一些了。
古往今來的諸多大家，其實都容易在自己的作品里給予各種愛憎分明的觀點，尤喜把那個生活中最恨的人找個替身在作品中好好糟蹋一下，不得不說是一種多么高明、多么有效的情緒釋放方式。
只是，看經(jīng)典巨著《水滸傳》，上述這一小小觀點僅是打個岔，差個心慌而已，因為這部巨著的復雜主題容納了農(nóng)民起義學說，包含了市民學說，寫了官逼民反，寫了反貪官不反皇帝，寫了忠奸斗爭，歌頌了江湖豪俠，在豐富的主題內(nèi)容下，這些女性的命運似乎有些舉重若輕，甚至無須有過多的議論。
但是，這些女性形象確實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完成了藝術(shù)形象的使命，值得每位讀者深思一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