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紹年幼時，其父晉元帝閑坐，將他放置在膝前，正遇長安使者來，因此問司馬紹說：“你說太陽與長安哪個遠？”

司馬紹回答說：“長安近，不曾聽說過人從日邊來，由此就可以知道了?！?/p>

晉元帝覺得神奇。

第二天，群臣宴會時又問他這個問題，回答說：“太陽近，抬頭就望見日，但卻望不見長安?！?/p>

晉元帝臉色一變說：“怎么和昨天說的不同呢？”

司馬紹回答：“昨天長安來使者，我怕父親因我們失去中原故國而悲傷故而說長安近。今天群臣都在，正是需要激發(fā)大家斗志，奮發(fā)圖強，以期恢復中原，所以我說太陽近長安遠。”由此晉元帝更覺得他是個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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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我思考最多的是毛澤東思想

在阿里最艱難的時期，馬云就推行過三種“毛澤東式”的管理運動：以“延安整風運動”來統(tǒng)一價值觀、統(tǒng)一理想，以“抗日軍政大學”來培訓干部團隊的管理能力；以“南泥灣開荒”培養(yǎng)銷售人員面對客戶應有的觀念、方法和技巧。在人力資源體系中，直接照搬紅軍的“政委”系統(tǒng)，原則是：“把支部建在連隊上”。

史玉柱：我背的最多的是《毛澤東選集》

史玉柱特別關注毛澤東1949年之前在軍事、戰(zhàn)略等方面的謀略，對于之前的失敗，史玉柱的反思是：“關于毛澤東的著作呀，我覺得我過去是沒有讀好，過去確實不自覺地學了些他的東西。我覺得學的都是形式上的東西。過去有的地方做的確實是形式上的?，F(xiàn)在，我覺得不應該學習他形式上的東西，因為畢竟環(huán)境不一樣，對象不一樣。不能學形式上的東西。應該學他思想上的東西。我們現(xiàn)在在做管理的時候，國外那套管理不能拿過來用，那套制度過來是不合適的?！?/p>

任正非：華為的紅旗不能倒

1995年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紀念日，任正非在市場部整訓大會上發(fā)表了《目前的形式與我們的任務》，題目與毛澤東在1947年發(fā)表的文章完全相同。1998年，任正非寫了一篇《華為的紅旗究竟能打多久》，人們很自然地將此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那篇著名文章聯(lián)系到一起。同年，在華為舉行的“產(chǎn)品研發(fā)反幼稚大會”上，任正非以《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為題發(fā)表講話，用毛澤東50年代訪問蘇聯(lián)對中國留學生所講的這句名言，鼓勵華為的年輕研發(fā)人員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華為經(jīng)過努力一定能夠發(fā)展壯大，成為與國際巨頭比肩的企業(yè)。一名跟隨任正非多年的老員工介紹，任正非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一有閑工夫，他就琢磨毛澤東的兵法怎樣成為華為的戰(zhàn)略。而此前，任正非在部隊期間就是“學毛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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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軍：游擊戰(zhàn)是小企業(yè)的競爭法寶

雷軍同樣推崇毛澤東思想，他表示自己是《毛澤東選集》的讀者。在金山創(chuàng)業(yè)期間，雷軍活學活用了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術，從小處入手，推出一連串跨越各個領域的產(chǎn)品。

宗慶后：《毛澤東選集》我讀了30年

在紹興下鄉(xiāng)勞作的15年間，宗慶后唯一的讀物就是《毛澤東選集》，后來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毛澤東的一些思想還真能用到自己的管理上。他的“農(nóng)村包圍城市”、“避實就虛”等戰(zhàn)略，對我謀劃和管理企業(yè)有很大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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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史籍的愛好，貫穿于他的一生。

讀得最多的、批注最多的歷史書籍是《二十四史》。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藏書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整整讀了24年。

1976年9月8日這一天，毛澤東看文件、看書11次之多，共計2小時50分鐘。毛澤東讀過多遍的這部《二十四史》中的《晉書》、《南史》等分冊就一直放在他的身邊，這部書一直陪伴著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8過去十年了，在我的記憶中1997和2008都是濃墨重彩的大事年，時代的巨變和突然的災難最終會映射到個人平凡的生活中。

萬事萬物都有兩面，失去讓人學會珍惜，得到讓人變得貪婪，愛讓人學會了恨，恨教會了人原諒。因為被改變的永遠改變，被剝奪的永遠剝奪，人類最大的能力就是接受的能力，所謂的大歷史，大事情最終都會歸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