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1Q84》在德國出版之后，德國群眾很快發(fā)現(xiàn)有兩個地方可以對號入座，一個是男主父親的職位——NHK電視臺收費員，一個是女主父母信奉的教派——正仁會。

德國每一個家庭，每個季度都會收到一張繳費單，是德國廣播電視聯(lián)合收費的項目，這種事情在德國都是寫信的，不用派人上門催繳，不耗費人力，但你絕對不敢不理。

群眾認為這是流氓行為，因為廣播和電視播出廣告，群眾看廣告就等于繳費了，不應該額外再收費。但是一個季度五十多歐元的費用，還不足以激起反抗行動。局部有維權律師出面打官司，敗訴收場。

類似于正仁會的東西，德國也有，歐洲歷來不乏熱衷于建立烏托邦的人。各宗教流派對伊甸園的幻想是烏托邦的基礎，馬克思成名之后，Kommunismus也成為重要的烏托邦之一。

依我看，目前德國最火的烏托邦是德國綠黨，各種正確，各種手段，讓人防不勝防，極端和狂熱的情緒讓人不得不想到Nationalsozialist（縮寫nazi)。

說到綠黨，繞不開它的創(chuàng)始人——20世紀最著名最具影響力的德國當代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他的行為藝術為他掙得了巨大的名聲，在我看來，博伊斯的軌跡和發(fā)動二戰(zhàn)的老希可說是異曲同工，這導致綠黨成為一個危險的黨，只不過老希用的是軍隊，博伊斯用的是藝術。

博伊斯是位頗具爭議的藝術家。

他是天賦極高的自我宣傳者，編造自己傳記，挑戰(zhàn)學院體制而被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辭退的教授；

他混跡新納粹圈的同時聯(lián)合創(chuàng)立了綠黨；

他是開著大賓利去兜風的環(huán)保人士；

反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者同時又是曾間接幫助納粹的銀行家赫爾曼·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的朋友；

博伊斯是其狂熱崇拜者眼中那個有遠見的人，還是批評家口中的騙子？

漁夫背心和帽子是博伊斯的標志性行頭，油脂和毛氈是他偏愛的創(chuàng)作材料，這和他無法考證的二戰(zhàn)經歷有關。他反對資本主義，想用藝術治愈世界，他說“人人都是藝術家”。他安靜或騷動地當一個藝術家多好，非要利用政治工具改造全人類的思想，我覺得他太膨脹了，盛名之下人難免飄。

博伊斯是著名的當代藝術家，當代藝術是個什么鬼，很難說清楚。當傳統(tǒng)的繪畫和雕塑走到盡頭之后，藝術只能從觀念上尋找突破。當代人看不懂當代藝術很正常，就像在梵高的時代大家也看不懂他一樣，藝術創(chuàng)作總是先于藝術欣賞的，當代人喜歡印象派恰好可以證明這一點。粗略地講，印象派可以算做當代藝術的起點。

第一步，印象派用光來打破繪畫的客觀描摹，讓東西變得不那么像個東西；

第二步，畢加索用立體派繪畫打破繪畫的邊界，使繪畫不再是要畫什么東西，而是讓繪畫本身成為一個東西；

第三步，杜尚用他的小便器宣布，藝術神馬東西都不是，讓藝術徹底消解；

第四步，博伊斯用行動表示，藝術存在于藝術和社會關系之間，用藝術引領人類生活，藝術要對人的生活有影響有作用。比如他認為保護環(huán)境是一種藝術，他搞了很多與環(huán)保有關的行為藝術，大多數(shù)需要群眾參與，他把自己的行為藝術稱為“社會雕塑”。

必須要說，博伊斯的藝術語言是很棒的。

“如何向一只兔子解釋藝術”——1965年，在杜塞爾多夫的一家畫廊里，博伊斯把自己反鎖在玻璃房間里，頭上涂滿蜂蜜并粘上金箔，抱著一只死了的野兔，來回踱步，他一邊擺弄兔子的耳朵和身體，一邊喃喃自語。觀眾隔著玻璃圍觀。

博伊斯1974年的行為藝術——“我喜歡美國，美國也喜歡我”，他和一只土狼在紐約一家畫廊的房間里共處了兩天——這不僅為他贏得了“薩滿”的稱號，也使其作品在藝術市場上的價格直沖云霄。從某種意義上說，藝術和巫術本就是一種東西，區(qū)別在于是給予人警醒還是蠱惑。

1977年，博伊斯在第六屆卡塞爾文獻展上安裝了“工作場所的蜂蜜泵”——一種對資本主義的藝術批判。

1982年第七屆卡塞爾（Kassel）文獻展上博伊斯發(fā)起 “7000棵橡樹”植樹行動，每種下一棵樹就在旁邊種一塊石頭，表達的是“城市造林取代城市管理”的理念。至今，世界各地已有不少城市模仿這一行為，如果你看到排列整齊的樹+石頭，那肯定是致敬博伊斯沒錯了。橡樹+石頭作為城市景觀是很棒的，但是讓樹和石頭管理城市，是想回到原始社會嗎？或者是種樹美化環(huán)境就能使人回歸純凈自然狀態(tài)，完全自由地生活？所以說藝術家的行為只能欣賞不能實施，烏托邦只能局部存在，而且必須在外部安定和平的環(huán)境下才有可能存在，整個世界化為烏托邦絕對是一場災難。

行為藝術已經不能滿足博伊斯的創(chuàng)造欲了，于是他順手創(chuàng)立了綠黨。在此之前，德國最有影響力的藝術家是Adolf Hitler，沒錯，就是二戰(zhàn)時期的德國總理，這個維也納藝術學院的落榜生，把全部的藝術抱負化作一場席卷全球的行為藝術。

博伊斯說“人人都是藝術家”，講真，這句話有毒，有暴力和獨裁的毒，如果人人都是藝術家，那人到哪里去了？人和人性可以輕描淡寫地用藝術抹煞嗎？藝術家成為意見領袖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博伊斯是牧羊人，藝術觀眾是羊群，他揮動藝術的皮鞭，羊群享受這溫柔的皮鞭，心甘情愿被奴役，自覺性被剝奪，心底產生一種悲壯感，像毒藥一樣讓人上癮欲罷不能。

如果只是單純的沉溺于藝術，或者利用藝術來達到某種社會的平等，都是極好的事。問題在于當所謂的平等要靠獨裁來達到，藝術淪為獨裁工具的時候，其煽動力和破壞性就比較恐怖了。

很巧的是，博伊斯出生在德國北威州重要的紡織工業(yè)城市克里菲爾德（krefeld），離我家僅六公里。今年是博伊斯誕辰100周年，所以在北威州多個藝術館舉行了他的回顧展和研討會，邀請了很多藝術家、作家、思想家、活動家以及環(huán)保人士來探討博伊斯對今天的我們有什么啟示。

博伊斯把環(huán)保從行為藝術帶入政治，漸漸展露其危險性，由于瑞典環(huán)保女孩格蕾塔也參與了研討會，讓我更堅定了綠黨就是一個極端環(huán)?？植澜M織。

要是我的女兒在十六歲的年紀就是這幅表情，我只想去死。

格蕾塔現(xiàn)在的官方身份是——瑞典氣候活動家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她的出場總是很辣眼，我非常不喜歡這個滿臉病態(tài)和仇視表情的瑞典女孩，好像全世界的成年人都虧欠她，16歲時為了逃學編造一個環(huán)保串聯(lián)的借口一舉成名，她除了抱怨和煽動極端情緒，屁都不懂，無非一個被利用的政治工具而已。

逃學到處游蕩就能揚名立萬，是許多青少年的夢想，但迫于責任和義務的壓力，絕大部分不敢去實施這個夢想。如果我們的青少年都是格蕾塔的路數(shù)，世界遲早玩兒完。

如果把格蕾塔的行為看作一種行為藝術表演，倒是有一點點價值，可看作是一種引領，一種反叛，一種嘲諷。

但不幸的是，他和她，博伊斯和格蕾塔，都投靠了政治，想把烏托邦的狂想帶進現(xiàn)實，后果不可預料。

以上是我對博伊斯和他的綠黨的個人看法，帶有嚴重的個人偏見，不要輕易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