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我從北平來到杭州，進入杭州國立藝專學習美術。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祁先生。
那是在第一節(jié)國畫課上，上課鈴剛響過，一個高高瘦瘦的男子走進了教室，講臺下忽然傳來了低低的噓聲。那人三十歲上下，穿著一身半舊洗褪色的灰藍色褂子，面孔蒼白，頭發(fā)不長，卻亂糟糟的，一副沉重的圓眼鏡架在鼻梁的半中腰，然而胡子卻被刮得干干凈凈，有幾分落魄且怯懦的意味。
我是插班生，不明就里，忙問旁邊的同學這噓聲的緣由。這才知道，這個祁先生家世復雜，有一個在滿洲國為日本人做事的父親，又有一個日本母親，未娶太太。早些年他曾在日本東京帝國美術學校讀書，回國后卻不知為何離開了沈陽，碾轉到了北平賣畫為生。那個年代，怎么會有普通人有閑情買畫，他的日子窮困潦倒，無以為繼，幸而最終遇到了懂畫的人，資助他在北平辦了一場畫展，從此一鳴驚人。
民國十七年，國立藝專在杭州成立，他在一位國畫大師的推薦下，南下杭州，被聘任為藝專的國畫課教授。這位先生兢兢業(yè)業(yè)，從來未出過任何過錯，只是在為人和講課方面有些不合時宜的迂腐。當時的學校招納了一大批留過洋的教授，思想風氣開放，教授之間，甚至學生之間，對國內國際形勢也都是各執(zhí)己見，常常有一言不合爭吵起來的。只有他一言不發(fā)，每天邋里邋遢，上課下課，批改作業(yè)，每逢有人問起，總是誠惶誠恐地一笑，唯唯諾諾地攥著衣角，仿佛總是怕自己被牽連其間。時間長了，便有思想激進的教授開始瞧不起他，偏頗地將對日本人的厭惡發(fā)泄在這個可憐人身上，冷嘲熱諷在所難免。漸漸的，學生們竟然也開始瞧不起這位先生——幾年之間，他仿佛變成了一個奇怪的小丑，只有他自己仍不自知。
不過平心而論，他的確是一名丹青好手。聽說他曾經為了完成一幅巨幅山水，把自己足足在宿舍里關了一個月，常常廢寢忘食，隔壁的老教授實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每日為他送去三餐。據說后來那幅畫被藏家高價買了去，后來幾經輾轉被英國皇室收藏。
令人失望的是，他顯然不是一名合格的教育者：低沉乏力的語調，嗓音微微顫抖，有時還會尷尬地破音，缺乏自信得緊。他總是一只手拿著課本，另一只手緊緊攥住桌腳，仿佛在極力避免摔倒一樣，看起來像是一個可笑的小腳老太太。
這一年夏天，在舉校慶祝建校十年校慶之際，發(fā)生了一件非比尋常的大事。公歷七月八日，《大公報》頭版赫然刊登著一行觸目驚心的標題：盧溝橋中日沖突，日軍炮轟宛平縣城。不出一日，中日開戰(zhàn)的消息傳遍了大街小巷。
一時間，學校中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緊張的氛圍。一部分學生開始收拾行囊準備返鄉(xiāng)，而另一部分學生則隨時準備奔赴戰(zhàn)場，為國效命。我收到了家里拍來的電報：“一切無恙?！睆拇送耆チ思依锏南ⅰＳ谑俏颐咳粘科鸬谝粫r間買來報紙，頭版的戰(zhàn)況緊緊牽動著我的心。
這時，一部分教授開始停課，每日的授課內容由繪畫變成了抗日救亡，有幾個較為西式的教授，帶著學生上街作抗日宣傳畫：碩大的鬼子頭上，用鮮紅的顏料畫著一個大大的叉，生動又解恨。而這邊的祁先生卻依舊上課下課、批改作業(yè)，對戰(zhàn)爭的消息似乎充耳不聞。起初幾天，有個別學生拒絕來上他的課，后來的情況竟然發(fā)展到令人尷尬的地步：有激進的學生開始在私底下稱他為“日本腿子”。那段日子，總能見到在課堂上一臉尷尬的祁先生，有時像是被學生責罵了，紅著臉，攥著衣角，站在講臺上手足無措。
八月，日軍上海派遣軍開始進攻上海，且日益增兵，學校里開始掀起新一陣的恐慌，這一次的恐慌不同于以往，這種不安的情緒是如此真實，并且迅速地席卷了整個學校。開始有個別教授陸續(xù)離校，常常是今日上完課第二日便遠走香港。然而祁先生還是一如既往地上課，他的姿態(tài)著實惹惱了不少學生，甚至有學生往他的宿舍門前潑油漆，觸目驚心的紅色，就像是一地鮮血。他也只是尷尬地笑笑了之。
直到一日，國畫課上終于不見了祁先生的蹤影，學生們心照不宣：這位國畫先生雖教授中華藝術，但骨子里到底流著一半日本人的血。戰(zhàn)火連天，這位平日怯懦無比，且對戰(zhàn)爭毫無憐憫之心的“日本”先生，自然是回他的滿洲國去了。
日子還是一天一天地過，戰(zhàn)爭的氛圍越來越濃。上海方面節(jié)節(jié)敗退，戰(zhàn)爭使更多人流離失所，報紙上整版整版都是尋人啟事。直到當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日軍登陸金山衛(wèi)，杭州危急，整個學校不得不開始撤退了。于是剩下的一百多名師生，在林風眠校長的帶領下，首先到達了諸暨吳墅，未及十日，日軍逼近杭州，學校決定繼續(xù)西遷，又到達龍虎山天師府。在天師府里，我們恢復了上課，也算度過了一段相對平穩(wěn)的日子。我也抽了空給家里寫了信，能不能寄到就全憑運氣了。
此時距離祁先生離開已經有將近三個月了，就在我們將要淡忘掉他的時候，一件事情徹底打破了這短暫的平靜。
有一天，那個當年在他作畫時為他送飯的教授，在講課時忽然停了下來，沉默了幾秒，然后問我們：“你們知道祁先生去了哪里嗎？”
講臺下立刻有人露出了嫌惡的表情。
老教授嘆了一口氣，然后說道：“自從上海陷入戰(zhàn)事，祁先生每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閱讀報紙，目之所及滿是死亡與流離失所，眼淚滿襟。無奈他天性不善言辭，又因幼時受過驚嚇不喜與人打交道，常常被人誤會指責卻無力還口。他常常感嘆，國家之難，匹夫不能免于其外，于宏大的民族危難之中，常常能窺見人的憐憫之心。他當年從東京歸國，便因理念不同，與父母一言不合獨自出走北平，寧可賣畫為生都不愿再回到欺世盜名的所謂“滿洲國”。如今戰(zhàn)事終起，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于是他決定棄筆從戎?！?/p>
講臺下立刻安靜了下來。幾秒之后，學生們紛紛竊竊私語。
“當他告知我這個想法的時候，我也被他嚇了一跳?！崩辖淌谡f：“不過平時木訥的他，此時卻忽然開竅了。他委托故友安排，幾番周折，終于成功混進了第八集團軍?！?/p>
“第八集團軍？那不是在戰(zhàn)場上的部隊？”我驚訝道。
“是啊?！崩辖淌谡f：“一個拿了二十幾年畫筆的人，現(xiàn)在竟然端起了槍，你們說可不可笑?！钡辖淌诘哪樕戏置鳑]有笑容，反而是深切的沉痛。同樣的表情也出現(xiàn)在了學生們的臉上，上海淪陷了，日寇的轟炸機炸碎了每一個學生的企盼。
那一天，我們所有人都沉默了。仿佛一個巨大的石頭壓在心上，濃重的愧疚籠罩在我們的頭頂。
我們深刻地明白，這個國家所罹受的災難，本就是我們共同承受的痛苦，根本就沒有希望，卻偏要創(chuàng)造出希望來，那么就缺少不了這些人：他們從來不曾抱怨和仇恨，從不辯解、從不憤怒，然而他們的心中自有一片天地。面對危難，有一些人選擇了逃離，他們是社會的精英階層，卻不能擔承擔起與這榮譽同等的責任；而另一些人，卻在這個時候默默地扛起槍，然后撐起了這個國家最后的希望，讓這個國家龐大的身軀不會倒下，他們是這個國家的魂。
杭州藝專全體師生幾經輾轉，最終于1938年初到達湖南沅陵，與北平藝專合并，個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也。
后來我再也沒有見過祁先生，他或許已經陣亡了，但我仍溫柔地企盼他還活著，并且在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如他所愿的那樣，安安靜靜地作一輩子山水，將這個國家的所有宏偉江山都畫于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