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因果報應，是聽鄰居趙婆婆和狗屎巷唐婆婆講古，那時候就叫擺老龍門陣。兩位老人都是舊社會的過來人，裹了小腳，守寡，滿腦子“封建思想”，講得最多的是鬼故事。她們口中的陰曹地府、刀山油鍋，專門針對惡人，即使在悶熱的夏夜，也聽得陰風陣陣。雖嚇人，偏要聽。
民間信奉的這套因果報應，大抵與變味了的佛教有關。作惡者，尤其是罪大惡極者，按兩位婆婆的說法，篤定是要下地獄的。下地獄還不算完，刑滿釋放投胎，不變牛就變馬，輪回幾輩子方可變人——變人也只能當叫花子，有上頓，沒下頓。總之不能作惡，作惡沒有好下場。兩位老婆婆極善良，常茹素，口頭禪便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唐婆婆更有意思，一個大字不識，除了愛說“人在做，天在看”和“舉頭三尺有神明”，還知道“天網(wǎng)飛飛（恢恢），疏而不漏”。
倘若魯迅先生聽見，他那清癯的臉上，必定會浮現(xiàn)出悲憫而又冷峭的神情。在他看來，這分明是深重的苦難中，無處申告的弱者，用來自欺與慰藉的“軟刀子”。 她們將現(xiàn)世的公道，寄托于虛無縹緲的來世與神明，這本身就是一出悲劇。
兩位老人在世的那個年代，民風確也淳樸，鄰里之間禮尚往來，偶有紛爭，爭吵幾句便罷，當時面紅耳赤，事過之后仍然會問“吃了沒有”，顯得一團和氣?？偟恼f來人都善良，但善報卻從來看不分明，大家一律吃不飽，日子苦哈哈。“惡人”也有，最大的惡是偷雞，惡報來得倒快——被捉住了，往死里揍，揍完了才扭送派出所。奇怪的是慣偷總打不死，一直活得上好，小偷活成老偷?；蛟S，在老天爺眼里，偷雞摸狗只是小惡，懶得管。
魯迅的目光，總能穿透這“一團和氣”的薄紗，看見其下森嚴的等級與吃人的本質。 他筆下的祥林嫂，捐了門檻也贖不清“罪孽”，周遭人用的，不正是唐婆婆們的邏輯？——你的苦難，定是你前世作孽的果報。這輕飄飄的“因果”二字，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旁觀者心安理得的借口。這“報應”之說，于是成了舊秩序最狡猾的共犯，它巧妙地將社會施加的酷刑，解釋為受害者自身的罪有應得。
長大后讀了些書，尤其是史書，疑惑便更深了。將善惡的獎懲權交給上天，這天卻似個昏聵的衙門，始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明太祖朱元璋，僅藍玉一案便株連一萬五千余人，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藍玉是開國功臣，殺了不算，還要“剝皮實草”。郭桓貪污案，無數(shù)百姓受牽連傾家蕩產(chǎn)，死于非命的官員多達八萬。朱元璋遭報應了么？他活了七十歲，善終。他死后有無下地獄？活著的人，都沒去過，自然無法對證。
對此，魯迅的批判是徹骨的。他一生都在撕破這“瞞和騙”的假面。 他看透了，這套因果報應的戲法，在真實的歷史暴行面前，是何等蒼白無力！它從來規(guī)訓不了朱元璋這樣的“惡人”，只善于恐嚇祥林嫂這樣的“善人”。真正的惡人，是從來不信這一套的。他們信奉的是權力，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極度利己。那句“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在魯迅聽來，更像是弱者無奈的呻吟，與對作惡者遲來的、無力的詛咒。
有時候便想，這些口口流傳的“老話”，多半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吧朴猩茍蟆保菑埧疹^的支票，兌現(xiàn)期多在渺茫的來世，好讓你安于現(xiàn)世的貧賤；“惡有惡報”，則是懸在頭上的鞭子，告誡你謹守本分，莫要逾越雷池。魯迅曾沉痛地指出，中國的百姓之所以“容易做奴隸”，且做了之后還“萬分歡喜”，正是因了這類思想的毒害，讓人在“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境遇里，竟也能尋出一點虛假的安慰來。
而防止惡人作惡，究竟能靠什么？
靠天么？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但漏洞似乎總為權勢者敞開。
靠道德勸誡么？那無異于祈求豺狼像趙婆婆她們一樣吃素。
魯迅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一要“睜了眼看”，正視淋漓的鮮血，直面慘淡的人生，拋棄一切自欺欺人的幻想；二要“掮住黑暗的閘門”，寄希望于未來的“人”的社會。而這個“人”的社會的實現(xiàn)，胡適進一步補充說：（改變國民性）要靠制度。
唯有建立公正、嚴密且擁有牙齒的制度，要么把作惡者關進籠子，要么讓作惡者在此生、此世，就必然付出代價。唯有如此，才能讓唐婆婆們的善良得到現(xiàn)實的護衛(wèi)，也讓朱元璋們的暴行得到即時的制裁。這制度的建立，本身便是對“因果”最有力的回應——我們不再等待渺茫的“天報”，而是要在人間，親手實現(xiàn)那慣于遲來的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