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日本開始將庚子賠款用于所謂在華文化事業(yè)，成立了“外務省東方文化事業(yè)總委員會”，該委員會資助留學生或大學教師來中國學習進修，其中包括訪書購書。
按語：這是很早之前的一篇讀書筆記，今天重新貼出來，其實對于文化交流我一向是持支持態(tài)度的，但是每每讀到民國時期的那段往事總有種復雜的心情，用錢婉約先生的話來說是氣憤、悔恨、屈辱，想來真是有些唏噓。
? ? ? ? 中國和日本的書籍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經開始，9世紀末日本人藤原佐世編撰《本朝見在書目錄》就著錄漢籍1568部、凡17209卷，這還是失火殘存的典籍目錄，由此可見其交流之盛。而我國歷經朝代更替、書厄頻發(fā)，很多書籍都已亡佚，很多孤本由于傳到日本而得以保留下來，這也是其中值得欣慰的一件事。公元983年就有日本僧人奝然向宋太宗獻上越王貞《孝經新義》一卷和《孝經鄭氏注》一卷，這兩本書在宋代就已經亡佚，卻在日本保留了下來，令時人震驚。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來贊嘆此事。
? ? ? ?文化交流應處于平等的地位。古代中國典籍傳入日本是由于中華文化的影響力，而近代則主要是由于國力不濟、無力保護所致，這也就是為什么很多人在談到近代典籍流入日本時是如此義憤填膺了。錢婉約、宋炎所輯佚的這本《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是晚清、民國日本人在華搜尋漢籍的縮影，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漢籍逐漸外流的現(xiàn)狀，今天看來不禁感到欽佩他們的學識又為典籍外流而惋惜。
???????這本書本于2003年就已完稿，但幾經輾轉才由中華書局于2006年1月出版，書中收錄了內藤湖南、田中慶太郎、武內義雄、神田喜一郎、長澤規(guī)矩也和吉川幸次郎六人在中國訪書尋書的經過。據錢婉約先生總結，來華訪書人員主要分為學者的研究調查、藏書機構的采購和書店老板的輸入三種類型，以內藤湖南、長澤規(guī)矩也、田中慶太郎三人為代表。
???????這些人大都具有比較廣博的學識、眼光獨到，并且由于受到各方支持，財力也是十分雄厚。
? ? ? ?作為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chuàng)始人的內藤湖南在得知敦煌文物押解進京的消息，便立馬來到中國進行調查研究，而他對于沈陽故宮滿蒙文檔案文書的攝影就可見其敏銳的學術眼光和行為的狡黠。正如他所言：“把允許我們一行閱覽的部分（指內閣古書），連箱子一起搬出，向我們打開，這時，包括給我們看的人和我們這些要看的人，都不知道打開的箱子里面是什么內容?！碑敃r社會動蕩，很多學術研究根本無法開展，更沒有意識某些東西的學術價值?！暗毡救藚s為此特地進入宮中，埋頭拍攝，才知道大概是很貴重的東西，就不能放任不管。”這實在是讓人感到可悲。
???????作為文求堂老板的田中慶太郎從當時的中國向日本輸入了大量的古籍珍本，他對于漢學、版本學造詣很深，內藤湖南稱贊他：“在今天的東京，學者之中對于古書的鑒賞能力而言，沒有一人能與‘文求堂’主人相匹敵?！闭沁@種敏銳的眼光讓他為輸入古籍珍本提供了方便，而這種能力也是不斷磨礪出來的。
? ? ? ?在從后來回憶他的文章來看，他經營文求堂一方面是為了志趣，“出版嘛，就是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做出來?！绷硪环矫嬉彩菫榱擞拔宜奶镏邢壬且晃幻粲谏虣C、極富經商雄心的商人。其畢生向日本輸入中國古書的執(zhí)著，完全是作為商人追求利潤的行為，而絕非以收藏或文化事業(yè)為宗旨，這一點是明確的?！笨偟膩碚f，推動他輸入書籍的動力的還是日本人對此的需求，無論是為學術還是為收藏，田中慶太郎只是這股潮流中的佼佼者罷了。
???????長澤規(guī)矩也長期整理和汗古籍，從事編目工作，堪稱日本近代文獻學第一人。他親身造訪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地，對各個地方的書業(yè)進行了全面的了解，其《中華民國書林一瞥》就是對此的詳細介紹，而他關于琉璃廠的介紹既有橫向的概況，又有縱向的興衰變化，讓人對琉璃廠有一個非常全面直觀的認識，可以說是非常寶貴的史料。他和北京圖書館為了防止圖書外流而派來的趙萬里先生的斗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細節(jié)，雖然從中只能讓國人感到無奈。
???????說到訪書，自然避不開陸心源文庫書籍流入日本，這其中有舊藏珍本4146種，合計43218冊，全部歸入日本靜嘉堂文庫，一直以來都讓我國學者感到痛心疾首。李洋先生就曾題詩：“天官雷電六丁收，余燼豪芝尚可求。孤本中原輕棄擲，一時酸楚望瀛洲。”神田喜一郎指出與之相對的是楊守敬先生到日搜求傳到日本的貴重書籍，可見他的《日本訪書志》。事實上，除了楊守敬先生，很多當時有識之士都著力調查漢籍在域外特別是日本的情況，如黃遵憲《日本國志》、盛宣懷《愚齋東游日記》、董康《書舶庸譚》、傅增湘《藏國群書經眼錄》、孫楷弟專訪東京漢籍小說等，都可見時人對這一狀況的關心。神田喜一郎說應本著文化交流的眼光來看待這些事，僅就從學術研究的眼光或許可以理解，但是巧取豪奪、據為己有實非君子所為，和文化交流的宗旨相差就更遠了。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日本學人到中國訪書本質上還是處于對漢學的熱愛的，所購之書也大都是為治學服務，目的相對來說較為純粹，而強大的財力則是他們能從事此項活動的保證。當時的中國，社會動蕩，財力匱乏，再加上舊學式微、新學興起，對于古籍的保存和保護都有一定的問題，才導致了這種局面的發(fā)生。后來日本侵略者面目日顯、野心更大，對古物文籍都大加搜刮，已經和這一時期有了本質的區(qū)別。如錢婉約先生所說：“綜上所述，日本近代的來華訪書，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它既是中日學術關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頁，也是近代中日兩國從合作到戰(zhàn)爭的社會政治的一個縮影。從中國方面說，秘籍被盜、珍本外流，無論用氣憤、悔恨、屈辱等詞匯都難以表達歷史留給我們的回味和啟示。”我們作為后學晚輩所能做的也就是為往圣繼絕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