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時知道近代史上有個著名的“七君子”。此七人乃1936年11月23日被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名逮捕的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七位領(lǐng)導(dǎo)人，包括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該事件因日本侵華加劇、救國會呼吁停止內(nèi)戰(zhàn)共同抗日而引發(fā)，國民政府指控其“危害民國” 。事件發(fā)生后，中共中央發(fā)表宣言要求釋放，宋慶齡發(fā)起“救國入獄運動”并赴蘇州自請入獄，馮玉祥、張學(xué)良等各界人士聲援 。1937年“七七事變”后，迫于全國抗日浪潮壓力，國民政府于7月31日釋放七人。

前不久有幸又“結(jié)識”了個“七君子”：

蘇州博物館的展廳里，有一幅讓無數(shù)人駐足的畫——《七君子圖》，十余米的長卷靜靜鋪開，墨色的竹葉在宣紙上舒展，如果你湊近些，你會看到卷首三處不同年代的題字：“六逸圖”“六君子圖”“七友圖”。

為什么一幅畫會有三個名字？要解答這個問題，得先回到畫作誕生的元朝。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漢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許多讀書人想通過科舉做官，卻屢屢碰壁。仕途走不通，他們就把心思放進了筆墨里。而竹子，成了最能代表他們心境的植物——竹子空心，象征“虛懷若谷”；竹竿挺拔，代表“不屈風(fēng)骨”；即便在寒冬里，竹子也能保持翠綠，就像文人心中不變的氣節(jié)。

那時候，畫墨竹是文人圈的“潮流”，但每個人畫的竹子都有自己的特點。《七君子圖》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把元代六位畫竹高手的七幅墨竹“湊”在了一起，像一場跨越時空的“竹子聚會”。

這六位畫家里，有“元四家”之一的吳鎮(zhèn)，他畫竹時愛用寫草書的筆法，竹葉像在風(fēng)中跳舞；有擅長畫彎竹的顧安，他筆下的竹子哪怕彎著腰，也透著一股要向上生長的勁兒；還有留下唯一傳世作品的趙天裕，他的《渭川之竹圖》里，竹子長在水邊長滿青苔的坡岸上，蒙蒙的煙雨仿佛能從紙上飄出來……可以說，這六位畫家風(fēng)格各異，各具特色。

然而最特別的卻是柯九思，他在卷子里畫了兩幅竹。前一幅小心翼翼，竹葉的排布規(guī)規(guī)矩矩；后一幅卻像換了個人，筆墨揮灑自如，竹葉濃淡交錯，連竹竿上的紋理都透著瀟灑——這就是他最拿手的“柯氏墨竹”。

《七君子圖》一開始并不叫這個名字，它最早的名字是“竹林七友”，就像魏晉時期那七位志同道合的文人“竹林七賢”一樣。這個名字的“誕生”，要歸功于收藏家繆曰藻。

康熙年間的收藏家繆曰藻在其專著《寓意錄》中最早記錄了一張名為《竹林七友》的長卷，他把元朝趙天裕、柯九思、趙原、顧定之、張紳五位大畫家的墨竹逐一收裱在同一長卷中，其中，柯九思與顧定之各二件作品，一共七件，得名“竹林七友”。

可誰也沒想到，這卷畫的“命運”，會比畫里的竹子還要曲折。乾隆年間，這卷畫落到了收藏家喬崇修手里。喬崇修藏了它十年，不知是覺得“七友”不夠雅致，還是想讓畫更“獨特”，竟然裁掉了其中一幅顧定之的墨竹，還把原來的“竹林七友”卷首也去掉了。他自己寫了“六逸圖”三個大字補在前面，給畫改名叫“竹溪六逸”。這下，“七友”變成了“六逸”。

又過了幾十年，道光年間的蔣光煦得到了這卷畫。蔣光煦是個細心人，他專門寫了一本《別下齋書畫錄》，把卷里每幅竹畫的作者、畫法都記了下來，生怕這些信息丟了。其中就包括這“七君子圖”——不過當時還叫“六君子圖”。可好日子沒過多久，很快戰(zhàn)火燒到了蔣家，他珍藏書畫的“別下齋”被燒毀，蔣光煦又急又氣，沒過多久就嘔血去世了。這卷畫也跟著流落到了古董市場，像一片被風(fēng)吹走的竹葉，不知要飄向哪里。

幸運的是，它遇到了“伯樂”李鴻裔。李鴻裔是當時有名的文人，他在古董店里看到這卷畫時，眼睛都亮了。他花重金買下畫，越看越喜歡，并在日記里寫道：“重看一遍，幅幅精妙，蓋元人墨跡中之神品也?！痹谒劾?，這哪里是普通的墨竹，分明是元代文人精神的“活化石”。

李鴻裔之后，這卷畫又幾經(jīng)轉(zhuǎn)手，最終落到了清代大收藏家顧麟士手里。顧麟士家里有座“過云樓”，是近代聞名于世的書畫、古籍收藏之所，專門收藏歷代書畫，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的美譽。

顧麟士購得了這張長卷后，剛好又得到一張元代吳鎮(zhèn)的墨竹橫幅，尺寸悉合，取以配入，于是這張圖又從“六逸”變成了“七友”。至此，畫作重歸“七幅”之數(shù)，顧麟士為其賦予了最終也是最貼切的名字——《七君子圖》。

從顧麟士到他的子孫，不管遇到多少困難，都沒舍得把這卷畫賣掉。20世紀60年代，顧家人把畫交給蘇州博物館保管，想著讓更多人能看到它。

如今，當你站在《七君子圖》前，看到的不只是七幅墨竹，更是一本鮮活的“歷史書”，以及歷代文人與藏家共同守護的精神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