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想來，我真正的長大成人，就是在穿著博士學位服，抱著女兒，和妻子一起照相的那個上午。
編者按
在這些美麗的漫長的夏日的黃昏；?
但我知道，奇跡不再降臨，?
我也不再是那個手持鮮花?
在機場出口迎候的人。?
——王家新《來臨》
畢業(yè)季，常逢夏日。從某一年的此刻，陽光融化了我們“學生”的身份，然后，被一份份表格重鑄成各種身份，走向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人生。
重鑄的過程，或電光石火，或緩慢綿長，也許有驚喜和意外，也許還會有疼痛與煎熬。而重鑄后的模樣，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
是日，「人間」推出畢業(yè)季稿件連載，那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來臨”。
北京的22路或47路公交車，有一站叫鐵獅子墳，它剛好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東門。2005年5月，我坐著47路，從北京西站到鐵獅子墳下車，來迎接自己的第一個畢業(yè)季。
我是從江西景德鎮(zhèn)回來的。一個月前，我偶然接了一份活兒，跟著一個劇組去景德鎮(zhèn)，每天給劇組寫新聞稿，后來也幫導演改改劇本，或者寫幾場新加的戲。但是我還有最后兩門考試，不得不中途回到北京。匆匆走進考場，胡亂地答完了題，我又到景德鎮(zhèn)待了一個月，才回到北京正式開始了本科畢業(yè)季。
就在離校前幾天，我在學校的公共浴池被傳染上水痘，隔離在校醫(yī)院里。各種畢業(yè)手續(xù)都是女朋友幫我辦理的，等我從校醫(yī)院出來回到宿舍，已經(jīng)一片狼藉，大學生活就這么匆忙散場。
好在本科畢業(yè)季的主題還不是“離開”——因為之前已經(jīng)考上了研究生，我還要在師大繼續(xù)讀三年書，我還可以期待碩士畢業(yè)，期待一個真正的畢業(yè)季——它來得比我想象的快得多。
我像是一滴水，對即將回到的那個茫茫人海，既期待又恐懼：我會遇見什么，我會實現(xiàn)什么，我會成為什么？
鐵獅子墳不再是我的終點站，而成了我的起始站。從這里出發(fā)，下一站是哪里？北官廳？農(nóng)科院？小莊路口北？它們都提供了車次和線路，但我下車后才發(fā)現(xiàn)，新一站叫海淀黃莊，一個名字里有水的地方。
我等的那趟車何時到來
2008年，中國發(fā)生了許多大事，人們似乎不斷地在狂喜和悲痛的曲線上顛簸，一會兒波峰，一會深谷。那一年我28歲，碩士畢業(yè)，進入出版社工作。我已不再年輕，為了一個留京指標，為了一份薪酬，為了守住愛情，正經(jīng)歷著找工作的煩惱。
當時我和妻子還沒結(jié)婚，兩個人篤定要留在北京，她的理想就是做老師，因此只給學校投簡歷。接連被幾所學校拒了之后，她十分難過，甚至哭過一回，后來終于拿到了一所很不錯的中學的應聘書，而且有戶口，算是穩(wěn)定下來。而我，面臨的機會似乎要多一些，但也更糾結(jié)。
春天的時候，我去過兩份報紙實習。一份是某文化報，活兒很輕松，可以自己去跑采訪、寫稿子，也可以把郵箱里收到的不錯的投稿整理發(fā)排。我這里待了三天，主要工作是給作者寄樣刊，一個信封一個信封裝報紙，然后在外面貼上郵寄地址。
第四天，我接到了另一個大報副刊的電話，開始轉(zhuǎn)到那兒去實習。第一天去報道的時候，天下起了雨夾雪，道路泥濘。那時候，北京的地鐵還不像現(xiàn)在這么發(fā)達，我坐了近一個半小時的公交，倒了兩次車，才到達報社。我雖然略有遲到，但已經(jīng)是第二個趕到的人了。這家老牌大報的副刊剛換了負責人，一口氣招了四個實習生，準備大干一場。負責人給每個人分配了工位，工位上一臺嶄新的電腦。
坐在電腦前整理材料時，我有點激動——這么多年來，我用過的都是二手電腦，還從沒用過新電腦。新電腦的速度和網(wǎng)速都超級好，我幻想著自己能在這臺電腦上做出很多事情。
雨夾雪一天都沒有停，晚上回學校，路途更加難走。我到學校時已經(jīng)是快8點了，饑腸轆轆。漫長的通勤路途，讓我對這份工作的期待減弱了，更重要的是，那時候妻子已經(jīng)確定的工作在北京的西北方向，跟報社剛好在地圖上是對角線。就算我們在中間點租一個房子，兩個人的上班路途也還是非常折騰。
猶豫再三，我給報社的負責人發(fā)消息，說自己不能再繼續(xù)實習了，非常感謝她。負責人回的信息是：遺憾，希望以后還有機會合作。
停頓了幾天后，我又接到了鳳凰網(wǎng)的通知，也讓我過去一個文化訪談節(jié)目實習。那時鳳凰網(wǎng)的辦公地址還在農(nóng)科院里，從北師大騎自行車，經(jīng)過我們常去的金五星百貨市場，只要20分鐘就到了，在距離上比前兩個地方都要理想多了。
我在那兒實習了幾個月。節(jié)目負責人確定訪談的嘉賓，我根據(jù)嘉賓的情況幫主持人梳理問題；訪談之后，再根據(jù)速記整理成新聞稿，給每一段起一個略標題黨的小標題。網(wǎng)站的工作，經(jīng)常需要加班熬夜。常常是晚上10點多大家把事情做差不多了，就從吉野家叫幾盒快餐當作宵夜（那也是我第一次吃這家著名的快餐）。
主編說加班可以填寫加班條，拿一點加班費，一開始我很老實，每次都填。后來主編說，劉汀你不能每次加班都填加班條，領導不會簽字的。我才明白，很多政策和規(guī)定，你不能真的嚴格執(zhí)行。
有一天主編在MSN上問我（沒錯，那時候單位流行使用MSN，而不是QQ）：“汀，你的理想薪水是多少？”我知道網(wǎng)站考慮留我，便根據(jù)自己當時的預想，還有從一些同學那里獲得的信息，給他回復了“5000”。他回復說，“4000我可以保證跟領導談下來，沒問題，5000很難”。
我心里有些失落——那時候的我，還帶著某些理想主義的情懷，而那幾年，也的確是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的勃發(fā)之年，一大批傳統(tǒng)媒體的高層跳槽到網(wǎng)站，各種網(wǎng)絡文化節(jié)目層出不窮，而且社會反響不錯。
就在我猶豫的時候，接到了來自海淀黃莊的一個電話，是人民大學出版社，也叫我過去實習——這時距離我給他們投簡歷已經(jīng)半年多過去了。
人大出版社的上班地址離女朋友的上班地點更近，見面要方便些。做出版社編輯，也是我最初的職業(yè)規(guī)劃中的選項之一。決定好了之后，我就跟主編說了，和鳳凰網(wǎng)的幾個同事吃了頓散伙飯。
當時在人大出版社同一個部門實習的，還有我的一位本科同學，他學古代文學，我學文藝學。我一直好奇這些單位是通過什么標準判斷要聘用我的，在大家關系非常熟悉了之后，我問過出版社的領導，領導也沒有說清楚。
后來我從同事那里聽說，其實我并不是第一選擇，第一選擇是我的那位同學，他是北京人，但是他只待了不到一周，就找了個借口離開了，去了北京最有名的一所中學當老師了。
我覺得有些意思——鳳凰網(wǎng)招我過去實習的時候，我也不是他們的第一人選，只是當頻道主編把我的簡歷給鳳凰當時的總編輯過目時，總編輯大概說了句“這個也來看看”，我才到了那里。生活總會有這些陰差陽錯，我好像是足球運動員，總是以替補的身份登場，卻成了進球的那一個。
在確定去出版社之后，我跟朋友裴亮就開始到處找房子，我們倆在一個宿舍已經(jīng)住了7年，他一年后要去日本留學，正在新東方學日語。找房子的過程漫長而艱難，每天在網(wǎng)上搜信息，然后聯(lián)系房東或二房東，在三十多度高溫的北京騎著自行車，去敲開那些陌生的門。
我們倆差不多看了五六處，最后在三環(huán)的聯(lián)想橋附近找到了一間。這是很大的房子，我們租的是其中一小間，也就十平米，放不下兩張床。
這個房間有一個陽臺，里面放了一張巨大的桌子，幾乎占滿了空間。我們問其他租客，是誰放這里的？所有人都搖頭說不知道。而我們也無法把它搬出來，就只能留在那兒，做了一個別扭的餐桌。我睡床，裴亮只能睡在陽臺的桌子下面。后來我回老家落檔案的時候，裴亮在金五星定制了一張上下鋪的鐵床，兩個人才算安頓。
聯(lián)想橋下的群居生活
聯(lián)想橋離海淀黃莊不遠，我循著大學時的習慣，去缸瓦市買二手自行車。讀大學的時候，我們所有的自行車都是在那兒買的，而據(jù)說那兒的自行車絕大部分都是偷來的。但這一次，在多年的整治后，街上已經(jīng)沒有人賣黑車了。我下了狠心，在師大附近的車鋪里買了一輛新車，兩百多塊錢。
我經(jīng)常下班后騎自行車去女朋友的學校找她，在她學校的食堂買一份簡單的飯，兩個人頭挨著頭在一張小桌子上吃。吃完了，我們會到校園里去走一走。
那里應該是北京最美麗的中學校園之一，有一個池塘，池塘里能看見密密的荷葉，夏天的時候，荷花上蹲著青蛙，仰頭鳴叫。還有幾只貓，穿梭在教工宿舍外面，碰見人會喵喵叫，我們就買兩根火腿腸給它們。后來，那只母貓還生了小貓。
七八點的時候，天色暗了，也涼爽了，我再騎上自行車，沿著車流依然洶涌的中關村大街一路飛奔，回到聯(lián)想橋下的小房間。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宿舍，住在一個屬于自己的小空間里。
每天早晨，我跟裴亮差不多時間起床。整棟房子里住了近十個人，而只有一個衛(wèi)生間，洗漱時常需要排隊。我們住在23層，窗外就是三環(huán)路，日夜都有響亮的汽車聲傳來，真是滾滾紅塵的樣子。這樣的時刻，總覺得我們離所謂的社會，還隔著一步之遙。可這一步之遙，走起來卻很遠很遠。
住了一段時間后，跟同居一室的其他室友熟悉了些。旁邊一個房間，幾個月之內(nèi)就換了三撥租客，男男女女，來來去去；隔壁的另一個房間，住著一個姐姐和她男友，姐姐在對面的市場里開了一間花店，經(jīng)常帶回一些沒有賣掉的花，修剪好枝葉，送給我們；在客廳用隔斷隔出來的只有5平米的狹長空間里，住的是一個剛剛20歲的小女孩，每天嘴里都嘟嘟囔囔，后來才知道她是在學德語，她并不是去德國留學，而是半年后她要去那里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德國人。
房東后來連廚房也隔出了一個房間，住的也是一個女孩，說話有濃重的南方口音，經(jīng)常在樓道里跟別人大聲聊天、打電話，說自己昨天去了哪個酒吧、說中秋節(jié)買的大閘蟹一點都不肥、說哪兒的衣服在打折。
有一次她出差，就在這幾天里，房租到期，中介跑來催交，找不見人，狂敲她房間的門，面目兇狠。等她回來后，中介又來，她說自己就再住兩天，因為很快要換工作了，何況還有一個月的押金在中介那里。但是中介不同意，讓她必須馬上交房租，否則就把她的行李扔出去。女孩跟他們爭執(zhí)了半天，中介打電話叫來了幾個人，都是兇狠狠的，我們都圍上去請中介寬限。最后女孩突然大喊：“我不租了，我一天也不租了，押金我也不要了?！比缓罂拗嶂约旱臇|西，連夜走了。
從此之后，我對中介沒有了好感，一年后退房的時候，中介找各種理由克扣押金。我始終忘不掉當時那些人的嘴臉。
這種群居生活，人際關系比在大學宿舍里要復雜多了，但是這些年輕的陌生人之間，也常常會生出彼此的同情和暖意：共用一個狹窄的廚房，大家做飯的時候會約定好錯開。
我們跟隔壁的賣花姐姐、德語小妹，后來還約著一起做飯，但是三個房間都太小了，無法同時坐下五個人。所以做完后飯菜仍然是分成三份，各自端回屋里吃，這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誼。
過完春節(jié)，我們從老家回到北京，發(fā)現(xiàn)德語小妹的房間空了。賣花姐姐說，她已經(jīng)去德國了。她還說，德語小妹雖然嫁了一個年紀大的老外，但是那邊有一個大房子，有花園，而且她嫁過去不需要工作，做全職太太。我從她的語氣里，聽出了一些向往、一些同情，還有一些茫然。
好像也是在那段時間，她跟男朋友的感情出了問題，因為偶爾會聽到她的哭泣。她手里那些美麗嬌艷的花，能裝飾房間，卻無法裝飾她受傷的心。
第二年夏天，房子到期的前一個月，裴亮順利去了日本留學，我搬到了妻子的學校宿舍。離開那個小房間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生出許多不舍，這里收藏了我初入社會所經(jīng)歷的一切情緒，青春的尾巴所特有的憂傷，工作之后的勞作和疲憊，對前路的憧憬和迷惘，都發(fā)酵在這個小小的十平米的房間里。還有那些陌生人和他們的生活，給我了最初的有關自己社會身份的認知，幾年后，一本叫做《蟻族》的書突然火了，社會開始關注那些群居在城市地下室和隔斷里的年輕人們。
后來，我無數(shù)次乘車從三環(huán)路或輔路經(jīng)過聯(lián)想橋，總是本能地去抬頭看曾經(jīng)住過的那棟樓。我仍然能一眼認出那扇23層的窗子。我知道，那一年自己肯定趴在窗口，看著環(huán)路上的車來車往，生出無數(shù)的感慨。
海淀黃莊快把我掏空了
和聯(lián)想橋下23層的蝸居同時并行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剛進出版社時，我沒有自己的工位，就坐在一位休產(chǎn)假的女同事的位子上，直到她回來上班。這里出版的主要是大學教材和學術書，出版社有一個規(guī)定，新進員工都要先做三年的文字編輯，才可能轉(zhuǎn)策劃編輯，據(jù)說在更早之前，工作第一年只能干校對。
我對規(guī)定并沒有太多抵觸。很快，我接手的第一個稿子，就直接給這份職業(yè)打了底兒：那是一部講述笛卡爾的翻譯稿，從法語翻譯過來的，譯者是一個女性，法語可能不錯，但漢語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對法語一竅不通的我瀏覽了一下書稿，幾乎沒法通順地讀懂一句話，而我的任務就是要把它編校到讀者可以看明白——不是看明白笛卡爾的學說，而是能看明白那些主謂賓、定狀補全部纏繞雜糅的句子——當時我有點后悔，我想我應該去那家報紙，至少應該留在網(wǎng)站。
大概有3個月的時間，我都在和這部20萬字左右的書稿較勁，部門每周一次的例會，報告自己上一周做了什么，這一周準備做什么，我說的永遠都是：上一周在看笛卡爾，這周還要看笛卡爾，下周應該還是看笛卡爾。
我每天整理的稿子，平均只有5頁。我產(chǎn)生了一種西西弗斯般的感覺，甚至一度懷疑自己的編輯生涯會在這部書上終結(jié)——不去想那些語病和句子的問題，僅僅是一個外國人名，譯者竟然能在同一頁里翻出四個中文譯名。
我根據(jù)慣例，列出了大概有五六十頁、近千條的疑問表，把那些實在無法看下去的句子提出來，請譯者重新翻譯。她態(tài)度很認真、謙虛，把這些都重新翻譯了一遍發(fā)過來，然而，重新翻完的句子還是無法讀懂。
最后，我放棄努力，只能靠各種其他方式去校改，以盡量保證語句通順。這部書稿的直接后果就是，徹底把我對書保有的“神圣感”擊碎——我當然知道還有很多好書，但再也不會天真地以為只要出版的都是有價值的東西。等這本書印出來，看著“責任編輯”后寫著自己的名字，我甚至有一種恥辱感，想把它摳掉。當時網(wǎng)上流行這一句編輯自嘲的話，十分形象：“我是編輯我可恥，我為國家浪費紙?！?/p>
笛卡爾這本書直接奠定了我編輯生涯的底線，我以為我再也不可能碰見這樣的書了，可初入社會的我還是太天真了，后面還是繼續(xù)遇到各種各樣的奇葩稿件：比如，我責編過幾本講寫作學的教材，但是從文字水平上，書的原稿可以說是“寫作”的反面例子；至于翻譯稿里蔣介石變成“常凱申”、《荒涼山莊》翻譯為《泥沼小屋》之類，就不勝枚舉了。
所以有時候我會想，原來編輯跟醫(yī)生和老師一樣，也完全是一個良心活。工作第一年年終總結(jié)時，我問所有的同事：看稿是看書嗎？
這個疑問的背后，是我的隱隱的焦慮——我雖然每天在跟文字、甚至跟學術文字打交道，但我既沒有閱讀，也沒有思考，我會變成一個只會校對異同的木頭人。這個焦慮促使我開始重新翻閱書架上那些小說、詩歌和學術著作，也開始閱讀最新出版的小說，并且嘗試著寫書評。那段時間是我寫書評最勤的時間。
在和這些稿子斗爭的時候，出版社想出版謝無量（中國近代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詩人、書法家）文集，但既找不到他的后人，也沒有書和資料——這個活也落在我頭上。
我在網(wǎng)上狂搜，可是一無所獲，偶然間看到四川一位老師的一篇博客，提到他認識謝無量的孫女，我就趕緊在博客上留言。等了半個多月，這位老師終于給我回話，確認我不是騙子，才告知了我謝無量孫女的電話。我打電話給老太太，才知道老太太就住在北京。我客氣地說明意圖，她很高興。不久之后，我跟著社長和部門領導一起去拜訪她，敲定了這件事。
謝無量的書都出版很早，市面上很難找到。我在舊書網(wǎng)上查到了六七本小冊子，分布在不同的店里，花高價買來。剩下的《佛學大綱》、《中國婦女文學史》等幾部重要的著作，在國家圖書館找到了。
一個雨后的下午，我坐公交到國圖去取預約的幾本書。國圖的老館里昏暗安靜，空氣里蕩漾著一種舊書的氣息。工作人員把幾本書遞給我，告訴我只能在借閱室看，不能帶出去。我找地方翻了翻，確認沒錯，問她是否可復印。工作人員說這種版本的不能復印，但可以拍照。我只能請她給幾本書整本拍照——貴得要命，好在出版社決定要做這套書，這點錢還愿意花。另外幾部書，又請在北師大圖書館工作的朋友拍照了。
這樣把能找到的書都找到，湊成了十卷本，舊書都是繁體豎排版，出版社當時也準備做成繁體豎排，請了一個校對公司的人做了錄入，訛誤非常多。我又不得不發(fā)動同學做“外編”來審校，折騰了很久——這時候部門的出版任務很重，社領導對這套書的想法又有了變化，項目就停滯下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說考慮到讀者接受度等原因，又要把書做成簡體橫排了。那時我已經(jīng)轉(zhuǎn)正做正式文字編輯，就把相關工作轉(zhuǎn)給了另一個策劃編輯，她也折騰了很久，書又被轉(zhuǎn)到另一個編輯室，幾年后才面世，已然不是我當初設想的模樣了。
2010年，部門換了新領導。新上任的領導想做一些人文閱讀類的書籍，讓我來弄。這個當然對我的胃口，所以想也沒想就答應了。我做了一個很龐大的選題計劃，包括了本版、引進版、學術圖書、散文隨筆等，大概上百種。
出版社里沒有師父，一切都是自己摸索。那時我對真正的圖書策劃還一竅不通，更不懂得營銷。之前在豆瓣上有個獨立做設計的哥們給我留言，問：劉老師，需要圖書設計嗎？我那時想起來了，就趕緊聯(lián)系他。
他是一個河北人，人很好，不厭其煩地幫我改版式、改封面。電話QQ總是講不清楚，我就跑到他租房子的天通苑去，跟他對著電腦一點一點地調(diào)。天通苑真是太大了，我從地鐵站出來，總是會失去方向感。這里的建筑一模一樣，道路也是，站牌的名字總是圍著天通苑東南西北，仿佛一個巨大的生活迷宮，又像海洋里一個小小的漩渦，讓那些弱小的魚蝦，身不由己地被裹挾著旋轉(zhuǎn)。
看了一上午電腦，設計兄弟帶我去吃肉夾饃，每人吃了三個，一碗酸辣湯，吃到汗流浹背。他跟我講他如何在西安讀美術專業(yè)，如何跟同學一起跑到北京來當北漂，如何找房子，如何跟京城出版圈的編輯們打交道。
有時他到出版社這邊來領設計費或者樣書，我也請他吃飯，有時還會喝兩瓶啤酒，討論哪本書的封面牛X。他幫我設計了不少書，后來轉(zhuǎn)行去影視圈做影視道具設計了，現(xiàn)在經(jīng)常能從朋友圈里看到很多他設計的宣傳海報。
當時和他一起合租的，還有一個女孩，叫薇薇，是他的高中同學，也是學設計的。后來我又請薇薇幫我做了幾本書的設計，也把他們介紹給其他做出版的朋友。2013年薇薇懷孕，當時妻子也懷孕，她還特意買了一本孕期食譜寄給我。
可我那個的龐大的出版計劃，很快就擱淺了，這類書不如教材賺錢，出版社不會愿意把太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這方面，所以自始至終也只有我一個人在做。策劃是我，大部分書稿的編校是我，營銷也是我，我所感到的不是疲憊或分身乏術，而是僅有的那點激情已經(jīng)被消耗殆盡。
那滴水又落回了起點
2011年的某一天，我忽然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如此下去一輩子也就是編輯，沒有任何其他可能性，工資不夠買房，寫作也越發(fā)困難。
我想應該有點變化了，于是報考了博士。這其實也不是心血來潮，在我碩士畢業(yè)的時候，我就知道博士總要讀的，只是時間的問題。不是沒想過碩士后直接讀博，但那時候本科時的助學貸款還沒有還完，自己二十大幾還不工作，很說不過去，就只好上班。
再說，我們本科宿舍8個人，6個人已經(jīng)博士畢業(yè)或即將畢業(yè)，只有我和一個身在海南島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哥們沒讀了，我們怎么也得湊夠7個博士才行。
我開始了三十多年來最為忙碌而充實的一段生活，中午的時候，出版社的同事大都支好了簡易床或躺椅開始午休，我則坐在工位上做英語考博真題。我考的方向是現(xiàn)當代文學，所幸這些年一直沒有斷了讀這方面的作品和學術著作，專業(yè)課不會有問題，英語是關鍵。我買了單詞本，在上下班的地鐵上背單詞，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記憶力的確不如從前，很難再快速地記住單詞。
我自問盡了努力，老天爺確實眷顧，2012年，我回到母校讀博，鐵獅子墳再一次成了我的終點站?？忌喜┦恐?，我找分社的領導和分管的社領導說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如果社里覺得可以，我愿意一邊讀書一邊工作，繼續(xù)負責原來的那些書，如果社里覺得這樣不好，那就算正式辭職。
對我來說，這種選擇毫不艱難，我很清楚自己要走怎么樣的路。領導們出于各種考慮，同意我一邊讀書一邊繼續(xù)原來的工作。從此之后，在出版社做書和去學校上課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
2014年，出版社工作任務繁重，而學校這邊則是最重要和關鍵的畢業(yè)論文。為生活所迫，我還接了一部電視劇的工作，而我的女兒也是在這一年出生，家里也要照顧。
可在這段最忙的時間里，我的創(chuàng)作感覺又特別好，寫了不少小說和散文。
大概有大半年的時間，我沒有休過一個周末，常常早晨6點半就到出版社，在樓下買一個麥當勞的6元早餐，帶到辦公室吃完。到8點半正式上班前，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那部電視劇的當日工作量。
8點半到12點半，同樣得以高效率處理出書的事情，復雜的云因系統(tǒng)（出版行業(yè)的一套管理軟件）、申請書號、盯封面設計、看校樣……簡單的午飯之后，同事開始午休，我則噼啪打字，寫點小說或散文，調(diào)節(jié)神經(jīng)。下午2點左右，我開始寫博士論文。為了節(jié)省時間，我把需要的參考書幾乎全部買來放在案頭，隨時翻看，想起什么也隨時記下來。周末的時候，就一整天坐在辦公桌前寫論文，最終30萬字的博士論文順利答辯通過。
我在讀博的第一天就給自己下了決心：絕不延期。這段歲月，我像一臺超負荷運轉(zhuǎn)的機器，心無旁騖，把全部的自己都投入到這些不得不做的事情中去。當然，這樣做的代價后來才會顯示出來——畢業(yè)后，我體重達到了史上最高，而且是虛胖，整個人看起來像是經(jīng)過一場艱難的苦役。隨后的幾年，我身體開始出現(xiàn)一些小問題，偶爾要跑醫(yī)院。
但是我依然感激這段歲月，感激我自己挺過了這個難關，感激家人和朋友的存在所給予的無形的力量。現(xiàn)在想來，我真正的長大成人，就是在穿著博士學位服，抱著女兒，和妻子一起照相的那個上午。
那已經(jīng)是2015年6月份了，又是陰雨天氣，我們打車從上地到北師大，參加畢業(yè)典禮。照完集體照，天放了晴了，北京難得的好空氣。
7年前，我仿佛一滴水，經(jīng)過艱難跋涉，隨著波濤巨浪，穿過無數(shù)峽谷，見過激流險灘，回到了人潮洶涌的海洋。我從鯊魚嘴邊溜走，跟海豚一起跳躍，然后被灼熱的陽光升騰為水汽，藏身于云朵之中，在地球上空飄蕩。這朵云來到北京的上空，來到北師大京師廣場，這時候，作為我的那滴水，悄然落下，在廣場上的荷葉上激起小小的水花。我完成了一個小小的輪回，一滴水回到海洋，又從海洋歸來，回到出發(fā)的地方，是為了再一次出發(fā)。
下一站是哪里？
下一站同樣在地鐵10號線，叫團結(jié)湖，一個名字里同樣有水的地方。
作者 | 劉汀
編輯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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