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二節(jié) 中山大學：文化上銳意革新

? ? ? 《國立廣東大學規(guī)程》規(guī)定：“國立廣東大學以灌輸及研究高深學理和技術，并因國情，力圖推廣其運用為宗旨”。[1]為體現(xiàn)辦學宗旨，學校各項工作積極改革，文化建設銳意革新，一方面革除了校內陳腐的舊思想、舊文化，一方面又加強了對學生的革命思想文化教育。

? ? ? 孫中山常以“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來勉勵學生，自己也定期在原高師大禮堂講演三民主義，并聘請政治名人，社會名流來校任教，舉行演講，在校內營造了濃厚的革命和學術氛圍。

? ? ? 1925年，為紀念孫中山，國民政府決議改校名為國立中山大學，而引起的查辦廣大風潮，進一步強調了廣東大學的革命思想教育和對革命人才的培養(yǎng)。調查委員會在調查中指出“廣東大學，乃國民黨所設立學校，各教員對于黨義，平日須研究有素，方能指導學生，為國民而奮斗”，批評“該校所用教員，多不明白黨義”。[2]因此，迫使學校作出回應，出臺了《廣大增設孫文主義科目》，“決議增設中山主義一科，每周授課三小時，無論任何學院之本科。皆須以之為必修科目。并擬在課余之時，邀請名人演講，皆對于三民主義有極端之明瞭”。[3]同時，調查強調“要破除情面認真查究，尤當注意于精神方面”。[4]當時，《廣州民國日報》上也發(fā)表“社論”，認為此次調查與以往不同就在于“精神調查”，并且說廣東大學“乃國民政府最高之第一學府”，“為國民革命政府下唯一培養(yǎng)革命人才之所，亦即為吾黨總理孫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寄。如此校不能本此義以培養(yǎng)革命人才，則辜負政府設立此校之本旨”。社論從培養(yǎng)革命人才的角度對廣東大學創(chuàng)辦以來的成績基本加以否定，認為廣東大學“頹唐散漫，不能充滿緊張革命之空氣”，“所培養(yǎng)之人才，乃未能滿足黨及政府之需要”，反而“須赴外國以練習之，是吾黨最傷心之事，是吾黨最恥辱之事”。[5]雖然此次查辦由于調查委員會工作中的疏漏，誤把“調查”寫成“查辦”和對廣東大學評價存在不準確等原因，而引起了學校師生的誤解和反對。但最終還是以國民政府駁回廣大師生要求懲辦調查委員會主席甘乃光，開除陳孚木黨籍等請求而告終。社會輿論對此次風潮，也大多傾向“批評反對調查國立廣東大學的同學，擁護國民政府對國立廣東大學的調查”，[6]并批評由校長鄒魯支持成立的學生社團“民社”，指責其是“想利用大多數(shù)學生反對調查之陰謀”。[7]12月2日下午，廣州特別黨部召開黨員大會，由汪精衛(wèi)作報告解釋此次調查風潮，[8]風潮才得以平息。會后，一般學生對此次風潮表示“已完全了解，而且希望該校最近改革教育方針，以養(yǎng)成能做革命救國運動之人才”。[9]

? ? ? 1926年3月，郭沫若受聘任史學系教授兼文科學長后，廣大發(fā)生的“擇師運動”，則掀起了除舊革新的高潮。廣大查辦風潮的善后處理，就有討論如何挽留良好教師問題，拉響了“擇師運動”的序曲。郭沫若來廣大之前，廣大學生又曾向校長提出“革退不良教員”等要求。[10]3月28日，廣大同學為郭、郁、成等開歡迎大會上，再一次針對革退不良教員和革新教學內容，“請郭先生宣布其整頓文科計劃”。[11]郭沫若應學生的要求，在深入實際調查，取得校長褚民誼支持的情況下，著手整頓文科。整頓考慮到“本學期即將結束”，且認為“所稱不良教員，其所授功課，仍有多人選修，不能由片面決斷”，而“以待暑期”。但隨著學生對部分不良教員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請求“將不良教員，一律辭退”。郭沫若迅速占到學生一邊，和校長聯(lián)名發(fā)出布告，在學期行將結束之時將所有課程一律重新改選。這一措施明顯存在過激，不合常規(guī)之處，引起教員的反對也不無合理。因而，部分教員 “致函褚校長稱郭學長蔑視校章，侮辱教員，請即日免郭學長職。并聲明本日起，文科學科，一律停課”，卻激起學生的憤怒。學生在校內貼出“解決飯桶，煽動罷課”，“打倒一切飯桶”等標語。[12]郭沫若本人也致函校長褚民誼說明：“此次奉命來粵……，對于教務之革新，頗思效命”，“該教員是故意刁難，難以共事，校長應予以相當處分”，并表明“如經(jīng)校長認為有適當之處，沫若當引咎辭職。”[13]

? ? ? 郭沫若的改革計劃，得到廣大特別黨部和廣大學生的支持。“廣大特別黨部開黨員大會決定：援助文科同學擇師運動，擁護褚校長、郭學長改革文科計劃”；文科和文預科也開大會，決定成立文科革新文員會，發(fā)表《文科全體學生宣言》聲援革新計劃。[14]校長褚民誼也“以準許學生改選科目之布告，完全出自校長意思，并非郭學長有意搗亂學程”，[15]向黃希聲等作出解釋，并“以郭學長沫若，為近代文學上負有聲譽之人才，段不肯令其憤然離去，故對郭則主挽留不許辭職”。[16]“至于外界之輿論，多認廣大學生之舉動為新氣象之表現(xiàn)，如中央青年部亦必扶助該校本黨之青年，又聞教育行政委員會中某委員，亦謂此次革新運動甚佳”。[17]但也有輿論認為“學長以學生之心為心，想切實整頓文科一切，是誰也贊成的；但必不擇手段，一意橫行，且必擴大范圍，陷教員全體于不安及憤慨之中，則學長自己應感重大責任才對?！?a href="http://www.itdecent.cn/writer#_ftn18" target="_blank">[18]最終，風潮以不受歡迎的15名教授被辭退而結束?！皳駧熯\動”明顯地表現(xiàn)為新與舊兩種勢力的斗爭，文科教學改革的這一次勝利，其實就是新派力量的勝利。從文化的層面來看，“擇師運動”，就是一次除舊革新的文化運動，就是新文化、革命文化對舊文化的勝利。

? ? ? 1926年9月下旬，戴季陶接管中山大學,進一步除舊革新，實行黨化教育。上任之初，他便建議國民政府改校長制為委員會制，下令解散學校，重新整頓，并根據(jù)國民政府“訓令”，重新厘定學校規(guī)章，對學生實行“甄別考試”，對教職員一律停職另任。[19]這其實是又一次“擇師運動”，進一步肅清了校內舊派勢力。同時，戴季陶注重學校的黨化教育工作，明確學校的黨化問題。他提出：“大學政治教育”“必須以黨化教育為原則”，并強調“在大學的一切科學的研究，應造就科學的黨化，俾一切科學的發(fā)展，皆能完全為革命的發(fā)展而存在”。[20]此外，《國立中山大學規(guī)程》也規(guī)定學校宗旨是“務以國民革命之精神振興國民智力之開展，一方揮弘各種科學藝術，以備國人之享受；一方揮弘教育之黨化，以堅革命之工作”。1926年12月，學校還成立了政治訓育部，“目的是對學生實行黨化教育”，“訓練內容主要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21]至此，學校徹底革除了舊思想、舊文化，成為富有國民革命精神，革命文化濃厚，培養(yǎng)革命文化人才的陣地。

? ? ? 總之，革命學校的建立，是本著國民革命的精神，以反帝、反封建為目的。學校堅決貫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為宗旨，進行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與宣傳。學校這種把革命和政治、文化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在校內營造了濃厚的革命文化氛圍，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革命文化人才，并通過宣傳等渠道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地區(qū)的革命文化建設。因此，革命學校的建立，為廣東革命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一方面，為廣東革命文學渲染了濃厚的革命政治文化氛圍，另一方面，也給廣東革命文學提供了作家隊伍和讀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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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定宇、陳偉華、易漢文主編：《中山大學校史》（1924-200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36頁.

[2]《派員查辦廣東大學》.《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16日.

[3]《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17日.

[4] 希直：《查辦廣大事件》.《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20日.

[5] 陳孚木：《調查廣東大學之重大意義》.《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16日.

[6] 黃義祥編著：《中山大學史稿》（1924-1949）.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1頁.

[7]《廣大學生糾紛內幕》.《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0月26日.

[8]《廣大特別黨部全體大會》.《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2月3日.

[9]《改革廣大之一段落》.《廣州民國日報》.1925年12月8日.

[10]《廣大文科生要求三事》.《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3月12日.

[11]《廣大學生歡迎郭沫若》.《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3月26日.

[12]《廣大文科風潮之內幕》.《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4日.

[13]《郭沫若致褚校長函》.《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6日.

[14] 黃義祥、易漢文主編：《中山大學大事記》（1924-1996）（征求意見稿）.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頁.

[15]《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xù)志》.《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6日.

[16]《校長態(tài)度》.《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4日.

[17]《“廣大”文科風潮起因》.《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4月24日）.

[18] 申公理：《廣大文科學潮的批評》.《廣州民國日報·新時代》.1926年4月27日.第五期.

[19] 黎潔華、虞葦著：《戴季陶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第173頁.

[20]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臺北：（臺灣）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年版.第613—614頁.

[21] 吳定宇、陳偉華、易漢文主編：《中山大學校史》（1924-200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