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嚴寺是“佛教八宗”之一“華嚴宗”的祖庭[1] ，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全國佛教重點寺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長安區(qū)少陵原。
華嚴寺是唐代安城南樊川八大寺之一，位于現(xiàn)在西安市南十五公里的少陵（杜陵）原半坡，居高臨下，俯瞰樊川。李白描述道："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間。秋水明落日，流光滅遠山。"唐代樊川是長安城南著名風景區(qū)，是春秋宴樂、夏日避暑的勝地。唐詩人杜牧《望故園賦》中寫道："余三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栳。隴云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華嚴寺南望終南山，詩人岑參的"寺南幾千峰，峰翠青可掬"，道盡了它景致最佳處。華嚴寺周圍的自然景色，雖不是佛經(jīng)中描述的華嚴世界，卻也是人間的華嚴天堂。
華嚴宗祖庭
華嚴寺是中國佛教華嚴宗的祖庭。初建于后漢，后經(jīng)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達到鼎盛。歷代寺名不一，唐太宗因尊杜順大師為"帝心國師"，敕改寺名為"大華嚴寺"，時有東閣法堂、會圣堂、真如塔院等建筑依次而建，規(guī)模宏大。寺內(nèi)現(xiàn)存唐建杜順大師和澄觀大師舍利塔，成為《華嚴經(jīng)》、華嚴宗、華嚴寺三位一體的精神導歸！從塔的記載看，這里曾有華嚴宗初祖杜順坐定身骨的墓塔、二祖智儼塔、三祖賢首塔、四祖澄觀塔。但在清乾隆年間，發(fā)生了少陵原崩塌事件，僅存磚塔兩座，其余全毀。一九三0年陜西大旱，朱子橋居士來陜西賑災，與佛教界人士瞻禮華嚴寺塔時，見到元代重修碑內(nèi)有"修塔即降甘露"的文句，便于塔前發(fā)愿"重修兩塔，祝愿普雨"。不日即天降大雨，朱子橋遂與佛教界人士動工修塔。
現(xiàn)存的兩座塔中，東邊的是杜順的靈骨塔。杜順（法順，五五七～六四0年），俗姓杜，雍州萬年縣（今陜西長安縣）人，十八歲出家，皈依因圣寺珍禪師學習禪觀。相傳珍禪師修寺時，有一只靈犬在洞內(nèi)銜土，往返勞而不倦。杜順一生中，有不少為人治病、除害行善的事跡，受到當時僧俗的崇敬，這對他傳法十分有利。唐太宗慕其盛名，引入內(nèi)宮隆禮崇敬，后妃、王族、貴臣奉之如生佛。杜順雖是禪師，但又以華嚴為業(yè)，住靜終南山，著《華嚴法界觀門》、《華嚴五教止觀》，為華嚴宗初祖。杜順圓寂時，有兩只鳥飛入房中，悲鳴哀切。杜順尸身一個月后仍肉色不變，一直有異香飄出，后起塔藏葬。現(xiàn)存的杜順塔呈方形角錐體，共七層，高約二十一米，為仿木結構樓閣式磚塔。每層疊澀出檐，檐下均砌兩層菱角牙子，塔身壁面用磚砌成扁柱、欄額、斗拱、昂等，第三層嵌有"無垢凈光寶塔"刻石。
原西邊的塔是華嚴宗四祖清涼國師澄觀的靈骨塔。澄觀（七三七～八三八年），俗姓夏侯，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是華嚴宗實際創(chuàng)始人法藏圓寂后數(shù)十年，中興華嚴宗的著名思想家和學者。澄觀十一歲出家，以后遍尋名山，旁求秘藏，廣學諸宗。因感華嚴的舊疏文繁義約，決心撰華嚴新疏，歷時四年撰寫《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疏》二十卷，后又作《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隨疏演義鈔》數(shù)十卷，這兩部書后合刊為《華嚴經(jīng)疏鈔》，是《華嚴經(jīng)》注疏中最重要的著作，因此澄觀有華嚴疏主之稱。澄觀多次奉敕譯經(jīng)撰疏、入殿講經(jīng)，深得皇室尊崇，被委任為天下大僧錄主持全國佛教。澄觀世壽一百零三歲圓寂，歷唐玄宗至文宗九朝。澄觀弟子很多，圭峰宗密、東都僧睿、海外法寶及寂光號為門下四哲；宗密不僅繼承其學說，而且發(fā)揚光大，被稱為華嚴五祖。澄觀的一生以振興華嚴為目標，他批判慧苑兩重十玄說和四教說，恢復和繼承了法藏的五教判釋和十玄宗義，并加以發(fā)揮，吸收天臺宗一念三千的性具說，以發(fā)揚華嚴性起的教義。由于他受禪宗思想的影響，從而極力將華嚴思想與禪宗融通。澄觀的禪教一致、諸宗融通的思想，對中唐以后的中國佛教有很大的影響。
清涼國師塔呈六角形，為七層六面磚塔，高約十七米。塔上嵌有"大唐清涼國師妙覺之塔"刻石。因塔西臨原畔，雨水沖刷，有傾覆之虞，長安縣于一九八六年拆遷，由原址向東南移動十米就地復原。拆遷時在各層塔心發(fā)現(xiàn)有鎏金銅佛像、千佛碑和佛經(jīng)等。在塔基下又發(fā)現(xiàn)作風迥異、雕刻精美和兩層磚塔，約六米高。據(jù)記載，元代曾重建清涼國師塔，但從出土的銅佛和佛經(jīng)來看，卻是清初的遺物。由此可見，地上的五層磚塔應為十八世紀清乾隆年間，少陵原崩塌時，就所毀壞的元代重修妙覺塔基礎上重建的。拆遷中發(fā)現(xiàn)的地下這兩層風格不同的塔，當是元代重修的殘塔。在殘塔下還發(fā)現(xiàn)了塔心內(nèi)室藏的石函，石函內(nèi)有盛舍利的白玉瓶。在清涼國師塔側有十八世紀清雍正年間加封澄觀為"妙正真乘禪師"時立的碑石。整修后的華嚴寺塔，今非昔比，兩塔對峙，相互輝映，為少陵古原增添了不少光彩。
華嚴圓融無礙
華嚴宗由于依據(jù)《華嚴經(jīng)》教義立宗而得名。華嚴三祖釋法藏曾被女皇帝武則天賜名賢首大師，因而華嚴宗又稱作賢首宗。此外又因為"法界緣起"是此宗理論的出發(fā)點，故又稱法界宗。華嚴宗的傳法世系是"華嚴五祖"，即杜順--智儼--法藏--澄觀--宗密。華嚴宗的實際創(chuàng)建人是法藏，杜順、智儼是華嚴宗的思想先驅(qū)，澄觀和宗密主張融合華嚴宗和禪宗，提倡教禪一致，進一步發(fā)展了華嚴宗的學說。宗密之后，恰巧遇上唐武宗滅佛，華嚴宗開始衰落，但在唐宋以來都有傳人。
華嚴宗宣揚自己是佛教教法的最高等級，并將佛教分作淺深不同的五教：一是小教，即聲聞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開始初級階段的教義；三是終教，即大乘終極階段的教義；四是頓教，即大乘中頓超頓悟的法門；五是圓教，即圓滿無缺、圓融無礙的理論。華嚴宗自判為"圓教"而將佛教其他派別以至印度佛教都判為"偏教"。
華嚴宗雖主要依據(jù)《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立宗，但對《般若》、《涅槃》、《梵網(wǎng)》諸經(jīng)、《大乘起信論》等佛教經(jīng)典也都兼收并蓄，既遠承地論、攝論諸師的學說，又批判地吸收天臺、法相宗的有關思想，經(jīng)過調(diào)和糅合，自成一個龐大完整的理論體系。此宗對佛教經(jīng)典并不拘泥原義，照本宣科，而是重新加以組織而構成自己的體系，中國化的程度很高。
華嚴宗的理論核心主要包括"法界緣起"和"圓融無礙"兩個方面。法界（指"如來藏清凈心"）緣起，即認為精神性的"一真法界"或"一心法界"（也稱真如佛性、如來藏自性清凈心）是物質(zhì)世界的本質(zhì)和本原，客觀世界中的一切現(xiàn)象均由"清凈心""隨緣"而起，離開"一心"，別無它物。在此"一心"的作用下各種現(xiàn)象雖然千差萬別，但它們無不像"月映萬川"那樣統(tǒng)攝于"一心"。所謂"圓融無礙"，也叫，"無盡緣起"的現(xiàn)象雖是一種體用關系，但體用之間并非殊絕懸隔，而是體用全收、圓通一際，相入相即、圓融無礙。因此，舉一塵而盡宇宙，舒一念而該發(fā)九世。此事即彼事，此法即彼法，事事無礙，法法平等。在"圓融無礙"思想的支配下，華嚴宗在佛教內(nèi)部調(diào)和各派思想，對外則主張融合佛儒道三家。這種圓融一切的思想，正是盛唐大一統(tǒng)局面的一種反映。
華嚴宗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華嚴宗思想對宋代形成的理學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朱熹的"理"或"太極"并不就是華嚴宗所謂的理或性，但其"生生不窮"之說也不是一多重無盡之說的簡單重復，但其思維途徑上的類同，卻不能說是偶合的。華嚴宗的教義體現(xiàn)了漢地佛教高層次的文化心理特征，非常適合以士大夫為主體的信徒們的胃口，那些性格豪邁奔放，而富有浪漫氣息的文人或思想先驅(qū)者對華嚴宗饒有興趣。宋代文豪蘇軾（蘇東坡）研習華嚴經(jīng)典，深感興趣于華嚴宗的事理無礙、萬事萬物都是一真法界體現(xiàn)的學說，因此在詩文中寫道："孤云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清末戊戎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譚嗣同，在所撰名作《仁學》一書中，采取了華嚴宗"法界緣起"的理論，認為法界，眾生界都是由"仁"、"性"、"靈魂"，亦即"性海"所立并由此論證了三世一時，一多相容，天地萬物只是"同一大圓性海"的一部分，其中，人只是一個現(xiàn)象而已。由此觀之，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為變法慷慨赴死的豪邁性格，其實是有深厚的華嚴宗佛學淵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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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華嚴宗祖庭西安華嚴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