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小飛

《喬家大院》中敘述，左宗棠出征新疆，朝廷拿不出軍餉，喬致庸借出白銀250萬兩助其平叛，雖左一再保證必定歸還，然慈禧事后并不認賬，左亦無可奈何。喬致庸跪在午門外討債，被投入大獄，對此朝廷不做任何解釋，并明確表示，不再要債，就放他回去。

如此赤裸裸的背信棄義，在朝廷并不多見，這是封建社會自古以來重農抑商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

對商人的輕視由來已久，在漢武帝時期最為苛刻，商人獲利要如實上報朝廷并繳納重稅，如有隱瞞，被人舉報并查實后，要滿門抄斬，在現(xiàn)在看來很不可思議，讓人費解。商業(yè)有助于互通有無，并且可以創(chuàng)造巨大稅收，為什么不鼓勵？這要結合落后的生產效率和交通運輸來看，所有人類社會，必備的物質資料是糧食，只有在保證了穩(wěn)定的糧食生產之后才能考慮其他的，遺憾的是，直至近代社會，仍舊旱災饑荒不斷，吃草根、樹皮、觀音土，甚至人吃人，史不絕書，而從某地運往某地的救災糧食，受阻于運輸方式，很多時候并無濟于事，讓所有的朝廷更為頭疼的是，饑荒容易引起民變，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叛亂起義，大都起于災荒，人要快餓死了，什么事都做得出來。于是，如何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穩(wěn)定的從事農業(yè)生產，就成了各個朝廷的必須考慮的頭等大事，漁樵耕讀，士農工商，皇帝皇后每年裝模作樣的一畝三分地，都把農業(yè)放在了主要的位置上，不斷完善的保甲、戶籍制度，也為農業(yè)生產的穩(wěn)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偏偏商業(yè)活動是對穩(wěn)定農業(yè)生產最大的破壞。

喬致庸從武夷山販賣茶葉到俄羅斯，路過恰克圖，有人拉過來一群馬，讓他們隨便挑，用來換他們隨身帶的木碗，喬實在過意不去，又送了他一個鐵鍋，茶葉還沒開始賣，順便銷售的生活用品就換了三千匹駿馬回去。如此大的利潤，足以使所有固守在土地上的農業(yè)生產者坐立不安，躍躍欲試。但為政者都明白，商業(yè)獲取的利潤再大，并不能憑空變出糧食來，只是互通有無罷了，給國家交的利稅再多，銀子再多，沒有糧食也無處去買，沒法解決災荒問題，也就解決了不了政權穩(wěn)定的問題，所以重農抑商的思想一直持續(xù)下來，直到高效率的農業(yè)生產和飛一般的交通運輸出現(xiàn)以后。

庚子年慈禧出逃，路過山西，盤纏用盡，喬致庸借給朝廷30萬兩，資助西巡，慈禧念其厚德，給出的恩典是，下榻喬家大院。戰(zhàn)亂平復后，從地方官到國內外商行皆以為太后是喬家的大靠山，各種匯兌生意都放心交給喬家去做，國稅納捐甚至戰(zhàn)爭賠款，晚清喬家在商場再無敵手。

欠了喬家銀子，連句話都沒有，慈禧昏庸么？能在這么大一個國家的最高權位上穩(wěn)坐半個世紀之久，不是僅憑運氣就可以辦到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滿清政府雖是外族統(tǒng)治，其實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慈禧太后，不可能連這個道理都不懂，但她就這么做了，別看你拿了那么多銀子，一樣讓你下大獄，你讓我高興了，分分鐘也可以讓你笑傲江湖。這不過是慈禧太后是在儒家文化重農抑商思想的指導下，對喬致庸這樣滿身銅臭味的商人打心底里的輕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