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茨威格與羅曼·羅蘭的深厚友誼

? ? ? 一站期間,在烽火交戰(zhàn)時刻,茨威格與羅曼羅蘭的友誼讓我感動,《昨日的世界》里有這樣一段記錄:我首先想見到羅曼·羅蘭,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堅定、更清醒、更積極,而且,我要感謝他在我心情孤獨沮喪的日子里,給予我的友誼和鼓勵。我立刻前往日內(nèi)瓦?,F(xiàn)在,我們這些“敵人”處境相當復雜。不言而喻,交戰(zhàn)國的政府是不愿看到它的公民在中立地區(qū)和敵國公民進行私人往來的。在這里無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傳部門也并沒有一條法律規(guī)定對文化交流和會面課以刑罰。只有商業(yè)上的往來,所謂“與敵人通商”才是法律所禁止的,與叛國罪相提并論。為了避免由于最輕微地觸犯禁令而遭受不必要的懷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避免相互敬煙,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被無數(shù)的密探監(jiān)視著。為了避免做賊心虛或者圖謀不軌的任何嫌疑,我們這些朋友選擇了最簡單的辦法:完全公開,使密探無機可乘。我們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取的辦法,更不在夜間偷偷互訪,而是大搖大擺地穿過大街,公開坐在咖啡館里。所以,我到達日內(nèi)瓦以后,就立刻向旅館的前臺通報了我的全名,公開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因為如果德國或者法國的通訊社就可以報道我是誰以及我要訪問誰,豈不更好。對我們來說,我們兩個偶然相遇的老朋友并不會因為分屬戰(zhàn)爭中的敵對國而突然回避彼此,我們覺得我們沒有義務因為世界變得荒謬,我們也要隨之變得荒誕。

? ? ? ? 現(xiàn)在,我終于站在他的房間里——我?guī)缀跤X得這就是他在巴黎的那個房間。像在巴黎時那樣,桌面上、靠背椅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寫字臺上也堆滿了報紙、雜志、信件紙張等。不論走到哪里,他的布置都一樣,簡單得像修士的房間,可是它卻與全世界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霎時間竟忘了問候的話,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多年以來,這是與我重新相握的第一只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正是在這三年中,我們之間的關(guān)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緊密。我用法語同他的交談,比在家鄉(xiāng)同任何人的交談更投機更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識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朋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談的這位朋友代表著全歐洲的道德良知。只有在那時我才認識到,他為促進彼此諒解所進行的偉大事業(yè)中正在做的或已經(jīng)做過的一切。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助手,也沒有秘書;他密切關(guān)注世界各國的動向,同無數(shù)向他請教公益事業(yè)的人保持著通訊聯(lián)系。他每天要寫數(shù)頁日記,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親筆寫下歷史的時代責任感,并將其看作對后代應作的交待。(那些日記現(xiàn)在又在何方?那些親筆寫的無數(shù)日記本,總有一天會全面揭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道德和思想上的種種矛盾沖突。)同時,他還要發(fā)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他正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格萊昂波》——這一切就是他承擔起的巨大歷史責任,是他一生中本著犧牲精神,孜孜不倦作出的貢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他處處伸張正義,做出表率。他每封來信都回復,每一本關(guān)于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看。這位身體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只能輕聲說話,同時還要抑制不間斷的輕微的咳嗽。他不戴圍巾就難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下來歇一會兒。可就是這么一個體弱的人居然貢獻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擊和任何詭計都無法動搖他的意志。他毫無畏懼地、清醒地看著這個動亂的世界。在這里,我從一個活著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我在寫《羅曼·羅蘭傳》時都沒有充分寫出這種英雄主義(因為人總羞于把活著的人贊美得過分)。當我看到他在這間斗室里向全世界射出看不見的、使人振奮的光芒,我的血液似乎也得到了“凈化”。我知道,羅曼·羅蘭單槍匹馬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同千百萬人那種喪失理智的仇恨作斗爭而產(chǎn)生的激動人心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深切地知道,他的存在和他堪稱表率的不屈撓的精神在當時意味著什么。染上狂犬病的歐洲正是由于他才保持了自己的道義和良知。

? ? ? 在那天下午和后來幾天的交談中,我感覺到他所有的談話中都隱藏著一絲悲哀,我同里爾克談到這次戰(zhàn)爭時也感覺到這種悲哀。他對那些政治家,對那些為了自己民族的虛榮而不顧犧牲他國無數(shù)生命的人無比憤慨。而對那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受難和死去的蕓蕓眾生總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寧發(fā)來的電報給我看,那封電報是列寧在離開瑞士前從那輛遭到無數(shù)非議的列車上發(fā)出的,懇求羅曼·羅蘭同他一起去俄國,因為列寧十分清楚,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他的事業(yè)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羅曼·羅蘭始終堅持不參加任何組織,而只以個人身份、獨立地為自己愿意獻身的事業(yè)奮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別人追隨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樣不愿受到任何約束。他認為,愛戴他的人同樣也應該是不受約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獨一無二的例子來證明:人應該永遠保持自由,堅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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