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向來很有深意，一直被當做散文的典范。

而這篇《白種人——上帝的驕子！》是朱先生中期的作品，那時國內(nèi)帝國主義橫行，北洋軍閥賣國求榮，內(nèi)外交困，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痛苦的朱先生，逐漸從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過渡成了一個堅定的革命主義戰(zhàn)士，跟魯迅一樣，用筆揭露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和帝國主義的丑惡行徑，從根本上解救中國人民。

朱先生記錄的這件事發(fā)生在電車上。電車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種交通工具。

朱先生在電車上看到“一個大西洋人帶著一個小西洋人，相并而坐著”，朱先生見著這個小西洋人，便覺好生可愛，“白中透紅的面頰，眼睛上有著金黃的睫毛，顯出和平與秀美”。朱先生用這樣動人的描寫，表達他對這個外國小孩的喜愛，這讓他想起了他教書時遇著的“養(yǎng)著烏黑西發(fā)的劉君”，劉君“真是小鳥依人一般，牽著他的手問他話時，他只是靜靜地微仰著頭，小聲兒回答”，“他的臉總是那么幽靜和真誠”，可是“兩年不見，他便死了”。動蕩不安的年代，連孩童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但朱先生卻“不能忘記他”。

現(xiàn)今又遇著一個好看的小孩，多少要將“劉君”拿出來比較一下。起初朱先生是不肯去逗弄小孩的，“我自然不能這么做，那可就有些窘了”，雖然先生忍住不去逗弄他，卻還是壓不住他的“老癖氣”，“三番兩次地看那白種的孩子，小西洋人”，沒想到回應他的居然是小西洋人的不理不睬，“起初他只是不注意我或是不理會我”。電車快到站的時候，大西洋人和小西洋人同時起身，這時“意外的事發(fā)生了”，“小西洋人突然將臉盡力伸過來，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著，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和平，秀美的臉一變而為粗俗，兇惡的臉了！他的眼睛里有話：‘咄！黃種人，黃種的支那人，你——你看吧！你配看我！’他的臉上滿布著橫秋的老氣了！”“他伸著臉向我足有兩秒鐘;電車停了，這才勝利地掉過頭，牽著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先生將這視為“一種襲擊，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襲擊”。先生被打擊到了，呆呆地坐著，沒有任何動作，也沒有任何聲音，只是僵僵地坐著。

他以為，對方不過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本該是同劉君一樣天真純潔，不懂人與人之間低俗下流的行為，不會對人造成傷害。讓他沒想到，這一個鄙夷的眼神，膚色種族之間的歧視，足以說明一切：“我做著黃種的中國人，而現(xiàn)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

先生指出“他向我伸臉，絕非偶然”，因為在西方的教育模式里，種族歧視已然成為一種觀念，而這個小孩“已被撳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里”，“他已懂得憑著人種的優(yōu)勢和國家的強力，伸著臉襲擊我了。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他的臉上便縮印著一部中國的外交史。他之來上海，或無多日，或已長久，耳濡目染，他的父親、親長、先生、父執(zhí)，乃至同國、同種，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而他們的讀物也推波助瀾，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以長他自己的威風”。

那種壓迫與空虛，讓先生一生無法忘記：我在那小西洋人的兩顆槍彈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覺得有被吞食的危險，于是身子不自覺的縮小——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我木木然目送那父與子下了電車，在馬路上開步走；那小西洋人竟未一回頭，斷然地去了。

這種空虛與壓迫，就像帝國主義壓在中國身上的一座大山，讓中國人民喘不過氣來。

積貧積弱的國家，沒有武器，沒有國防，別談什么地位，別談什么反抗，甚至連生存都成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落后就要挨打，弱國無地位，這是幾千年前就定下自然法則，中國也在這條法則下吃了不少苦頭。

世界上有許多呼吁消除歧視和民族平等的聲音，但是卻起不到太大的效果。因為每個人都喜歡欺負弱小的人，每個國家都喜歡欺負弱小的國家，只有國家強盛了，才有呼吁平等的底氣；只有民族富強了，才有消除不平等的實力。

我們個人也一樣，渴求別人的憐憫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唯有讓自己變強；要想聲張正義，除非自己有實力，否則一切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