撥亂反正：湖學何以遍天下

湖學之始，起于湖州，后聞名天下，得以發(fā)揚光大。而這一切的開端，還要追溯到湖學的開山鼻祖——胡瑗身上。自其倡“明體達用”起，選擇以教育作為針砭時弊的先行試點，湖學就在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湖學不僅實現(xiàn)了對“師道”和“儒學正統(tǒng)”的撥亂反正，并且憑借著其極大的包容性和震撼力，使其得以遍及天下、聲震古今。

而湖學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故事還得從景祐元年時說起，當時的胡瑗到蘇州講學，恰逢范仲淹當時在蘇州出任知州，因慕名于胡瑗之才學，故令其子拜祐胡瑗為師，并聘請其為蘇州州學的教授，以掌管一州之學。直至慶歷二年，時任湖州太守，作為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亦對胡瑗表示敬仰之情，遂邀請胡瑗來湖州州學做主講教授，這也開啟了胡瑗長達十二年的講學生涯，也就是這個期間，胡瑗在湖州開創(chuàng)了“明體達用”為核心的湖學之風，以州學而始，名噪中央。

韓愈在《師說》中曾提:“師道之不傳也久矣”。而社會秩序的運行，無師道，則不可立。無疑，要重新匡扶其師道，建立起新的教育體系，無疑是要撥亂反正，建立起新的教育構架和模型，而周揚波教授所言“唐宋師道復興運動大體有內(nèi)外兩個路向: 一是構建儒家道統(tǒng)而使人師成為道的傳承者；二是全面制定以學規(guī)學禮為中心的官、私學制度而樹立師尊?！备菫榇酥该髁朔较?。

復興“師道”最重要的一個思想便是“明體達用”。所謂“明體”，即明做人、做事、做學問之本；而“達用”即“實踐”，學有所獲、學以致用。學問之根，在于“躬行”。胡瑗開設“經(jīng)義”“治事”二齋，取孔子“因材施教”之法，開創(chuàng)了“分齋教學”的首例。經(jīng)義之齋多取意在取其心性疏通, 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jīng)；而治事之齋，則取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歷算以明其術是也。像這種術業(yè)有專攻的教育方法，也使得湖州在此后能涌現(xiàn)出像水利專家潘季馴、火器專家茅元儀等專技人才。

除此之外，胡瑗還開創(chuàng)了啟發(fā)式教育法，這與西方亞里士多德所開創(chuàng)的“逍遙派”亦有相似之處，可以說這是中國教育發(fā)展中的一次巨大突破?？蓮墓胖两駚碚f，師徒關系更多的注重的是“禮”，是“聽”，但在胡瑗的課堂上，他撇去了世俗的偏見，更加注重學生“舉一反三”的能力，按照學生的興趣來進行聚集講習，并親自評定是非，或是就當下時政以中庸之理折中是非，進而能對事實進行辯證分析，以“窮經(jīng)以博古，治事以通今”的教育理念實現(xiàn)對學生能力的多元化發(fā)展。可以說，啟發(fā)式教育法一種極具人文關懷的教育方法，這為湖學的發(fā)展奠定下了極好的文化底蘊。

教育上的撥亂反正，是推動湖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而在湖學日益蓬勃發(fā)展的過程中，也使得它能從州學的范圍走向太學。皇祐四年，在范仲淹、歐陽修等人的舉薦下，胡瑗擔任國子監(jiān)直講，執(zhí)教太學。由此，湖學由地方走向了中央，也擴大了它的受教群體和范圍?？梢哉f，胡瑗教書育人，并非是從功利出發(fā)。相反，他扛起了重振湖學的大旗，以達則兼濟天下的心情和愿景推動著湖學成為一種社會學風。胡瑗的行為在其弟子中亦是耳濡目染，形成了湖學獨有的文風和氣質(zhì)。歐陽修曾道:“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先生之風，在于言傳，甚于身教，他所培養(yǎng)的這些人才，亦成為了湖學有力的推動者。

胡瑗門下弟子過千余人，在他們的推廣、宣傳和實踐下，湖學的影響力開始波及整個學術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并開啟了以湖學為代表的唐宋歷史重大時代轉(zhuǎn)型。湖學的普及化，可以說離不開胡瑗本身對于教育事業(yè)的鞠躬盡瘁，更離不開湖學本身的價值魅力所在。

湖學之于儒學，是繼承，也是發(fā)揚。因此，實現(xiàn)對儒學的撥亂反正，亦成為變革社會不正之風的重中之重。自唐五代后，作為正統(tǒng)的儒學曾陷入過消沉低迷的狀態(tài)，時以逃避、浮華、虛無的辭藻盛行，以胡瑗為首的士大夫一批，率先看見了這一問題之所在，便主動出擊，一改墨守漢唐的章句注疏的舊體古制，轉(zhuǎn)而通過闡述經(jīng)典以尋圣人之道，重塑以儒學為正統(tǒng)的地位，實現(xiàn)對華夏正統(tǒng)的重建。

可實現(xiàn)對舊制的撥亂反正，原就不是一件易事。湖學之廣，也正是出于它能對不合理，或顛倒的社會教育進行厘清，對阻礙社會發(fā)展的思想觀念進行徹底的、革命性的更正。當然，湖學自身所存在的價值，本身就具有更多發(fā)展的空間。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何俊在闡述湖學的重要意義時，也進一步對湖學奠定了宋韻文化的思想基礎，是宋韻文化的源頭做出了強調(diào)，這進一步加重了湖學對于文化的基礎性和關鍵性。

當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反腐倡廉”，提出“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這與湖學“明達”的精神是繼承，也是發(fā)展。而以“反腐倡廉”為行為的標準和態(tài)度，正是將清朗正風的現(xiàn)代主義精神熔鑄到湖學的文化精神中去，使其能以理性的目光，對社會之弊病執(zhí)予一槍名為“治理”的長矛。而再亂的變局，在不斷進行又一輪的撥亂反正后，將重新回到歷史發(fā)展的正確軌道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