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于謙的悲劇

在“西湖三杰”中，于謙是悲壯的，他個人的遭遇更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有關于謙的悲劇，相關史料都有著大同小異的介紹。從非常有限并且一致的史料中非要讀出不同的感受來，歷史研究者辛苦了。

若僅是以所謂的歷史事件來進行推論，不免感覺要回到機械主義狀態(tài)下，這樣所得出的結論，不僅使由人所構成的歷史失去了光澤，而且也已經遠離真相。當然，試圖以今天的狀態(tài)代入進歷史的圖畫中也是很不容易的。不過，盡管這樣，如果無法以通感的狀態(tài)進入到當時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并用自己的假設去勾連史料中或大或小的縫隙，那么，歷史的圖畫恐怕就很難被清楚地構建起來。

這里，我們試著換一個角度去思考于謙：不以時間為軸而從人物發(fā)散開來。反復地閱讀與于謙相關的內容，有幾個名字以及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不一般的故事，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了于謙的悲劇。

王振：明朝的太監(jiān)對于朝局的影響是巨大的，例如劉瑾、魏忠賢等。王振的不同是他是在生活的窘迫中才開始了作為太監(jiān)的職業(yè)生涯。雖然是秀才，但是他的進一步的仕途之路一直沒有打開，賭博的惡習和老婆的壓迫讓他對出人頭地有著與常人不一樣的渴望。當他有一天能夠影響帝王時，他為他制定的策略是天子親征。兩個都想證明自己的人終于在土木堡有了了結：王振被殺，朱祁鎮(zhèn)被俘。如果說之前的于謙也是有才學和能力的，但歷史就是這樣，在不經意的結點轉換了劇情，他在倉促中走到了歷史的前臺。雖然時勢可以造英雄，但終究不如水到渠成來的更婉轉更好些，至少“英雄”所生活的系統(tǒng)還有待適應和升級。

徐有貞：原名徐珵，因為提出遷都南京，受到于謙斥責，仕途幾乎無望。有一次，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對徐珵說：“朝廷不用兄，皆因圣上和幾位公公(太監(jiān))都記著當年兄倡議南遷之事?！苯ㄗh徐珵“將尊諱改一改……使內廷不知公為何人，老夫擔保你越級超升，指日可待?！睘榱讼约涸呢撁嬗绊懸赃_到仕途通暢之目的，徐珵最終同意了陳循勸他改名的意見。他寫好了一份改名疏，一再言明他的現(xiàn)名(徐珵)由于同自己某一代的祖先的名字相同，犯了祖諱，因而要求改名為徐有貞，字元武。徐有貞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集中體現(xiàn)在治理山東水患上，多管齊下的治理方式不僅可以表明徐有貞的靈活性和執(zhí)行力，還可以表明這個人是善于從全局角度審時度勢的。所以，奪門之變能夠極其順利地進行，站在朱祁鎮(zhèn)角度看，那就是他被簇擁著在一個正確的時間與一些正確的人做了一件正確的事。奪門之變后，正是這個改了名的徐有貞一句話“不殺于謙，復辟這件事就成了出師無名”決定性地影響了于謙的結局。

石亨：因為有于謙的薦舉才得以重用，本來石亨對于謙是心懷感激的。德勝門一仗的勝利，石亨的功勞并不比于謙大，而得到世襲侯爵，他覺得于謙的功勞在他之上而沒有封侯，內心更加有愧。于是，石亨就向朝廷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誰知卻被于謙拒絕。不僅如此，于謙還上書景帝斥責石亨“國家多事的時候，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為大將，沒有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提拔一個兵卒，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于軍功，極力杜絕僥幸，絕對不敢用兒子來濫領功勞。”于謙的公而忘私讓石亨又愧又恨。說起來，不管石亨的做法是否妥當，完全是一種人情世故，于謙即使不接受，也完全可以婉言謝絕，大可不必在景帝面前指責石亨。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應該是居于廟堂之上的決策者們必須的基本素質。

朱祁鈺：他成為皇帝是典型的天上掉餡餅。土木堡之變后的明朝政局波譎云詭，盡管各種勢力暗自較量，但是這種較量在一個基本事實面前很快就有了分曉，那就是瓦剌在不斷要挾，而且已經準備揮師北京了。在沒的選的境況下，朱祁鈺成為了明朝的第七位皇帝。吳晗先生曾說：“景帝是個好皇帝”，是指他和于謙對保衛(wèi)北京立下很大的功勞，對人民是有功的。朱祁鈺是一位性格寬仁、或性格溫和、或性格軟弱的皇帝，想必與他的成長經歷有關。當上皇帝的朱祁鈺并沒有立刻廢掉朱見深的太子位，而是在三年后，這足可以感受到寬仁；英宗回歸后，作為皇帝的朱祁鈺有一些思想上的波動，行為上的處分倒也中規(guī)中矩，可以算是溫和了；在與大臣們的各種較量中，可以算是軟弱了。單就事實來說，朱祁鈺在位期間無論是保衛(wèi)北京還是發(fā)展經濟，無論是治理水患還是民族文化融合，都做的非常精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朱祁鈺一朝，有著名的工藝品“景泰藍”，景泰的含義包括了“和諧、友誼、和平、繁榮、昌盛、如意、高雅、智慧等”，是對中華文化做了完美的詮釋。朱祁鈺是信賴于謙的，沒有于謙，就沒有他的帝位，沒有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但這種信賴顯然是有限的，因為于謙的態(tài)度，他才決定迎回朱祁鎮(zhèn)，但也正是因為于謙是不一樣的君子，總歸是不會用下三濫的手段的。

朱祁鎮(zhèn)：明朝的第六位和第八任皇帝。朱祁鎮(zhèn)的故事放在整個中國帝王史中都是絕無僅有的。他以極大的豪情御駕親征然后被擒，一年后作為太上皇被放回，七年后再次登上皇帝位。如果說歷史是由細節(jié)構成的，那主要是因為從細節(jié)或許我們可以還原出、揣摩出歷史當事人的心理變化。一個意氣風發(fā)想要有一番作為的年輕君主被自己的番邦俘虜，這對于他的內心是多么大的傷害；在瓦剌的一年時間里，被作為籌碼，這其中是怎樣的煎熬？放回后的七年時間里，又經歷了怎樣的心理跌宕起伏，盡管他能夠成熟的隱忍，但是內心的傷痕恐怕已經溝壑縱橫了。朱祁鎮(zhèn)一定是非常有魅力的，例如在朱祁鎮(zhèn)回國途中，瓦剌大將伯顏帖木兒千里送行，在最后離別時這位草原的漢子居然淚流滿面。另外一位將軍昂克，還打了一只獐子，特地縱馬千里將獐子送給朱祁鎮(zhèn)。朱祁鎮(zhèn)身邊的人深受他的感染，愿意為他赴湯蹈火，例如太監(jiān)阮浪、王瑤等，寧愿身受酷刑也不愿說出對朱祁鎮(zhèn)不利的一句話。這個有魅力的人不喜歡背叛，不喜歡犧牲自己的背叛，尤其不喜歡以堂皇大道犧牲自己的背叛。

還有一些人物，他們共同的表演讓那段歷史精彩紛呈，這里就不再展開。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在于謙的朋友圈（包括那些敵對者）似乎找不到絕對的護佑者。同情者不算。

這么讀著歷史，從這些密切相關的人物出發(fā)，再去思考于謙之死，感覺那幾乎就是一定的。這樣的解決對于于謙來說難道不是最好的歸宿嗎？殺身成仁正是儒家學人所追求的。他的每一步決策都有一個準則，這個準則是理性的，超出了意志也超出了欲望，他讓理性所左右，自然他就會接受由這個理性所釀造出來的必然結果，盡管這個結果在外人看來多少有些殘酷或者不公，但這卻不是那個理性考慮的范疇。

最后，不妨再看看于謙的那首《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