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史上，各種文體此起彼伏，爭妍斗艷。王國維先生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保ā端卧獞蚯肌ぷ孕颉罚┯纱宋覀兛梢韵胍姡鱾€文體的應運而生乃至達于巔峰都有其特定的時代需要和訴求，或騷，或賦，或詩詞，或曲調(diào)，皆富有韻律，便于吟唱，街闈閭巷之間，販夫走卒之口，漁樵問答之巧，登高唱和之妙，各具特色，別有味道。諸如科舉及第之階，游說諸侯之辭，駕馭黔首之策，附庸風雅之道，處處可見文學的身影，文學已然無孔不入，無所不至。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布衣百姓，均受其浸潤，受其影響，時有才高筆妙之人，執(zhí)文學之牛耳，逞思想之旗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筆者假借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一文，獨拈小說一體略述之。
功利與審美
偶讀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主張鮮明，發(fā)語不凡：“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睙o獨有偶，王鐘麒先生亦言：“吾以為吾儕今日，不欲救國也則已；今日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guān)系》），更有陶曾佑：“有一大怪物焉：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不叩而鳴；刺人腦球，驚人眼簾，暢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莊，忽而諧，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勸，忽而諷，忽而嘲；郁郁蔥蔥，兀兀砣砣，熱度驟躋極點，電光萬丈，魔力千鈞，有無墾不可思議之大勢力，于文學界放一異彩，標一特色，此何物歟？則小說是。”（《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于今言小說，我以為諸公皆為小說正名，為小說立義，此時已于昔日莊子所言“飾小說以干縣令”所指之義大相徑庭，分明可見把小說的地位提高到了極致。我們充分理解有識之士迫切救國救民的心情和愿望——期望借助小說的傳播力和號召力喚醒大眾、激發(fā)民智，也能夠深切體會到那些洋溢在字里行間的澎湃激情，然而，如若梁先生所言：“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實有牽強附會之感，如此竭力鼓吹小說，實為時代所需，環(huán)境所迫，不得已而為之。但我們不得不以一種公允客觀的態(tài)度去詮釋小說這一文體，誠然我們接受小說自近代以來在國民的思想啟蒙方面發(fā)揮著劃時代的作用，在這一層面上，也充分彰顯了它的獨特的存在價值。我們不否認小說的特殊社會功能，但也不能因其在特定歷史時代產(chǎn)生過深遠影響而夸大它的這一效用，這是有違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即小說以其特有的文體形式和傳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人眾的思想，重構(gòu)社會的規(guī)范，甚至顛覆傳統(tǒng)價值體系。故諸如狄平子、王鐘麒、陶曾佑等人與任公一道要求改良小說，使之益于社會、益于國民。小說由此作為一種改良社會、覺醒民心的工具，時代使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文學發(fā)展史中展露出具有功利性的一面。
在廣義的范疇上，小說文本乃至文本所折射的現(xiàn)實世界之中無時無刻不在與美發(fā)生著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受到西方黑格爾《美學》的影響，近代翻譯家徐念慈曾概括道：“簡言之，即滿足吾人之美的欲望，而使無遺憾也?！保ā缎≌f林緣起》）小說在人的審美層面扮演著填補空白的作用，換言之，小說使得讀者的審美境界上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對美感的捕捉更為細膩、更為廣博、更為深刻，在審美品味和美感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水準的要求。梁啟超先生認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xiàn)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眾生有之，即鈍根眾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于鈍，日趨于利者，其力量無大于小說。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币簿褪钦f，小說不獨在政治教育層面對受眾發(fā)揮其覺悟提升，啟蒙開智的功效，更在其精神層面的更深層面予以疏浚引導，使其審美從新從深從真從實，而使讀者一躍而為洋溢新思想、新主張、新人心、新人格之新國民、新人類。
所謂“現(xiàn)境界”“他境界”之說，實是現(xiàn)狀與展望的對照，是自我與超我的寫照，是現(xiàn)實與理想的臨照，是自足與渴求的映照，是人的本性與藝術(shù)的特性的觀照，在美學范疇內(nèi)，所有這些相對而立又相恃而生的參照物都在可堪探討的。小說所給人帶來的“境界”觀，可以給人以目欲的享受，美感的洗禮。談及“境界”，我們規(guī)避不了便是王國維先生的“境界”說，所謂“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說，（《人間詞話》）“優(yōu)美”與“壯美”之概念。（《紅樓夢評論》）雖然這些評論家們評論伊始，便裹挾著諸多西方美學理論及文論思想而來，多少摻雜些許幼稚和偏頗，但站在特定時代環(huán)境立場來看，終究還是極富大師風范和鮮明主張的。
因之小說的存世日久及其推陳出新，人們的審美也在隨之同步變更，幾至審美興奮甚至審美饑渴。尤其是近代以來，三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而又尤以“小說界革命”影響最為深遠，上承五四新文學運動而來，如摧枯拉朽、勢如破竹般奠定了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威勢。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始終圍繞著小說這一文體的社會功用來進行闡釋，倘若我們換個角度，從側(cè)面迂回而觀，小說似乎又頗有美學色彩的闡釋，由此，社會功利與審美闡釋兩相結(jié)合，便把小說引向了更為光明的坦途。
緣起與動機
在諸多文體之中，各個文體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都有著特定的時代動機和歷史使命的，孔子提出“興觀群怨”說，《毛詩序》指出“美刺”說，韓愈倡導“文以載道”等，小說也不例外。近代以來，國情形勢嚴峻，國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無處藏身，無處發(fā)泄，無處寄情，無處消遣，此時的小說又恰逢舉國內(nèi)外新陳代謝之際，不革命難新一國之民，不革命難新一國之文學，不革命難新一國之氣象。于時小說便成為改良社會的工具之一，并在文化層面發(fā)揮著其他文體難以比擬的優(yōu)勢?！捌浯笠獨w于懲惡而勸善”（王鐘麟《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從這一觀點來看，小說似乎與其他文體所起的作用無異，又“毋謂吾國之作小說者，皆賢人君子，窮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則如婉篤詭譎以言之”，“士之不得志于時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說，以抒其憤”，此種觀點大略如司馬遷之言：“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保ā秷笕伟矔罚┢渲静坏檬?，其怨不得平，其懣不得出，其情不得寄，故投諸筆端，以筆代口，行自我排遣之事。此或小說成因的大致狀況。
我們在此探討小說的創(chuàng)作動機，實是表明小說除了具有利于社會的社會效應之外，還有一點使我們不容忽視的，那就是創(chuàng)作者本身，文本創(chuàng)作本就是情感宣泄或社會折射的場域，通俗來說，拋卻印刷業(yè)與傳播媒體不言，文本創(chuàng)作完結(jié)而不與社會接觸，作者情緒得到舒展，在此過程之中，小說充當?shù)谋阒皇亲髡咭患旱墓ぞ?，而非如任公之言：“故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
概言之，小說作為文學中極其重要的一環(huán)，除卻具備梁啟超先生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中所竭力導向的社會功能，還是文本創(chuàng)作者即作者本人情感寄托與郁結(jié)感發(fā)的工具。從美學和哲學觀點來看，這便是大我與小我之觀照的良好佐證。
重構(gòu)與整合
小說作為作者情感寄托的載體，并在絕大程度上要求與社會共融交流，社會接納與否，也就會對文本有著比較嚴苛的篩選標準，語言的平實樸素，結(jié)構(gòu)的新穎別致，內(nèi)容的通俗易曉，整體的引人入勝，方方面面的條件限制也使得小說水準良莠不齊，雜亂參差?！靶≌f之教育，則必須以白話。天下有不能識字之人，必無不能說話之人，出之以白話，則吾國所最難通之文理，先去障礙矣?！保ā墩撔≌f之教育》）小說作為曉諭民眾的工具，受眾層次不一，小說的通俗性、大眾化、樸實化自然也就顯得尤為重要了。而梁啟超先生最初的文學定位便在于此，即欲借助文字之功改良國民性，以求新民，故此時的小說功用多附帶有極為濃重的政治意味。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一文既出，頗多真知灼見。梁啟超先生在述畢小說在文學中的重要位置后，話鋒稍轉(zhuǎn)，論及小說亦有優(yōu)劣之分，善惡之別，“有此四力（熏、浸、刺、提）而用之于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惡，則可以毒萬千載?！毙≌f一旦勃興，其勢不可阻遏，浩浩然如入無人之境，優(yōu)則恩惠雨露，浸潤萬民心靈，劣則貽害千秋，荼毒善良根基。不可不推之，不可不察之，不可不防之。因此，小說于社會乃一雙刃之劍，舞之蹈之，曼妙影綽；斫之運之，寒氣攝人。如非借其力不可，尚需篩選有度，重新組構(gòu)，揚長避短，為己所用。
小說“有無量不可思議之大勢力,于文學界中放一異彩,標一特色”，“膨脹東西劇烈之風潮,握攬古今利害之界線者,惟此小說;影響世界普通之好尚,變遷民族運動之方針者,亦惟此小說”（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另有“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jīng)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且聞歐、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以上觀點均與梁啟超先生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中所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文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碑惪谕?，彼此呼應——無他，唯小說之重要意義耳。也正是因為小說具有時代所賦予的這種特殊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又在文化界極力助推甚或追捧的激進態(tài)度之下，小說創(chuàng)作自然會暴露出諸多弊端和問題，這也是梁啟超先生所顧慮到的，即小說肆意泛濫的后果，筆者上有所述，不再贅言。
針對這些弊端與問題，小說的創(chuàng)作與推廣暫緩仆繼與否，方式方法轉(zhuǎn)變與否，其他文體協(xié)調(diào)促進與否，都是擺在時代面前不可繞開的課題。于是，在小說的創(chuàng)作層面，必須不斷整合出切中肯綮的方向與資源來，主流創(chuàng)作意識也就不得不浮出水面，為社會所檢驗和磨合。于是，很多文學大家在這種歷史語境之下不斷發(fā)出詰問并闡發(fā)己見，“自來一種新思想發(fā)生,一定先靠文學家做先鋒隊,借文學的描寫手段和批評手段去發(fā)聾振聵,——中國現(xiàn)在正是新思想勃發(fā)的時候,中國文學家應當有傳播新思想的志愿,有表現(xiàn)正確的人生觀在著作中的手段”（沈雁冰《現(xiàn)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我們現(xiàn)在需要血的文學和淚的文學”（鄭振鐸《血和淚的文學》）“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保斞浮赌锨槐闭{(diào)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對關(guān)于小說創(chuàng)作指向方面的眾多見解進行整合，我們發(fā)現(xiàn)小說在改良國民性方面所體現(xiàn)的工具性愈益明顯，并且在啟蒙文學潮流之中，這種工具性使得小說這一文體被賦予了新的文體被賦予了新的文化意義和附加價值。
結(jié) 語
總之，《論小說與群治之關(guān)系》中的諸多觀點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是值得肯定的，梁啟超先生也很鮮明地闡釋出小說的文學特性是以社會功能為最終旨歸的，我們應該客觀公允地去看待這一觀點，將社會功利與審美闡釋相結(jié)合，將社會功能與作者個人感發(fā)相結(jié)合，將歷史語境下的眾多見解進行整合，這樣才不至于偏頗地褒貶一方，才能更為全面細致地闡釋小說這一文體的社會工具性和歷史使命感。才能透過小說這一文體厘定整個文學母體，管中窺豹，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