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文。
? ? ? ? 大苦悶、大抱負、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開來說，我想就“大悲憫”多說幾句。近幾年來，“悲憫情懷”已成時髦話語，就像前幾年“終極關(guān)懷”成為時髦話語一樣。我自然也知道悲憫是好東西，但我們需要的不是那種剛吃完紅燒乳鴿，又趕緊給一只翅膀受傷的鴿子包扎的悲憫；不是蘇聯(lián)戰(zhàn)爭片中和好萊塢大片中那種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憫；不是那種全社會為一只生病的熊貓獻愛心但置無數(shù)因為無錢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顧的悲憫。悲憫不僅僅是“打你的左臉把右臉也讓人打”，悲憫也不僅僅是在苦難中保持善心和優(yōu)雅姿態(tài)，悲憫不是見到血就暈過去或者是高喊著“我要暈過去了”，悲憫更不是要回避罪惡和骯臟?！妒ソ?jīng)》是悲憫的經(jīng)典，但那里邊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場面。佛教是大悲憫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獄和令人發(fā)指的酷刑。如果悲憫是把人類的邪惡和丑陋掩蓋起來，那這樣的悲憫和偽善是一回事?！督鹌棵贰匪刎搻好?，但有見地的批評家卻說那是一部悲憫之書。這才是中國式的悲憫，這才是建立在中國的哲學(xué)、宗教基礎(chǔ)上的悲憫，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學(xué)和西方宗教基礎(chǔ)上的悲憫。長篇小說是包羅萬象的龐大文體，這里邊有羊羔也有小鳥，有獅子也有鱷魚。你不能因為獅子吃了羊羔或者鱷魚吞了小鳥就說它們不悲憫。你不能說它們捕殺獵物時展現(xiàn)了高度技巧、獲得獵物時喜氣洋洋就說他們殘忍。只有羊羔和小鳥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說不是小說。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鳥，也要吃昆蟲；即便是好人，也有惡念頭。站在高一點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壞人，都是可憐的人。小悲憫只同情好人，大悲憫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惡人。
編造一個凄凄慘慘的故事，對于以寫作為職業(yè)的人來說，不算什么難事，但那種非在苦難中煎熬過的人才可能有的命運感，那種建立在人性無法克服的弱點基礎(chǔ)上的悲憫，卻不是能夠憑借才華編造出來的。描寫政治、戰(zhàn)爭、災(zāi)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帶給人的苦難，把諸多苦難加諸弱小善良之身，讓黃鼠狼單咬病鴨子，這是煽情催淚影視劇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憫，更不是大悲憫。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tài)人格導(dǎo)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基于上述論述，我要說：我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是一部悲憫之書，那些沒在苦難中打過滾的人，那些完美無缺的人，那些不敢正視中國文化陰暗面的人，那些不敢正視人性之惡的人，那些拿肉麻當(dāng)有趣的人，那些掄著魯迅的牌位打人卻忘記了魯迅揭示的“國民性”的人，那些別有用心地把作品中的人物心態(tài)和作者的心態(tài)混淆起來的人，那些自己不動腦子、拾人牙慧、鸚鵡學(xué)舌的人，不可能理解它。這些人不僅不可能理解我的《檀香刑》，也不可能理解我的《豐乳肥臀》、《酒國》、《四十一炮》、《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歡樂》、《紅蝗》……
關(guān)于悲憫的話題，本該就此打住，但總覺言猶未盡。請允許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報的一個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總編輯退休之后在自家報紙上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也許會使我們對悲憫問題有新的認識。這篇文章的題目叫《難忘的斃敵場面》，全文如下：
? ? ? ? 中外古今的戰(zhàn)爭都是殘酷的。在激烈斗爭的戰(zhàn)場上講人道主義，全屬書生之談。特別在對敵斗爭的特殊情況下，更是如此。下面講述一個令我畢生難忘的斃敵場面，也許會使和平時期的年輕人，聽后毛骨悚然，但在當(dāng)年，我卻以平常的心態(tài)對待。然而，這個記憶，仍使我畢生難忘。
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頑軍一五二師所屬一個大隊，瞅住這個有利時機，向“北支”駐地大鎮(zhèn)等處發(fā)動瘋狂進攻，我軍被迫后撤到駐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軍將大鎮(zhèn)潛伏的頑軍偵察員（即國民黨特務(wù)）四人抓走。其中有個特務(wù)是以當(dāng)?shù)蒯t(yī)生的面目出現(xiàn)的。抓走時，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們知道我軍撤走的路線）同時綁著雙手，還用一條草繩把四個家伙“串”起來走路。由于敵情緊急，四面受敵，還要被迫背著這四個活包袱踟躕行進，萬一雙方交火，這四個“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隊長鄔強當(dāng)即示意大隊長鄭偉靈，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處決。
鄭偉靈考慮到槍斃他們，一來浪費子彈，二來會驚動附近敵人，便決定用刺刀全部把他們捅死。但這是很費力，也是極其殘酷的。但在鄭偉靈眼里看來，也不過是個“小兒科”。當(dāng)部隊撤到英德東鄉(xiāng)同樂街西南面的山邊時，他先呼喝第一個蒙面的敵特俯臥地上。然后用鋤頭、刺刀把他解決了。
為了爭取最后機會套取敵特情報，我嚴厲地審問其中一個敵特，要他立即交代問題。其間，他聽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慘叫后，已經(jīng)全身發(fā)抖，無法言語。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臉上摑了一巴掌。另一個敵特隨著也狂叫起來，亂奔亂竄摔倒地上。鄭偉靈繼續(xù)如法炮制，把另外三個敵特也照樣處死了。我雖首次看到這個血淋淋的場面，但卻毫不動容，可見在敵我雙方殘酷的廝殺中，感情的色彩也跟著改變了。
事隔數(shù)十年后，我曾問鄭偉靈，你一生殺過多少敵人?他說：百多個啦。原來，他還曾用日本軍刀殺了六個敵特。但這是后話了。
? ? ? ? 讀完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們過去那些描寫戰(zhàn)爭的小說和電影，是多么虛偽和虛假。那些高舉著“悲憫”大旗的先生們，看到這篇文章，不知作何感想。這篇文章的作者，許多南方的文壇朋友都認識，他到了晚年，是一個慈祥的爺爺，是一個關(guān)心下屬的領(lǐng)導(dǎo)，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鄭偉靈，也不會是兇神惡煞模樣，但在戰(zhàn)爭這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下，他們是真正的殺人不眨眼。但我們有理由譴責(zé)他們嗎?那個殺了一百多人的鄭偉靈，肯定是得過無數(shù)獎?wù)碌挠⑿?，但我們能說他不“悲憫”嗎?可見，悲憫，是有條件的；悲憫，是一個極其復(fù)雜的問題，不是書生的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