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是歐陽修在慶歷三年寫的一篇奏章，因歐陽修等人彈劾，夏竦、呂夷簡等被罷官，范仲淹等人執(zhí)政，即為“慶歷新政”。于是夏竦等人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歐陽修當時在諫院任職，寫了這篇奏章。
先看破題立意：
文章開篇即為：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后指出小人與君子朋黨的區(qū)別：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這篇反駁夏竦朋黨之說的論辯從開頭就奠定了它的精彩，即：不否認朋黨，而是區(qū)分開小人與君子的朋黨，從而陳說君子朋黨之利，小人朋黨之害。從中可見破題之精彩，不否認朋黨，降低論證義務且不用大量舉證來扭轉事實（確實是朋黨），將主題拆分為二，既保全己方立場又能反駁對方。這樣就將論述朋黨之禍轉為論述小人之害，后者更為顯然也更對己方有利，同時升到道德層面的高度讓對方背負道德壓力無法辯駁。
除了破題，文章對于例子的應用也十分巧妙：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薄凹q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庇门簏h則興，無朋黨則亡。用歷史上真實的例子說明君子之朋黨好在哪，是接著上面的論述強化己方立場，用的方法則是概念的轉換。細細品味，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的朋黨等同于“團結”、“同心”，所以歐陽修其實是在美化“朋黨”，對其中會引起皇帝猜疑的地方避而不談，用團結、同心來代替，聽起來就容易接受多了。并且這里還有一個小的細節(jié)，他用了一個三千人的大朋黨，實則是廣義化朋黨的定義，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模糊朋黨與團結的區(qū)別，模糊概念的轉換。
《朋黨論》精彩的是破題與舉例，而《縱囚論》在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解析，用不同的可能性來提出新的觀點。
這篇文章是評價唐太宗釋放罪犯，與他們約定按期限自動回來受死這件事的，歐陽修認為這件事不合乎常情，不是信義恩德使然，而是上下互相的猜測欺騙：
前一種觀點認為，恩德感人至深，可以迅速改變人的品行，使罪犯能夠按期回來。
而作者認為，唐太宗能放罪犯回去，正是估計到了他們希望被赦免一定會回來；而罪犯也是估計到按期回去就會被赦免所以才會守信。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太宗竊得了犯人的隱情，犯人也知道了皇帝的想法。因此得出結論，這件事只是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騙，沒有恩德與信義。
經他這樣解讀，是不是有點像博弈論呢，雙方都根據對方的舉動來做出決策。在辯論中反駁對方的例證，即可通過不同的解讀方式借力打力。
辯忠辯奸，辯善辯惡，辯真辯偽，為辨而辯，古代諫官深通此道。以辯論鑒賞，也是古文的另一美感與藝術價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