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可謂三國后半部分中難以忽略的篇章，林林總總的剖析也有很多——曾經(jīng)看過最黑的解讀是怕馬謖跑到曹魏，而諸葛亮通過與馬謖交談已然發(fā)現(xiàn)馬謖縱使言過其實，卻和諸葛亮常常所見略同，如若跑到曹魏則稱心腹大患，揮淚也不過是斬馬謖的做戲——我個人不太傾向?qū)伛R謖這件事情過多做心里動機上的分析，原因也很簡單：人心向來是復(fù)雜的，我們很多時候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都搞不清楚，連自己親近的人到底在想什么都沒法理解，何況遙遠三國時期的一個人的心思。
既然心思這東西不好分析，那么對于斬馬謖這件三國后期蜀漢政權(quán)中的十足的感情戲，我們還能分析什么呢？
先讓我們列幾條我們公認的事實：
- 諸葛亮一心忠于蜀漢，力求平定中原，匡扶漢室。
- 馬謖立功心切，急于在北伐之中用實際的戰(zhàn)果證明自己。
在承認了這兩點的前提下，派馬謖守街亭也就成了諸葛亮出師北伐中大膽啟用新人之舉，卻落得滿盤皆輸?shù)膼汗?。那我們就要問了，大膽啟用新人就是錯的么？姑且先讓我們拋開劉備臨終前對馬謖的成見，歷史之中，用新人，尤其是年輕人，而得到克敵制勝的例子并不少，漢武帝啟用衛(wèi)青、霍去病不就是這么個例子么？現(xiàn)在我們也常常講創(chuàng)新，用新人不也是獲取收益的一種手段么？
誠然，用新人，引入新的想法，卻是是改變當前局面的一種有效手段，但一般都是為了改變當前的被動局面：漢武帝啟用衛(wèi)青、霍去病，很大程度是因為舊的方法已然不奏效。愛因斯坦說過，瘋狂的定義就是用相同的方式做同樣的事情，卻期待不同的結(jié)果出現(xiàn)。改變方法未必就會有效，可我們至少有理由期待不同的結(jié)果出現(xiàn)。在保證最壞結(jié)果不會比舊有方法更糟的前提下，我們有理由期待新的做法所肯能帶給我們更好的結(jié)果。然而，諸葛亮啟用馬謖這件事情上卻不是這樣：舊的方法未必就不有效，比如王平之類的將領(lǐng)，未必就不能守住街亭；用馬謖實際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諸葛亮自己更大的期望——在北伐之時盡快提拔新人，以備后用。這里提一句，諸葛亮是很欣賞馬謖的，這點毋庸置疑：僅憑南征孟獲之前馬謖的諫言，諸葛亮就已經(jīng)認可了馬謖，并對他寄托了略顯浮躁的期望——諸葛亮一致都在尋找能夠傳授畢生所學(xué)的人的，我們不能排除諸葛亮將馬謖認定為這個人的可能性。那么這件事就很清楚了：諸葛亮的大膽啟用馬謖，不是完全基于理性分析最優(yōu)和最差可能結(jié)果后的穩(wěn)妥決策，而是夾雜了個人美好期望的感性選擇。德川家訓(xùn)有言：只知勝而不知敗，必害其身！如果馬謖在這北伐的歷練中迅速成長起來，確實能極大加速蜀漢的北伐進程，只不過一切并沒有向著諸葛亮的最好期望發(fā)展，反而因為馬謖本人的特性，向著概率更大的較差的結(jié)果發(fā)展。
這里提到了馬謖本人的特性，也就涉及我們之前放置的劉備對馬謖的評價。為什么劉備在臨終之時著重強調(diào)了馬謖這個人的不可大用呢？關(guān)于這一點也有很多從劉備的動機層面來分析的觀點，不過如前所述，我個人不大傾向從這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從更為客觀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更能幫助我們得到較為可靠的結(jié)論。這樣來想這個問題：如果當時是其他人坐在那里面對劉備，劉備有可能以諸葛亮為對象說出這番話么？我們能很輕易的回答：絕對不可能，諸葛亮之前的作為已然完全證明了自己丞相級別的能力，劉備沒有理由說出這番話。說到這里，無論劉備到底懷著什么心態(tài)向諸葛亮說出馬謖不可大用這個結(jié)論，都至少說明馬謖的能力是值得懷疑的?？蓱岩芍幱衷谀睦锬兀?/p>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對馬謖到底屬于哪類人才稍微界定一下。他是個碼農(nóng)么？肯定不是，看來他這輩子與高薪無緣。干將？也不是，就沖他街亭的做法就能判斷他不是個干將。他確實和諸葛亮很像，也就是年輕的諸葛亮，一個軍師，一個謀士。若要提到干將，與馬謖一同去守街亭的王平反而是個干將。謀士和干將在功能和行為模式上都是有很根本的區(qū)別的：所謂謀士，要能預(yù)測到他所能想到的各種可能性，并對每種可能性的可能發(fā)展有所預(yù)期，清楚其中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以及最終各方的得失，以此為基礎(chǔ)，進而找到己方的占優(yōu)的結(jié)果，以此為目標進行謀劃；而干將則需要控制場面，不需要得到最優(yōu)的結(jié)果，但應(yīng)該在確定范圍的局勢下按照既定的目標以及計劃實施。這兩者功用上是有傾向性的。一度有這樣的言論：謀劃階段可以追求出彩，但在具體施行是只求不出差錯。這樣的說法到不意味著實際施行是不可能有超常發(fā)揮，只是不應(yīng)該在具體施行時再懷抱超長發(fā)揮的幻想。想必Facebook的“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也大致暗示了這樣一種觀點。簡而言之，謀士要想的多，干將要做的穩(wěn)。這么看來，馬謖在街亭的表現(xiàn)著實證明他就是個謀士：想得多，太浪了。
那這件事情關(guān)乎諸葛亮什么呢？直白說，身為領(lǐng)導(dǎo)，應(yīng)該考慮到這一點，不應(yīng)把一個謀士直接放在如此重要的一個位置上。實際諸葛亮自己已然感覺到了這一點，否則他也不會再派王平為副將輔佐，可惜他還是對馬謖這個謀士有著太不切實際的幻想，寄希望于他是個不世出的天才，能夠小試牛刀便旗開得勝，可結(jié)果卻就是個大大的悲劇。
總結(jié)下來，諸葛亮的錯用馬謖，其根源在于判斷不再理性，夾雜著太多的個人幻想與期望，而在這樣的幻想下，更加忽略了很多基礎(chǔ)性的問題。再反觀北伐本身，不也同樣是這樣一種錯誤下的決策么？看似聲勢浩大的北伐，實際不就是諸葛亮本人身負托孤之責后，報主心切，幻想著一路凱歌向長安，再歸隆中面空山，而這樣的想法又有幾分實際呢？諸葛亮本人也并非不清楚這一點吧？看來，古往今來的悲劇，大體都是因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愚蠢行徑，空留世事難料的悲嘆而已。
如此淺談，想必也不過只是些“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的胡亂堆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