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聽起來像另一個問題，重要的是提問的意圖，而意圖總是隱蔽的，往往連提問者也搞不清楚?！ǚ蚩ā兑粭l狗的研究》

? ? ? ?關于作者的意圖問題，我們對詩人的苛責最多：它們的詩歌讀不懂，因此不過是在玩弄我們的心智。即便是今天，如果不是碰到一首通過大白話寫就的詩歌，也有人讀不懂。但另一個極端是，部分詩人們執(zhí)意創(chuàng)造沒有意義的詩歌，盡管更可笑的是，學者們同樣可以賦予其意義，并能夠自圓其說。

? ? ? ?從詩人著眼，我想到早些年寫詩的時候，非馬先生曾教誨我，詩歌的意涵至少要設置兩層，一層讓人一看就明白，另一層讓人看不明白，但認真研讀下來的人會明白。經(jīng)由列奧·施特勞斯所發(fā)現(xiàn)的——哲人們善用隱微書寫——似乎從另一個側面加劇了作者的意圖這一難題（盡管尼采要更早些發(fā)現(xiàn)：“以前的哲人都知道顯白與隱微的區(qū)別”《善惡的彼岸》第30條），同時無情的貶低了那些聲稱“讀不懂”的讀者。

? ? ? ?在他們看來，哲人或詩人都試圖隱藏一種真實的意圖，并期待著仔細閱讀者的到來，這正如尼采在《曙光》中所尋找的耐心的朋友的能力，“這種藝術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見影，但它教我們正確地閱讀，即是說，教我們緩慢地、深入地、瞻前顧后地、批判地、開放地、明察秋毫地和體貼入微地進行閱讀?！比绱艘粊恚绻覀儽伙@白的說辭說服了，恰恰說明我們不是哲人真實的意圖信仰者（我們只是讀懂了他們高貴的謊言），因此，所謂的“一讀就懂”、“好讀書，不求甚解“似乎是否認作者“為文之用心”的深層意圖。這時，許多不具備“閱讀的德性”之人方有此責難：我們讀不懂那些語言晦澀的作品，轉而閱讀那些大眾點的作品，你們卻又說那不是他們真實意圖。這些淺薄的閱讀者們既無法忍受語言的晦澀，并且也難以接受被“精心策劃”的作者“策略性言辭”的欺騙，他們似乎只能讀更為次等的作品，這甚至與次等地讀經(jīng)典的作品差距甚大。

? ? ? ? 培根是我們在近代哲學史中遇到的第一位試圖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的哲人。換言之，盡管他的行為糟糕，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行為視作他們的真正作為，而否認其言語的真誠性——言行不一之人可能是隱藏了自己真實的意圖，言行不一所構成的矛盾誘使人們去發(fā)現(xiàn)它。畢竟“任何人要恰如其分地解釋偉大哲人的動機都必然面臨哲人的面具問題?！保ɡ逝逄亍赌岵膳c現(xiàn)時代》）從培根的種種矛盾來看，我們唯有相信他言此意彼，要不然，就只能歸根于人性本身的矛盾了（盡管這當然是存在的）。

? ? ? ?在《學術的進展》中，培根將自己描述為“更適合從事文學而非其他任何職業(yè)的人”，在《自然的解釋》序言中，他認為自己的天資和性格與真理更為親近和關聯(lián)，然而他的出生和教育卻將之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學，最后他妥協(xié)了，并希望在政府中擔任官職，從而獲得穩(wěn)固的幫助和支持，這樣他就可以利用業(yè)余時間做學術研究與著書立說以完成自己的哲學使命。今后，他似乎認為自己能夠并置自己的雙重生活，并委婉地為自己的追求功利進行了隱晦的辯護：“將每日的沉思與活躍的生活結合起來，或是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沉思，很難說究竟誰更有害或阻礙心靈的成長?！?/p>

? ? ? ? 不過，人們往往更為贊賞萊布尼茨那樣淡泊名利：“我們是為了進行思考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生活不是我們所必須的，思考才是我們所必須的?！钡覀儾荒芤赃@樣極端的要求去責難每一個期盼過上正常生活的哲人，更何況他們或許真的有著某些意圖。不過許多評論者并不能持此寬容的態(tài)度，例如費爾巴哈認為培根的這一急功近利的行徑是對自己真正志趣的反抗，他認為以培根的天賦，如果都用在哲學上，他可能作出的成果比他實際作出的成果無限地多得多。（《費爾巴哈哲學史著作選》第一卷）文德爾班也認為培根除了破除經(jīng)院哲學有價值，其他都毫無意義，所以他極為諷刺地說道：知識的碩果只有在不追求知識的成果的地方才能成熟。（《哲學史教程》）

? ? ? ?從哲人的意圖出發(fā)，杜倫對此持肯定態(tài)度，他認為培根的榮升應驗了柏拉圖的哲學王的理想；而在朗佩特看來，這就是柏拉圖所謂的哲人立法，因此朗佩特稱培根為“哲學大法官”。培根對自己的辯護就更為突出了，“我希望如果我在政府中能夠升到尊貴的地位時，我就會有一個較大的權力，能以動員更多的勞力和才智來幫助我的工作；因為這些緣故，我就一方面努力學習政府工作，一方面又在廉恥和誠實所許可的范圍之內，盡量自薦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朋友們。”事實確實如此，因為在培根看來，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夠有如此豐富的材料，正是得益于他是亞歷山大這個萬王之王的老師的身份和地位。據(jù)說，亞歷山大大帝派自己的獵人、漁夫以及自己的園藝家、天天替亞里士多德搜集他所需要的動植物標本，供亞里士多德研究之用，甚至亞里士多德還建設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動物園。因此，可以明確，不論他的行為如何（培根可不止這一種糟糕的行為），培根確實愛智慧，而他把追求高位作為完成和改善自己科學工作的一個手段。

? ? ? ?因此，如果不承認哲人內心的哲學抱負，而簡單批判為哲人的作秀，那就無法解釋：是什么促使這些人作出如此驚人的決定，去改變人類的狀況和歷史的方向？是因為他們熱愛真理并希望與人分享？還是他們熱衷于名利或不朽的榮耀？或是臭名昭著的權力意志？這些人是受了什么原因的驅使？（朗佩特《尼采與現(xiàn)時代》）肩負著人類的重擔，企圖改變世界，這種責任如果不是哲人真正的決斷，哲人們會去進行真正的哲學行動嗎？以哲人的才智，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獲得榮譽與獎勵。并且，如果假設哲人們未經(jīng)深思的思想就這樣影響深遠甚至改變了世界以及人類思想的既定秩序，那我們是否也太不夠堅定了？

? ? ? ?隱藏真實的意圖當然是出于某些理由，尤其是政治的處境。通常，那些站在人民立場上的知識分子總會進行這樣的自我批判：知識分子們口中的啟蒙，其主體就是知識分子自己（君子），而對象則是普羅大眾（小人）。因此，憑借其淵博的知識和中正的德性，知識分子有理由馴化雜眾。在他們眼里，這樣持“真正的統(tǒng)治者都是少數(shù)人”這樣的觀念，也就是說哲人們試圖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是自視甚高的表現(xiàn)。培根聲稱要避免“傷害圈外的人，”增強圈內人的興趣。后來的尼采同樣認為，哲人的真知灼見若要“講給那些無意于此或無此種天賦的人”，那么，它們聽起來就不再像真知灼見，倒“像蠢話，有時像是犯罪”。（《善惡的彼岸》）實際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看法是否也隱藏著這樣一種真實的意圖：部分人還不具備直視太陽的能力，他們暫時還不能聽逆耳忠言，而只能聽些好話、幸福的好話。關于這一點，魯迅在《野草·立論》巧妙地反諷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同樣的，培根在他的《論古人的智慧》中的第一個寓言《卡珊德拉或實話實說》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教訓：富有遠見的智慧應與適合時代的傳達智慧相伴而行。寓言敘述了卡珊德拉雖然實話實說，但卻不僅得不到信任，相反本想行善卻釀成惡果，其遠見反而加速了自己人民的滅亡。因此，哲人迫不得已，只能在同一文本內設置了兩種觀念，一方面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做到柏拉圖的“不傷害任何人，卻有益于好人?！保ā独硐雵罚┡喔钪O此道，故而在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中，開篇即提醒我們注意培根“用舊術語來描述新事物這樣一種寫作風格?！彼裕逝逄財喽ǎ骸芭喔砻嫔吓懦庀ＥD哲學，從而掩飾了他暗中卻忠心耿耿的事實?！保ɡ逝逄亍赌岵膳c現(xiàn)時代》）

? ? ? ?一旦這樣理解哲人，培根似乎沒那么討厭了。不過，也不能說哲人的話語里到處隱藏著真實意圖。培根的《論說文集》文字優(yōu)美，抒發(fā)人生感悟，文學史上亦有其地位。培根平時太勤奮、太忙了，所以他好像不是個愛情主義者。在《論結婚與獨身》中，他談到“男人一結婚，馬上就成熟七歲”，“常見的是壞丈夫都有個好妻子?！保ㄅ喔约菏抢猓皢紊砩钸m合牧師，因為慈善之流如果要先填滿一座池塘，將幾乎不可能再用來澆地了……如果他有妻兒，就等于向命運交托了人質；因為它若要達成大業(yè)，無論善惡，妻兒總是障礙。”在《論戀愛》中，他說道“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在眾多偉大和實現(xiàn)了自身價值的人當中，沒有一個是為愛而癡狂的；這說明，偉大的精神和事業(yè)能杜絕這種柔弱的感情?！保ㄅ喔赡苁窍氲搅颂K格拉底）所以，培根45歲才結婚，而且諷刺的是，他顯然是看中了其妻子的家世，而非美貌，其婚禮極為奢華，用去了女方的一半的嫁妝，這表明他顯然是存在某些品行問題的?？吹脚喔恼撌鑫覍幵赶嘈派勘葋喌哪蔷湓挘骸皭矍槭姑糠萘α考颖??！笨梢?，我們承認哲人的真實意圖，但也不能將之廣而概之，應用在其所有作品、言論上。

? ? ? ?事情變得更為復雜了，或者說它本身就復雜，只是我們此前并未理解。至少，我們面對全然不知的另一個主體時，我們需要考慮他的真實意圖，尤其是他在表面上（通過行為）引起的與意圖或誓言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