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中國也好外國也好，出過很多作家。其中，有些人寫的作品讀者甚眾，有些人寫的作品卻鮮有讀者。
從純數(shù)字的角度講，讀者量大的作家應該是大作家，反之，讀者量少的作家是小作家。但實際情況卻有些打臉。
古希臘最著名的詩人是荷馬，兩千多年過去了，他的作品還在全世界印刷，并被大量閱讀著。我們的曹雪芹也是如此，《紅紅夢》不僅每年都在印刷，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和論文每年也在大量的出版和發(fā)行著。
但同樣屬于大作家的詹姆斯·喬伊斯，盡管作品也在不斷印刷著，但除了文學研究人員和學生，普通讀者沒幾個愿意讀或讀過喬伊斯的作品。連他自己都感嘆過，他的作品沒有同一時代，同一流派的勞倫斯的作品暢銷，盡管，打心眼里，喬伊斯根本看不上勞倫斯的作品。再如我們的Mo Yan（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敢用他的漢語名字，因為前兩天提到他，簡書竟然把我文章封掉了），雖然獲得了中國文學界盼望了幾代人的諾貝爾文學獎，出版社也進行了一定的包裝和宣傳，讀者卻似乎并不買賬。毫不夸張地說，Mo Yan的作品甚至還沒有韓寒、余秋雨、余華的作品好賣，跟金庸比也是相差了一大截。
喬伊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而且不是之一，但是窮困潦倒了一輩子。晚年，因為眼疾嚴重影響了看書和寫作，其弟要求他接受手術，而喬伊斯只能令人同情地回答：錢呢？
我們安徽在解放前有過一個很出名的作家，叫張恨水，安慶潛山人，曾經(jīng)憑一支筆養(yǎng)活一大家子，在當時，連不看魯迅作品的魯迅母親都是張恨水的粉絲，足見張恨水影響之大。但從純粹文學的角度講，張恨水的作品缺少深度，并不是一流作品。
也許，每個作家對于自己的定位都有一個標準，就像喬伊斯，他相信自己的價值，根本不屑于為了迎合讀者而寫作。據(jù)確鑿的記載，《都柏林人》本來是約好在一份報紙上連續(xù)刊載的，但由于喬伊斯的作品不能迎合大眾，報紙老板要求喬伊斯對作品進行修改，而喬伊斯，寧愿不發(fā)表也不修改，導致《都柏林人》在完稿之后，十年間無法與讀者見面。
相反，法國作家大仲馬對于自己的作品就沒有那么高的要求。只要能出版，怎么寫都行，掙錢是第一位的。為了多掙錢，據(jù)有關文獻記載，大仲馬甚至買無名作家的作品，注上自己的大名，交給出版社出版。
也許，像喬伊斯那樣當作家未免太跟自己過不去了，像大仲馬那樣當作家又有點太過世俗了。那么，該怎么在這兩類作家當中進行選擇，既能成為大作家又能不缺錢花呢？
在權衡當一流作家和贏得閱讀量方面，毫無疑問，英國作家毛姆的做法最為英明。他自己都承認，最多，他只能算是一個二流作家，但是我們注意到，毛姆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有中文譯本，并且有好幾種不同的版本。這不是因為沒有更好的作品可以翻譯和出版，實在是因為毛姆的作品太好銷了，能為出版社獲得大筆的利潤。毛姆甚至不只為普通讀者所喜愛，就我所知，連才高八斗目中無人的錢鐘書，當年寫學士論文的時候，也是選擇了這位英國二流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