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的“物”除自然景物外，也像日本的“物哀”之“物”一樣包含著“事”，所謂“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漢書·藝文志》）；但日本的“物哀”中的“物”與“事”，指的完全是與個人情感有關的事物，而中國的“感物”之“物”（或“事”）更多側(cè)重社會政治與倫理教化的內(nèi)容。

（2）中國的“感物”論強調(diào)感物而生“情”，這種“情”是基于社會理性化的“志”基礎上的“情”，與社會化、倫理化的情志合一、情理合一；但日本“物哀論”中的“情”及“人情”則主要是指人的與理性、道德觀念相對立的自然感情即私情。

（3）中國“感物”的感情表現(xiàn)是“發(fā)乎情，止乎禮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日本的“物哀”的情感表現(xiàn)則是發(fā)乎情、止乎情，樂而淫、哀而傷。

（4）日本“物哀論”與中國明清詩論中的“情景交融”論也有相通之處，但“情景交融”論講的是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關系，主體使客體詩意化、審美化，從而實現(xiàn)主客體的契合與統(tǒng)一，達成中和之美。 “物哀論”的重點則不在主體與客體、“情”與“境”的關系，而是側(cè)重于作家作品對人性與人情的深度理解與表達，并且特別注重讀者的接受效果，也就是讓讀者“知物哀”，在人所難免的行為失控、情感失衡的體驗中，加深對真實的人性與人情的理解，實現(xiàn)作家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心靈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