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槍桿子里出政權”，清朝皇帝對軍隊的統(tǒng)治權更牢固。

偉人有句著名的話“槍桿子里出政權”，清朝皇帝對軍隊的掌握比較牢靠，皇帝受到的制約更小，自然服服帖帖。

清朝的軍隊主體力量是八旗兵和綠營兵，這些軍隊的來源比較固定，他們圍繞皇帝形成了利益捆綁，大臣很難影響到皇帝的兵權。

明朝從戚繼光后，軍隊大多是招募而來，招募兵勇由大臣負責，大臣們對兵權的影響和控制，讓他們有了說話的底氣。后期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爭斗，不僅僅是朝堂上的爭斗，同樣對軍隊的控制權展開了斗爭。

清朝后期因太平天國運動，放開了對軍隊的掌握，相繼產(chǎn)生了湘軍、淮軍、楚軍等軍隊，以及后來的新軍，這些軍隊就是招募而來，他們直接聽命于上級，而不是皇帝。

也正是這之后，大臣不再像以前那樣服服帖帖。比如甲午戰(zhàn)爭時，朝廷對南方艦隊的調(diào)度已經(jīng)不太管用；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南方更是搞了個“東南互保”；辛亥革命時，袁世凱直接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權。

大臣們由服服帖帖到不聽話，主要原因就是皇帝已經(jīng)無法掌握武裝力量，沒有兵權，哪來的政權。

其二：滿漢一家卻終究是客，權力有效，話語權有限。

明朝是漢人為主的朝廷，大臣們服務于皇帝，但明朝仿佛也有他們的一份，也在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當官，明朝大臣有點兒像公司的小股東。

清朝就不同了，雖然入關后，清朝名義上說滿漢一家，但終究也不是一家，同等級別上，漢人大臣明顯不如滿人大臣更吃香。

漢人雖然也可當官，但心理上始終是“客”的感覺，滿人對漢人也始終心懷芥蒂，尤其是漢人位高權重后，滿人對他們的任用十分小心，時刻防范他們。

比如，清朝時期的漢人大將周培公，在叛亂平定后就把他解除兵權撂在一邊；再比如曾國藩，當年說打下天京要封王，最后壓根兒就沒有兌現(xiàn)承諾。

所以，清朝的漢人大臣，一旦到了位高權重的地位，他們自己也會十分小心謹慎，甚至如履薄冰，更不敢造次。

至于滿人的大臣，由于滿族人口少，所以他們還是屬于皇帝一伙兒的，也不會和皇帝“抬杠”。

所以，滿清大臣大多服服帖帖的，不像明朝中后期的大臣那樣，有事兒沒事兒總喜歡和皇帝對著干，好像不頂嘴就不是忠臣似的。

明朝朱元璋實行分封藩王的政策，這些政策經(jīng)過朱棣的更改，到了明朝中后期，藩王們成了一群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的“閑人”。

于是，明朝皇室成員都成了地方上的無用人，皇帝沒有兄弟在朝廷上幫襯，就是自己的兒子長大后也得離開自己去封地。結果，明朝末期雖然有百萬子孫，但明朝皇帝在朝廷卻非常的“單薄”，難以制衡大臣，這也是明朝大臣“又臭又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朝卻和明朝相反，皇室都在京城，也可為官，幫皇帝管理國家、制衡大臣。

比如康熙的二哥福全，康熙二十九年時授撫遠大將軍，聯(lián)合恭親王愛新覺羅·常寧（康熙的五弟）分道討伐噶爾丹，率領清軍攻打烏蘭布通，大敗叛軍噶爾丹，取勝還師。

再比如康熙的幾個兒子，更是朝廷上舉足輕重的臣子，幫襯著康熙皇帝治理國家。

皇親國戚都是重臣，直接制衡朝廷的外姓大臣，這和現(xiàn)代公司里自己的同事是老板的親戚一個道理，很難搞小動作和老板對著干。

所以，清朝的大臣遠比明朝的要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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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明史》，《清史稿》，《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