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的陳志武說道：“中國學生太乖了，我們要做有個性的中國人。”

他說一代一代的中國人，教育背景是那么的單調，我們培養(yǎng)出來的是一個一個的工具，干具體的事可以，幫別人打工可以，但是你要做領袖的人物，是很難的，因為沒有個性，沒有思辨的能力。

按照工具模式化教育，最后只能讓中國整個經(jīng)濟做制造業(yè)，但是沒辦法創(chuàng)造。

如果我們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我不需要總理給我說要實現(xiàn)兩創(chuàng)，要觀眾創(chuàng)新，大眾創(chuàng)業(yè)。我們自然會把生活弄得有創(chuàng)意。

如果你都是跟別的大眾是一樣的，這個世界可以有你，也可以沒有你，沒有什么區(qū)別。

中國留學生的年齡是越來越低，但是國外這些非常優(yōu)質的高校，他們對接受中國學生的門檻升的越來越高。

哥倫比亞的一個中國教授說，他們在考慮以后不再招中國學生。

這背后一個跟文化有很大的關系，第二就是跟中國的教育理念有非常大的關系。

在中國，不管我們有沒有強調儒家文化，這些文化已經(jīng)在我們的血液里流淌，一代一代的流傳下來，我們常常在無意識中按照聽話呀，順從呀，乖呀，這些標準來培養(yǎng)自己的小孩。

所有這些就要把他的個性盡量給他抹平，孩子的自我意識剛剛萌生出來，立刻就給孩子扣上一個叛逆的帽子。誰誰誰又叛逆了，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陳志武1962年出生在湖南農(nóng)村，他成長的年代是將順從與沉默放大到極致的年代，隱藏個性是必備的成長技巧。

陳志武所反對的中國式教育，也正是他經(jīng)歷的。他說他做教授做了26年，帶過很多國家的學生，感受深的就是中國的學生一般都比較乖。做一些基本的研究還可以，但是一旦要表現(xiàn)，要表述要演講，然后做非常突出的別人想不到的研究這些方面，中國學生在這方面就要差很多。

有這樣一個故事，三個學生到硅谷一家公司里去實習，一個是美國學生，一個是印度學生，一個是中國學生。結果暑假實習兩三個月下來，學到的東西最多的是中國學生。

中國學生做得很扎實，學的東西很多，不怎么講話，表現(xiàn)就很乖。而印度學生，盡管專業(yè)的水平不是很高，踏實的程度也不一定像中國學生這么高，但是印度學生一有什么事就會質疑，會提問。

尤其提問開會的時候，小組交流的時候，印度學生總是發(fā)言很多的。

美國學生就是最本分的，把他該做的事都做完，然后下午五點鐘一到，就離開了。然后表達這方面，他可以講上5分鐘。

這三個學生，印度學生做完暑期實習之后，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記住這個印度學生，但是沒有人記住中國學生。

事實上在硅谷的各大創(chuàng)新科技公司里面，印度人占的比例也相當高，尤其是做CEO，做高管的印度人遠遠多于中國人，就是因為他們那個表達力比中國人強。再一個他們從小受到的乖，聽話，孝，這個約束很少。

在美國你看現(xiàn)在谷歌的CEO，微軟的CEO，甚至于日本的軟銀，還有花旗集團的前不久的CEO，都是印度人。在這個級別的全球大公司里面，從中國去的，坐上那個CEO的位置的可以說很少。

而中國人可以做些硬功夫，干苦活。

大概5年之前，美國這些主要商學院，有12個商學院都在找院長，其中這12個商學院 最初的聘書，都是給了印度人，沒有一個是給中國教授。

我們中國父母一向奉行沉默是金，會覺得你太聲張自己，你太突出自己，不如把精力放在扎扎實實的硬功夫上面。

如果我們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一輩子過得幸福的話。做的第1個安排就是盡量提供條件，讓他們真的是追求自己的興趣。

因為讓一個人一輩子去做一件自己沒有感覺的工作，每天都會很辛苦的。而且對于社會來說，這是一個資源的浪費。如果每一個人做的事都是他喜歡的，他有激情的，這樣一來的話，哪怕是做這個工作，每天做16個小時，他會很喜歡的。

他每天做的工作，實際上不是工作，是一種愛好，是一種陶醉。所以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進入這樣的一個狀態(tài)的話。

不僅僅把每一個人的幸福感的水平達到了頂峰，而且每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潛力，最有可能被發(fā)揮出來。

因為我們如果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我不需要別人，不需要總理給我說要實現(xiàn)兩創(chuàng)，要萬眾創(chuàng)新，要大眾創(chuàng)業(yè)。

我自己有這個本能，因為這個是我本來就喜歡的事。

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4個字改變了中國。在成為全球最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同時，產(chǎn)業(yè)結構調整為經(jīng)濟轉型出了個難題。

在陳志武看來，沒有優(yōu)秀的人才，創(chuàng)新也只是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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