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說祁同偉是“于連”式的人，讓我回想起法國作家斯丹達爾的小說《紅與黑》，這部小說被稱為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的奠基之作，作者斯丹達爾曾做過專門向拿破侖遞交信件的信使，參加過多次戰(zhàn)役，經(jīng)歷了波旁王朝復辟，受到過復雜的政治迫害。

在要“勝天半子”的祁同偉身上，我們似乎隱約可以看到些于連的影子。

于連，這個個人奮斗者是世界文學中一個不朽的藝術典型，他的性格是多元多層次的，強烈的自我意識則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自我意識在環(huán)境的作用下，產(chǎn)生出平等觀念、反抗意識和個人野心。于連性格剛強，充滿激情，富有毅力。他雖然表面長得文弱，但是“心里竟藏著寧可死一千次也要飛黃騰達的不可動搖的決心?！庇幸懔?，敢于行動，是他的主導方面。在他的思想深處，他具有強烈的平民意識，對貴族的趾高氣揚懷著深深的抵觸情緒。他父親讓他到市長家當家庭教師時，他回答：“我不愿當奴仆”，“要我和奴仆一起吃飯，我寧肯死掉”。為了報復市長，他在夜晚乘涼時，握住了市長夫人的手。他占有市長夫人以及后來要征服瑪?shù)贍柕碌男袆右灿兄@種報復和反抗意識。

《紅與黑》除表現(xiàn)愛情外，確實是一部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小說。

首先，作者揭露了復辟王朝時期的腐敗、黑暗以及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尖銳矛盾。通過乞丐收容所和神學院的描寫暴露當時各種機構的腐敗、勾心斗角和金錢的罪惡。乞丐收容所所長瓦勒諾貪污窮人的錢款，克扣囚犯的口糧。在那個環(huán)境里，人人都想著如何撈錢，賣官鬻爵;沒有人不腐蝕別人，又被別人腐蝕。于連入獄后，于連的父親探監(jiān)，指責于連的行為，但當于連提起他攢了些錢時，老木匠馬上改變了態(tài)度，竟然要于連還給他預支的伙食費和教育費。于連不禁感嘆這就是“父愛”。于連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你們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個農(nóng)民，一個起來反抗他卑賤命運的農(nóng)民?！边@與祁同偉這個人物形象十分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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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紅與黑》描繪了復辟王朝時期激烈的政治斗爭。當時，黨派斗爭劍拔弩張：極端保王黨不滿于君主立憲，妄想把法國拉回到絕對君主時代；自由當中不少人成為百萬富翁，渴望著權利；君主立憲派遭到來自各方的攻擊；教會各派聯(lián)合各個黨派，興風作浪。這一幅幅復雜的政治斗爭的圖景，形象地反映了形勢的混亂，預示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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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連的經(jīng)歷就是這種環(huán)境醞釀的產(chǎn)物，而這部小說實際上是斯丹達爾根據(jù)當時的真人真事經(jīng)過藝術加工而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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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在人物塑造的成功之處，我想也許有人物形象立體的方面。就侯亮平來說，既展現(xiàn)出他作為反貪總局偵查處長、陳亮同學、祁同偉學弟、反貪局局長、高育良學生、丈夫、父親……不同身份的差異面；從祁同偉來看，他是個虛偽的奸人，貪戀權利，手段狠毒，但也受過傷害，渴望愛情，積極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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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學中就有這“從惡人眼里看惡人，五味雜陳又震撼”的傳統(tǒng)，一部西方小說看下來，幾乎都是語言和心理描寫，西方文學人文傳統(tǒng)中十分重視對“人”的關照，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就是這種強烈個體意識的表露，他們的文化內(nèi)質(zhì)呈“神-原欲-人”三位一體的結構框架，體現(xiàn)的是一種世俗人本意識，其人性取向是自然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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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文學傳統(tǒng)里更青睞于表征性格的人物刻畫，善惡分明，懲奸除惡，懲惡揚善，講究情節(jié)過程的傳奇和結果的大快人心。我們更注重善惡是非，道義倫理，精忠報國，常常跳出個人的小圈子，去關照他人，匡扶正義，舍生取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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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我的感覺來說，西方文學中除了這種從解剖惡人心理和從惡人眼里看其他惡人給我的沖擊感，其余對于小說人物個人心理的過分泛濫，我并不喜歡，有些自私，無聊，矯情，但不乏一種對人性的慢條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