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認為，人類社會的演化并不是無限開放的，在人類達成一個能滿足其最深層、最基本的愿望的社會形式之后，它就會終結(jié)[1]。

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jié)？》一文中自信斷言歷史于1806年已走向以自由民主制為最終平穩(wěn)態(tài)的終結(jié)，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歷史已然是平緩的進展，政治亦無大革命式的飛躍——歷史終結(jié)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爾喬亞將是“最后的人”[2]。此處的歷史并非專指事件，而是大寫的“歷史”，即將全人類在一切時代的經(jīng)驗全都納入解釋范圍，并將之理解為一個唯一的、連續(xù)的、不斷進化過程的歷史。自福山的歷史終結(jié)論誕生以來，政治學界對此態(tài)度異常粗暴，一部理論作品在如此粗暴氛圍下逐漸進化為一個政治意識形態(tài)符號。

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的沉淀，面對種種誤讀性批判與現(xiàn)實與理論的偏差，福山本人于此觀點也進行了不斷的重新釋義、修正與改進。于2002出版的《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一書中，福山在序言中坦然承認：“除非科學終結(jié)，否則歷史不會終結(jié)。[3]”這是福山于眾多批評中唯一無法反駁的一個論點。

在本書中福山表達的主旨遠非僅僅對歷史終結(jié)論的修正。生物技術(shù)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悄無聲息地將后果掩藏在意識形態(tài)的石板下，書中福山表明了對指數(shù)發(fā)展的技術(shù)的恐懼擔憂：若不對科學加以政治層面的管制約束，終結(jié)的不是歷史，而是自由民主制乃至人性本身。

福山作為一名保守主義者，對于科學技術(shù)（尤其是生物技術(shù)）和與之勢不可擋的力量無法匹配的政治運作機制深感不安。當意識到人類已然完成了強大到自我毀滅的發(fā)明時，曾經(jīng)用于服務(wù)與被占有被享用的技術(shù)也許會給現(xiàn)有的社會建構(gòu)(social construction)與政治模式帶來不可逆性的顛覆。這種顛覆的后果包括人性的重新定義甚至于其存在性的懷疑、有限資源分配的矛盾、等級社會與恐怖主義的復活等。而更嚴重的后果——標題中所謂“后果”，在于種種天衣無縫地將隱蔽的危害混匿于明顯的好處中的生物技術(shù)也許會讓我們進入所謂“后人類未來(posthuman)”。

“科學之光的普及讓每個人都觸及真理：普羅大眾并非身背馬鞍出世，少數(shù)特權(quán)者也非出世就穿馬靴著馬刺，在上帝的恩典下理所應當?shù)仳?qū)使著大眾。[4]” ——《獨立宣言》

在《獨立宣言》中Thomas Jefferson等視為經(jīng)驗事實并作為革命武器的信條：基于自然中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以至于享有共同的人性，也許由于生物技術(shù)的發(fā)展亦會受到動搖。不加管制的技術(shù)的肆意蔓生會給政治權(quán)力與權(quán)利以及社會建構(gòu)帶來根本性的重塑——也許，福山設(shè)想的后人類的未來里，事實上一部分人著實身背馬鞍，而另一部分人卻可以穿著馬靴帶著馬刺出世。

生活經(jīng)驗告訴我們，“但是”前面的話都是次要或者無用的。周濂于導讀中的兩個“但是”在我看來卻是兩個例外。

“展望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前景時，必須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預見危機。

但是——這個‘但是’非常重要，反思現(xiàn)代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時，人類中心主義卻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和底線，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機?！?/p>

“我承認，在某種意義上，用‘政治’鎖死科技的背后，依然是一種平等主義的沖動，而且是向下拉動的沖動，是弱者聯(lián)合起來防止出現(xiàn)無法約束的強者的沖動，是末人反對超人的沖動。但在另一個意義上，用政治‘鎖死’科技的背后，是對人類頁已存在的文化和人性的守護，是在捍衛(wèi)人之為人的尊嚴，是在反對由現(xiàn)代科技帶來的定義‘誰配稱為人類’的戰(zhàn)斗。[5]”

從兩個轉(zhuǎn)折之前我看到了慘白的真實，轉(zhuǎn)折之后反而是一種徒勞的掩飾與掙扎。

自感知到來自科技的地位威脅以來，人類作出過各種辯駁的理論解釋。來自本體論的批評[6]認為，機器運作時對自己的任務(wù)一無所知，它不具有主觀意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來自祖先崇拜的觀點認為被造物永遠無法超越造物主，科技不擁有并且不可能擁有意識情感直覺本能等等使其永遠無法與人類平等。

對于第一種辯駁，可以說，人類從事的絕大多數(shù)工作都可以還原為程序以及算法和計算力。高中曾和一位朋友探討過“做理科題目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在執(zhí)行什么”，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我們的大腦并非在真正做創(chuàng)造性思考而僅是將庫存中的模型與算法程序選擇再組合以套用到問題上罷了，解決問題其實是一個機械的過程。如AlphaGo戰(zhàn)勝李世石的事例可以看出，在此類有關(guān)程序操作的對決中，人類意識其實也不過是一種經(jīng)訓練形成的算法庫，所謂大局觀直覺某感某風云云說到底也僅僅是人類計算能力欠缺是求助的一場賭博，而已。而且，人機對決時的機器顯然比人類更加冷靜，它們唯一的目標是最優(yōu)選擇組合應用算法程序從而取勝，它無需調(diào)整情緒，無需模糊對比猜測——以互聯(lián)網(wǎng)聯(lián)結(jié)著全世界的數(shù)據(jù)庫已為它提供了精確衡算之后的最佳路徑；而情感——人類倍加珍視的所謂人類特質(zhì)在此類對決中充其量只是個會產(chǎn)生消極影響的弱勢。

第二種為人類的辯駁更顯蒼白。弗里德里?！つ岵捎凇恫槔瓐D斯特拉如是說》中寫道：“到現(xiàn)在為止，所有生物都創(chuàng)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東西；而你們想成為這場大浪的阻礙升值重返時代而不是超越人類嗎？猿猴對人類來說是什么？一個笑柄或者是一個讓人痛苦的羞恥。人類對于超人來說也是如此。[7]”也許在后人類時代的超人看來末人的我們只是他們不愿承認的一種生殖力旺盛卻毫無用處的存在吧。徒勞，從無力申辯的徒勞。

生物技術(shù)衍生出的矛盾現(xiàn)已嶄露頭角。自精神病專家John Cade與1949年后在治療躁狂抑郁癥精神患者偶然發(fā)現(xiàn)了鋰作為一種神經(jīng)藥物，弗洛伊德主義逐漸被推翻[8]。從而推動了認知神經(jīng)學的變革近年將人類行為主要成因由社會建構(gòu)推向基因決定論。

左右兩翼對此爭論不斷，左翼對于追求社會公正的道路上有自然的限制或者人種之間有自然的差異這類觀點嗤之以鼻并恨不得踏上一只腳，而右翼則常于人類天賦異稟持同情觀點，因為他們想證明社會等級的正當性并反對政府試圖矯正的努力。智力、犯罪率、同性戀等現(xiàn)象成因由此衍生出曠日持久的爭議。顯而易見，右翼對于等級社會的認可會導致當下正蓬勃發(fā)展的自由民主的退化，而左翼的基因決定論也隱藏著嚴重危害。

例如，現(xiàn)行《殘疾人教育法》對于殘疾的定義不斷擴展，導致預算的水漲船高。如對于抑郁與多動的界線不斷擴張的劃分擴展導致了Prozac和Ritalin兩種藥物的濫用。且這種濫用的社會推動力是強大的：個人逃避對自身行為的責任從而轉(zhuǎn)向醫(yī)療藥物的幫助，經(jīng)濟利益集團由于行為干預復雜化傾向的施壓，與社會將一切問題征狀醫(yī)療化從而導致于“病態(tài)”定義的不斷囊括更廣闊的范圍。

試想在基因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下，本身應當對自己行為負責的個體被告知他們其實不需如此，雖然事實上他們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對自己行為負責——社會資源就會面臨重新分配，定義之外的非殘疾人便要開始被迫舍棄自己的資源占有，以給這些殘疾人士補償。這種對于公平不合理的過分追求反而會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社會不公。

而壽命的延長，看似是一項值得歡欣鼓舞的成就，也潛在其消極影響。二十世紀以來，醫(yī)藥等技術(shù)使世界平均壽命加長了接近一倍，隨生命長度增加而來的問題卻是與之不匹配的生命質(zhì)量——當自然選擇不再傾向于支持過了生育期的個人生存，社會（尤其是發(fā)達社會）由此很有可能會進入“后性欲”[9]時代（從當今日本社會性冷淡化的例子容易看出）。壽命的延長給社會帶來的也許不僅是福祉，也是負擔。功利主義角度來看，人口老齡化會加重預算負擔，返聘、現(xiàn)有的增進老年健康的醫(yī)療技術(shù)的開發(fā)等措施卻并不能維持第一老齡段（65-80）與第二老齡段（80以上）的人口相對大小的平衡[10]，也就是解決老齡化問題最根本所在。

拋出功利主義因素，壽命的延長給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更多體現(xiàn)在社會演化方面。政治變革往往發(fā)生在代際之間——從進步時代到新政時代，從肯尼迪時代到里根主義。因人的價值觀與偏好受社會環(huán)境（尤其是所處時代的大事件）影響而成型，一旦成型則只會做出微調(diào)而不能于整體上做出改變。學術(shù)方面也是如此：

“每經(jīng)歷一次重要學術(shù)人物的葬禮，經(jīng)濟學就會有一次新的進展。”

從凱恩斯主義到弗里德曼主義，范式人物于其領(lǐng)域的地位不可動搖地掌控學術(shù)的“權(quán)利機制”，也奠定了同時代知識分子看待問題的角度與思維方式。因此，壽命的延長一定程度上會大大滯緩社會變革，從而滯緩發(fā)展維新。

國際層面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生物等技術(shù)的發(fā)展帶來的政治文化的態(tài)度差異，“道德終極陣地的喪失”必然帶來國與國，地區(qū)與地區(qū)對于議題處理方式的分歧。如對于墮胎、胚胎著床前診斷與篩選、生殖細胞系工程、使用人類基因制造嵌合體、新的精神治療藥物等，諸如此類的分歧會加劇外交方面達成妥協(xié)的困難。

相對于功利主義角度考慮的矛盾，道德層面的障礙才是我們最應擔心的所謂后人類未來的后果。而就整個社會看來，藥物與生物技術(shù)的蔓生很可能造成一種恐怖局面：“社會操控”。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論述了人的靈魂的三個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thymos)[11]。而正是thymos這種元素是歷時進程的最根本驅(qū)動力：“尋求承認的斗爭[12]”。然而這種對承認的需求也有著生物學的根源，它于大腦中的血清素水平相關(guān)。所以福山提出：

“若每個人都在頭腦中增加一劑血清素，是否人類爭斗的歷史就可以避免呢？[13]”

凱撒或拿破侖在征服歐洲大陸之前服用幾片鎮(zhèn)定藥物，歷史是否會由此改寫？

不加管制的藥物，從治療到改善再到操縱性格的進程，無法否認“操控社會”的可能性。家庭在生物技術(shù)的發(fā)展中起到推動作用。人對子嗣的期望是對選擇的保證，這是功利衡量一個選擇的終極標準。對于功利的成本核算超越道德正義的堅持，這是一般人性。因此，當擇優(yōu)的基因成為可能且實現(xiàn)的成本在社會大眾接受范圍之內(nèi)時，每個人都傾向于去為自己與下一代做所謂“最優(yōu)選擇”。

然而，這卻會導致用當代大眾的觀點取代真正的多元性與異質(zhì)性。當生物技術(shù)將實現(xiàn)“政治正確”成為可能，當一切都被塑造為所謂“政治正確”，我們的社會將會不可避免的導致托克維爾所擔心的“多數(shù)人的暴政[14]”。本應順應自然的進化史由此變成了一場軍本競賽史——或許自然演進是盲目的，也許順應自然僅僅是順應了一條無情無意義的邏輯鏈條，但是這場會讓所有人失去竟優(yōu)勢的軍備競賽在各個方面看來也許是個糟糕與更糟糕之間選擇了后者。

因此與資源分配和階級分化相較更根本性的毀滅是人類道德終極陣地的喪失——當一個系統(tǒng)賴以生存運作的機理失調(diào)，它必然面臨著崩潰。當所謂道德觀終極陣地面臨著喪失，所有人類曾經(jīng)默認的堅持的引以為傲的與人類共識與優(yōu)越感都會受到拷問以至于土崩瓦解。人類對于人性的定義自古以來似乎就達成了求同存異的共識。

“正是這種特質(zhì)不因世事斗轉(zhuǎn)星移，支撐著我們、決定我們未來走向何處。[15]”

生物技術(shù)也許會讓這種默認的永恒動搖甚至土崩瓦解。更糟糕地，也許它悄然無聲地改變了人性，而我們卻無法察覺失去了多么有價值的元素。

“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后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意識到分水嶺業(yè)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16]”

“一個人沒有面臨過痛苦或死亡，他便沒有深度。我們經(jīng)受這些情緒的能力讓我們潛在地與所有人類相連接，不論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17]”

所謂人類一直依賴生生不息的終極陣地的喪失，這種毀滅遠遠大于功利主義所提供的低級算法所估測的成本—收益影響。

以上所有已發(fā)生的與未來恐怖局面的根源，來自于對于人之為人定義的審視。

為了我們自最原始狀態(tài)以來所構(gòu)建的人之為人一切所謂厚重的意義，以及捍衛(wèi)作為人類的所謂尊嚴，我們需要自救。失去的所謂價值，須通過自我救贖與斗爭奪回。

[1]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M]. trans J. B. Bailli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233.

Avineri 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J],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Francis Fukuyama. 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的人[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24-25.

[3]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001.

[4]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Roger C. Weightman, June 24, 1826, in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Jeffer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4):729-730.

[5]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vi, xiii.

[6] John Searle.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7]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M]. I.3

[8] Peter D. Kramer, Listening to Prozac[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44; Tom Wolfe’s account in Hooking Up[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00-101.

[9] Donald Symons.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 Micheal Norman. Living Too Long[J].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 1996:36-38.

[11] Plato. The Republic[M].

[12] Francis Fukuyama. 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的人[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47.

[13]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48.

[14] Tocqueville, A. 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M].

[15]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101-102.

[16]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156.

[17] Francis Fukuyama. 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M].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