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智者，像普羅泰戈拉，高爾吉亞承認道德保守主義：所有已經建立制度，包括法律和道德，僅僅是依據(jù)習俗；但這些制度是必要的。即便不存在任何社會和道德秩序，也必須遵守一定的法律和道德規(guī)則。道德和社會習俗使得人類高于獸類，成為社會動物。

晚期的激進智者派在道德和法律上持有更消極的觀點。他們認為：道德只是傳統(tǒng)，它代表了有權力要求團體成員遵守其要求的那些人的意志；行為的道德標準和規(guī)則是人類的習俗和任意約定的產物。

在某些智者看來，法律是由弱者和大多數(shù)人制定的，以便限制強者，阻擋終極勝利者得到他們應得的。自然權力是更強者的權力。

法律的制定者作為弱者的大多數(shù)，從自己的角度出發(fā)，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贊揚或譴責；他們恐嚇強者，以便強者無法超過他們；他們知道自己處于劣勢，因而熱衷平等；他們告訴優(yōu)秀的年輕人平等是光榮和正義的。但如果有人具有足夠的力量，從這種平等中逃脫出來，他會將所有的準則和法律踩在腳下。

在其他智者看來，法律是一種階級立法；它們是由少數(shù)人、強者和特權者制定的，以促進他們自身的利益。將法律施加到其他人身上，這有利于強者，使他可以更為有利地違反法律。

如果一個人被發(fā)現(xiàn)做了個別壞事，他都會被稱為盜竊者、綁架者、夜賊、騙子和慣偷。但當一個人除了拿走市民的財產，還將他們變成奴隸，他反而會被稱作是神圣的。人們譴責不正義，是因為害怕他們成為不正義的受害者，而不是因為他們不愿意做不正義的事情。因此，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記載到，特拉西馬庫斯告訴蘇格拉底：不正義如果有足夠大的規(guī)模，就比正義具有更多的力量、自由和統(tǒng)治權；正義是強者的利益，而不正義則是一個人自己的利益。

智者派雖然沒有建立真正的知識，但他們的論證清晰獨創(chuàng)，為柏拉圖的辯證法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鋪平了道路。

智者們極力主張知識的實用性，雖然理論真理不可能達到，但個人獲得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實踐意義。

他們將哲學從天堂帶到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