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難和亦不易》是胡蘭成的政治發(fā)跡之作，全書雖彌漫著傾日反共的調子，但其中不乏對當時國際局勢的洞見與分析（姑且不論其政治立場的正確性），對后來者全面客觀的分析?20 世紀?30 年代末的國際關系，特別是亞太地區(qū)的國際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主要從《戰(zhàn)難和亦不易》的成書背景、例文分析、總體評價等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以期將自己的讀后想法盡量呈現于次。

1、緣 起

胡蘭成是民國時期的另類文人，他是張愛玲的丈夫，亦是汪精衛(wèi)的文膽，他的一生飛揚與落寞，是一個直到現在都還頗受學界爭議的一個人物：是漢奸，是多情文人，亦是方外居士……要想了解民國時期中國與他國的交往關系，特別是汪偽政府當時的外交態(tài)度與立場，胡蘭成的這本政論集《戰(zhàn)難和亦不易》是無法繞過的一手資料。我最初接觸這本政論集，是在閱讀了胡蘭成的散文體著作《今生今世》開始的，其中涉及到本書的文字只有寥寥，但已是十分珍貴了，隨后我便意識到這是一本極為難得的有關國際關系史（特別是二戰(zhàn)時期的亞太關系）的史料，但遺憾的是，大陸并沒有出版這本“禁”書，好在網上有它的電子版，是繁體字的，我便下載保存了下來，在閱讀了這本集子后，我便打算寫一點簡短的書評性質的文字。

2、內容概要

《戰(zhàn)難和亦不易》是以這本政論集中的一篇文章的名字命名的， 本書一共收錄文章?104 篇，集前有汪兆銘（精衛(wèi)）序一篇。從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四日的《我們的鄭重聲明》開始，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建軍的使命》為止。其中的論述篇章還包括《和與戰(zhàn)》《國民黨切勿自暴自棄》《對于大亞洲主義的認識》等，不一而足。本書的總基調無疑是一個“和”字，胡蘭成在《和與戰(zhàn)》中開宗明義的講到：“這次中日戰(zhàn)爭有幾個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國勝日本敗，其二是日本勝中國敗，其三是中國敗日本未必勝，其四是日本敗中國未必勝。而無論如何，其結局總之是‘和’?！保ā稇?zhàn)難和亦不易˙戰(zhàn)與和》）可以說，這本政論集是汪偽政府傾日倒戈的急先鋒，也是胡蘭成在政治上得以迅速發(fā)跡的宣傳冊，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胡蘭成政治投機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為一個文人內心復雜的一面，就大錯特錯了。下面我欲從以下三個方面略談一下自己對本書的看法。

3、成書背景

本書寫于?1939?年，只要看看當時的國內外背景以及胡蘭成當時的處境，我們就可以大略知道本書的寫作意圖了。1939?年可以稱得上是“世界大戰(zhàn)年”，國內，中日戰(zhàn)爭逐漸進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蔣介石政府業(yè)已遷都重慶，重要的戰(zhàn)略物資也已經南渡西遷，而至于汪精衛(wèi)政府，在?1938?年底公開發(fā)表了所謂的“艷電”（按：1938?年?12 月?29?日汪精衛(wèi)公開發(fā)表對日妥協(xié)的聲明，稱之為“艷電”，其內容詳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聲稱脫離重慶政府，自立門戶，從此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國外，英法德意簽訂了《慕尼黑協(xié)定》，英法的綏靖政策達到頂峰，蘇德亦簽訂了自保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新一輪的世界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再來看胡蘭成當時的際遇。作為農民出身的胡蘭成（按：胡蘭成?1906?年出生在浙江紹興的胡村）骨子里透著與生俱來的攀比心理與深深的自卑感，在當時的文人圈中，只有燕大旁聽生經歷的胡蘭成可謂在文化資歷上便是低人一等的，在政壇上，由于因緣際會，他成為了汪偽集團在香港的辦事機構蔚藍書店的一名研究員，可謂是懷才不遇。因此，他繼續(xù)要一個政治機遇以尋求翻身，所謂“機遇總是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1937?年初，胡蘭成在《中華日報》第一次?？八l(fā)表的兩篇文章受到了汪精衛(wèi)的“賢內助”陳璧君的注意，將其推薦給了汪精衛(wèi)（參見段懷清《胡蘭成與<戰(zhàn)難和亦不易>》，《隨筆》雜志?2009 年第一期），從此，胡蘭成便如魚得水，扶搖直上了。因此，我認為胡蘭成撰《戰(zhàn)難和亦不易》一書，為汪偽集團辯護陳詞，實出于報答汪精衛(wèi)夫婦的知遇之恩與“借機來徹底扭轉擺脫因為出身、因為學歷所帶來的屈辱與壓抑”（參見同上）的心理動機。

4、例文分析

本書共收錄下相關論文?104 篇，其中大多以實時性評論文字為主，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故特選取其中典型的一篇，即以《和與戰(zhàn)》作重點分析，以求達到管中窺豹之效。

汪精衛(wèi)在其書序言中說到，胡蘭成“對于國內情形國際形勢都有著極深切的認識，極明確的判斷。其最言人所未嘗言的，是‘如何爭取主動和’”，他認為當時蔣介石政府的“以中日直接交涉為主，以國際調停為輔”的主張是“自暴自棄到了極點”的，而胡蘭成的“‘爭取主動的和’實在是對癥下藥”。（《戰(zhàn)難和亦不易˙序言》）由此可見，胡蘭成這種息兵求和的政治立場正中汪精衛(wèi)下懷，可謂投其所好了。我們知道，汪精衛(wèi)的政治態(tài)度自清末謀刺清攝政王以來至抗戰(zhàn)已逐漸趨于保守，各中原因雖然復雜難考，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就是他的“恐日主和”情結，“在汪精衛(wèi)的意念里，絕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 （參見百度百科之汪精衛(wèi)）我認為，胡蘭成的個性中亦有這樣的影子。

在分析中日和或戰(zhàn)的可能性時，胡蘭成認為“戰(zhàn)爭不僅僅是中日兩國勢力的較量，而是牽涉到國際諸勢力的錯綜運動的”（《戰(zhàn)難和亦不易˙和與戰(zhàn)》），他分別從德意、英美乃至蘇聯(lián)對中日交戰(zhàn)的不同態(tài)度比較分析了國際形勢的復雜性對中日和或戰(zhàn)的影響，最后得出結論：“我們要戰(zhàn)，必須切切實實的戰(zhàn)，我們要和，亦必須光明磊落的和?！保ā稇?zhàn)難和亦不易˙我們的鄭重聲明》）從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胡蘭成所謂的“爭取主動的和或戰(zhàn)”，是一種在國際均勢力量下的主動，他說：“我們是為了要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并以此呼喚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正義。”（《戰(zhàn)難和亦不易˙和與戰(zhàn)》）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但是，這是堂而皇之的，試看看當時的成文背景就一目了然了，本文寫于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四日（即?1939?年），當時中日之戰(zhàn)已經進入戰(zhàn)略相持階段，為了主動打破僵局，日本方面發(fā)表了誘降主戰(zhàn)派的“近衛(wèi)聲明”，由于政治上的保守，以及前車之鑒，“被動的抗戰(zhàn)，結果是亡，其前例為阿比尼西亞。被動的媾和，結果僅次于亡，其前例為捷克。不戰(zhàn)不和，亦戰(zhàn)亦和，無一處不被動，無一時不被動，結果也終于亡，眼前的例子有西班牙”（《戰(zhàn)難和亦不易˙當前的選擇》），那么，選擇積極主動的和便成了汪偽政府認為的“唯一正確的選擇”了。其實，從事后的態(tài)勢來分析，若選擇積極主動的戰(zhàn)，并不畏日本的威逼利誘，就當時國際大勢而言，日本是絕不適應打持久戰(zhàn)的，而閃電戰(zhàn)在偌大的中國亦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若避免抗戰(zhàn)中的消極情緒與僥幸投機的心態(tài)，至少達到胡蘭成所謂的第四種可能（即“日本敗中國未必勝”）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自古作戰(zhàn)皆是“殺敵一萬自損三千”的。

5、總體評價

總體而言，全書彌漫的論調是大同小異的，即抱著主動求和的心態(tài)，實則是消極避戰(zhàn)的態(tài)度。這種心態(tài)在汪精衛(wèi)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但在胡蘭成身上就要另當別論了。所謂“政治利益所趨，政策手段（言論）所趨也”，胡蘭成只是一個在政治上的投機分子，那些非此即彼的政治利益對于一個政治心并不很強，且頗有些文人才子氣的人來說，并不是生死攸關的事，有的不過是政見的分別罷了（它只關政治哲學的事，是純粹的學理議論），這一點對“今生今世”的胡蘭成如是，對“苦雨凄風”的周作人是如，對“過河的卒子”胡適亦如是。因此，如果在分析評價人物時，只看到了它的部分史料便蓋棺定論，且沒有一種“了解之同情”（陳寅恪先生語）的心態(tài)，那么，有的不過是先入為主的偏見，這不是一個理性的態(tài)度。從這個角度而言，胡蘭成的《戰(zhàn)難和亦不易》便有了另一種意味，即是能讓后人全面觀史的價值，所謂“知我罪我，惟其所著”（改自《孟子·滕文公下》，原文為：“《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當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