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蘇軾在定州操心弓箭社的時候，京城里終于不再陰晴不定了，新一輪的改革正式拉開序幕。
這一篇，我們就說說蘇軾受到的沖擊。這場變故，牽扯到了蘇軾的老朋友章惇。
既然是改革，就需要一個口號，新的年號首先承擔(dān)起了這個任務(wù)。宋哲宗改元紹圣，“紹”的意思是繼承，“圣”指的就是宋神宗。
紹圣時代還有一個政治口號，叫作紹述”?！敖B”的意思還是繼承，“述”的用法相當(dāng)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意味著哲宗并不想別出心裁，而是要完全徹底地恢復(fù)宋神宗時代的改革路線。
站在哲宗的角度，就算不考慮他對祖母和元祐大臣的積怨，紹述神宗也有勢在必行的道理。
當(dāng)初王安石變法，雖然全國上下雞飛狗跳，老百姓遭了不少罪，朝廷卻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財政收入。結(jié)果元祐更化，一切都改了回去。王安石想要解決的老問題自然還會反彈，財政收入自然很快就會入不敷出。
那么合理的政治平衡點是：只要老百姓不至于造反，財政收入就越多越好。何況皇帝年輕氣盛，要做大事，而做大事總要花大錢的。
于是，蟄伏多年的新黨人士紛紛涌進中央，以章惇為領(lǐng)袖。
同時，在元祐年間呼風(fēng)喚雨的舊黨精英迅速遭到放逐——這個群體，后來被稱為“元祐黨人”，蘇軾就是元祐黨人當(dāng)中最惹眼的一個。
蘇軾迅速受到降職，被貶到又遠又小的英州，今天的廣東英德。
在古代的地理格局上，南方以大庾嶺為首的五嶺是一條重要的分界線。五嶺以南稱為嶺南，被中原人士視為畏途。
蘇軾拖家?guī)Э?，從定州遠赴英州，一路上連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級和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從英州改到了更遠的惠州。
蘇軾在惠州住了三年，第四年再一次被貶，貶到了海南島上。這里已經(jīng)是天涯海角，貶無可貶了。
當(dāng)時的海南島是真正意義上的蠻荒之地，蘇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說：
“這里沒有肉吃，沒有醫(yī)藥，連房子都沒有，更沒有朋友，冬天沒有炭，夏天沒有清涼的泉水，總而言之，要什么沒什么，但這里也沒有瘴氣，這是唯一值得慶幸的事情了。最近我和小兒子一起搭了幾間茅屋住，勉強可以遮風(fēng)避雨。我沒錢雇人，幸好有十幾個當(dāng)?shù)貙W(xué)生熱心幫我蓋房子，讓我很是過意不去。”（《與程秀才三首》之一）
到底是誰把蘇軾害得這么苦呢？人們相信新一代的新黨領(lǐng)袖章惇就是幕后黑手。章惇在元祐年間被舊黨整慘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瘋狂地打擊報復(fù)。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傳》，黑材料比比皆是。但問題是，在翻云覆雨的時代里，誰忠誰奸基本取決于誰笑到了最后，因為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掌握決定性的話語權(quán)。
所以我們讀歷史，就必須有史源學(xué)的意識，認真辨析史料的來源。
比如，《明實錄》貌似很有權(quán)威性，是明代歷史的實錄，但《明實錄》里的王陽明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大奸賊，直到清朝人修《明史》，才算站在官方立場給他翻案。
孰是孰非，要看執(zhí)筆的人生活在怎樣的時代，有怎樣的背景，怎樣的價值觀。
宋代黨爭，反反復(fù)復(fù)綿延到南宋，新黨最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章惇不但失去了最后翻案的機會，就連文集和辯護詞也沒能流傳下來。
舊黨因為痛恨章惇，還給他編了不少段子，這些段子又因為迎合了時代心理，所以被當(dāng)成史料流傳下來。
今天我們最容易確認的實情是，章惇很像是蘇軾的鏡像：
兩個人年紀(jì)相當(dāng)，性格相近，實干能力不相上下，科舉和仕途的經(jīng)歷也高度相似，只不過因為蘇軾屬于舊黨，章惇屬于新黨，所以兩個人在仕途上的起落剛好相反，就像各自坐在蹺蹺板的一端。
他們曾經(jīng)是很好的朋友，互相開得起玩笑，在蘇軾陷入烏臺詩案的時候，章惇還很仗義地為他辯護過。這對好朋友之所以反目成仇，據(jù)說是因為蘇軾的一首詩狠狠激怒了章惇。
那是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蘇軾做密州市長，章惇做湖州市長。章惇有詩寄給蘇軾，蘇軾寫詩作答，我們只看蘇軾寫的第一首：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
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如果從常規(guī)角度理解，這首詩明顯是在恭維章惇。
章惇喜歡煉丹修道，他坐鎮(zhèn)的湖州又是個山光水色的好去處，所以蘇軾才在開頭兩句把章惇描寫成海中仙山上的仙人，然后夸章惇各種厲害，最后說他雖然身為仙人，卻為了報答君恩，不惜犧牲了修仙大業(yè)，很為國家社稷操勞。
我們很難想像章惇能從這些話里受到什么刺激，但是，南宋人王明清有一系列史料筆記，叫作《揮麈錄》，其中講出了一樁隱秘：原來章惇的父親早年很不檢點，和岳母通奸。岳母因奸成孕，生下了章惇，把這孩子放進一個盛了水的盒子里，封好，派人交給女婿。
所以，當(dāng)章惇后來出守湖州，看到蘇軾的詩句里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認為這是話里有話，譏諷自己的身世，從此就恨上了蘇軾。
這件事相當(dāng)聳人聽聞，但問題是，如果這是真的，章惇后來就不會在烏臺詩案里為蘇軾辯護，更不會在蘇軾被貶黃州之后還用心開導(dǎo)過他。
關(guān)于章惇，同樣性質(zhì)的段子還有很多。如果我們通通信以為真的話，那么章惇從一出生就頭上長角，畢生的事業(yè)就是使壞害人，最后惡有惡報，遭人唾棄，死了也還要遺臭萬年。
還有一點：蘇軾雖然和章惇做過朋友，但他早就察覺了章惇的陰險狠毒。
人類心理的認知一致性在這里發(fā)揮著作用。
元祐黨人以蘇軾為旗幟，以章惇為魔鬼，所以很難接受蘇軾和章惇的朋友關(guān)系。分裂的認知要想達成一致，就會遵循省力原則，而心理上最省力的辦法就是把蘇軾想像成火眼金睛。
只是因為蘇軾性情寬厚，才不介意和章惇玩在一起。
在各種筆記和正史的記載里，有的說蘇軾和章惇從小就是莫逆之交，蘇軾一早就說過章惇滿肚子都是謀反家的事，還有的說兩個人年輕時候結(jié)伴游山玩水，要在山寺寄宿，但這里有山魈作祟，誰都不敢落腳，只有章惇無所謂地住了進去，結(jié)果，反而是山魈嚇得不敢出來。
還有的說兩個人一同酒后騎馬走山路，遇到老虎，蘇軾想跑，章惇獨自向前，突然拿出一面銅鑼砸在石頭上，把老虎嚇跑了。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也是在他們結(jié)伴同游的時候發(fā)生的：前方有美景，但道路太危險，蘇軾不敢走，章惇卻用高難度的雜技動作走了一個來回，而且神色如常。
蘇軾說：“你將來一定能殺人?！闭聬獑栐颍K軾答道：“你連自己的性命都不愛惜，更不可能愛惜別人的性命?！?/p>
第一件事肯定是虛構(gòu)的，因為蘇軾和章惇是在做官之后才相識并訂交的。最后一件事確實能在蘇軾和章惇的詩文里找到線索，但無非是說到蘇軾不敢冒險就結(jié)束了。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人們痛恨章惇，說他是奸臣、小人，為什么編出來的全是上述這種段子，只丑化他的心腸和性格，而不說他以權(quán)謀私、貪污腐敗呢？
原因很簡單：章惇的清廉有目共睹，說他貪污腐敗沒人會信。而這些偏重于刻畫章惇性格的段子之所以能夠流傳，因為章惇確實就是這種性格。
章惇是一個強硬的鷹派人物，有主見，敢堅持，還敢打仗。
他不像很多墻頭草式的新黨人物，那些人投身新黨只是為了政治投機。章惇是新黨當(dāng)中罕見的理想主義者，無論對于個人政見還是政治斗爭都很敢堅持，倔強起來可以完全不顧官場規(guī)則。
通常中央官員受到彈劾，就該自己請求離職去做地方官，蘇軾就是這樣做的，這樣才能給自己、給政治對手和皇帝都留足臺階，但章惇偏偏死硬到底，直到很沒面子地被撤職，所以舊黨格外恨他也是在情在理的。
元祐年間，舊黨累死累活才搞掉章惇，出力最大的人就是蘇轍。蘇轍給章惇安的那些罪名雖然很不講理，蘇軾卻沒有為章惇說話。
章惇就這樣被貶到汝州，結(jié)果禍不單行，在修道練功的時候走火入魔，手足麻痹。緊接著，蘇軾給朝廷提交意見，認為不該用閑職安置一個叫沈起的人。
兩件事貌似毫無瓜葛，但是，沈起屬于在王安石執(zhí)政期間響應(yīng)時代號召，積極對外作戰(zhàn)的人，結(jié)果南征交趾，敗得一塌糊涂。蘇軾認為，這種人就該永不敘用。
單單批評沈起也就罷了，但蘇軾舉例還舉到了章惇，說章惇當(dāng)初力行王安石的鷹派政策，征討五溪，因為戰(zhàn)功受到重用，這才鼓勵了沈起這些拿打仗做投機的人。現(xiàn)在只有對沈起永不敘用，才會讓鷹派人士永遠斷絕希望，國家才能安定。（《繳進沈起詞頭狀》）
鷹派人士都有誰呢？聯(lián)系上文的話，章惇肯定算一個。
章惇會怎么想呢？平定五溪畢竟是他畢生都引以為傲的戰(zhàn)功。
章惇確實有足夠的理由記恨蘇軾。
更重要的是，到了哲宗親政的紹圣時代，黨爭已經(jīng)打過了一個來回，注定要升級了，而章惇作為新一代的新黨領(lǐng)袖，對舊黨只要稍稍心慈手軟，就沒法團結(jié)自己的隊伍。所以對蘇軾的嚴(yán)懲，在章惇而言也算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了。
要看清蘇軾與章惇關(guān)系的真相，宋朝人當(dāng)然比我們更有條件。但是，當(dāng)歷史真相可以被還原的時候，往往意味著真相已經(jīng)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