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祀千齡，令人敬仰”，郭沫若對張衡的評價可謂是盛贊了。當我們究其一生，也會為他“約己博藝，無堅不鉆”的科研精神而折服，更會為他“才高于世”的精彩而慨嘆。正如范曄所說，張衡“善屬文”“善機巧”“善理政”。當我一次次深入研讀張衡時，發(fā)現(xiàn)他的性格特點乃至價值觀、人生觀，無不從這三點中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

然而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年代，不論是作為志趣高雅的文人墨客，抑或是巧奪天工的發(fā)明家，張衡的人生始終被仕途所羈絆，受社稷、百姓所感染。也正是如此，張衡憑過人的才學“不得以”初入政界到最終的“上書乞骸骨”，所作所為無不宣揚自己的高潔情操，忠于君主，而傾心于民。

“仕途經濟”是古時之人所皆追求、向往的。但年少有為、“通五經，貫六藝”而“才高于世”的張衡卻起初不屑于此。這并不是因為他清高自傲，“無驕尚之情”的張衡早已看透了官府權貴的污濁與俗氣，因而作《二京賦》和《歸田賦》以明志。其中《歸田賦》中“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等文句與陶淵明《歸園田居》中“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所表現(xiàn)的意境頗有幾分相似之處。然而不同的是，“實迷途其未遠”的陶潛欲要逃離仕途，而張衡卻滿懷對國家的期望以諷喻的筆賦規(guī)勸朝廷，也向世人彰顯了其不慕利祿的為官處世之道。沽名釣譽所帶來的財富是短暫的，而清廉真摯的詩歌卻永垂不朽。這就是仕途早期的張衡，即使“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卻依然“從容淡靜”。

從對朝廷的“諷”和對官府的“諫”，我們可以看出才華橫溢的張衡始終有著崇尚清正廉潔的政治理想與抱負。陽嘉元年，伴隨著東漢王室的愈漸衰落，人民生活疾苦，自然災害頻發(fā)。張衡雖仕途不順卻并不拘泥于此，淡泊名利的他投身于科學技術的研究，欲用科學發(fā)明來體恤人民，不負其“太史令”的官職。這與那些貪圖享樂，視平民如草芥的庸官形成了鮮明對比。張衡以其過人的才華，先后發(fā)明了渾天儀、候風地動儀，其中候風地動儀更是在科技史上占據重要地位。這些造福后世的貢獻，盡顯其“居廟堂之高者”的責任與使命。

張衡沒有官欲，但并非沒有官才。在發(fā)明了候風地動儀后，張衡備受皇帝賞識，“后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此時的張衡，雖不及年少勇，但仍憑銳利的眼光與清醒的頭腦來遠離宦官，輔佐皇帝，處理政事。即使后來出京二人河間相，仕途末年的張衡仍意氣風發(fā)，一到任就能“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明姓，一時收禽”，將“善理政”的智慧才干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以上便是張衡從事仕途經濟的一生。私意認為，從整個歷史發(fā)展階段分析，張衡的性格特點、人生成就，可謂是眾多賢者偉人的結晶。品行方面，張衡擁有陶淵明的修養(yǎng)，不趨附于世俗權貴，摒棄官場黑暗腐朽；政治方面，張衡汲取孔明的才干，輔佐君主清正廉潔，制定法度安世濟民；創(chuàng)作方面，張衡集聚達芬奇的智慧，用詩賦與劃時代發(fā)明開啟了中國古代科研創(chuàng)造的新篇章，引發(fā)了中國的“文藝復興”。

但一切的一切，都是張衡從為官、仕途方面所深思的、所創(chuàng)造的、所升華的。所以，與其說張衡是個“全才”，倒不如說他是個不為利益所趨附，始終堅持自己信念、履行責任的從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