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呂思勉(1884-1957) ，中國近代歷史學家，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并稱為“現(xiàn)代中國四大史學家”，畢生致力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工作。本文從問題導入研究歷史的意義，提出對于歷史要注意于“學”與“術”的區(qū)別，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對于學與術，學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的方法。任何事物之所以如此，是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內(nèi)，一切觀念皆植根于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歷史認識的主體意識，因時代的變換而不斷轉(zhuǎn)化，必然對既往史事進行再認識，賦予其新的價值與意義。
呂思勉：為什么要研究歷史？
歷史到底是怎樣一種學問？研究了它，有什么用處？
提出這一個問題，我知道多數(shù)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歷史是前車之鑒。什么叫做前車之鑒呢？那就是：從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認為好的，我們可奉以為法，照著他做；失敗的，大家認為壞的，我們當引以為戒，不照著他做。姑無論成功失敗，不盡由于做法的好壞；眾人所謂好壞，不足以為準；即置二者于弗論，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執(zhí)著相同的方法，去應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敗之理？在社會變遷較緩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類似的成分較多，執(zhí)陳方以醫(yī)新病，貽誤尚淺，到社會情形變化劇烈時，就更難說了。近代世界大通，開出一個從古未有的新局面，我們所以應付之者，幾于著著失敗，其根源就在于此。
所以憤激的人說道：歷史是足以誤事的。因為不讀歷史，倒還面對著事實，一件新事情來，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應付的方針；一有了歷史知識，先入為主，就會借重已往的經(jīng)驗，來應付現(xiàn)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為成見所蔽，而不能見其真相了。
如咸豐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敗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記載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說：“咸豐八年，業(yè)經(jīng)把英、法打敗了，這一次如能再打一個勝仗，則他們相去千里，遠隔重洋，不易再來第三次，時局就可望轉(zhuǎn)機了?！苯澜缃煌ǖ那樾?，是否英、法再戰(zhàn)敗一次，即不易三來？當日清朝腐敗的情形，是否再戰(zhàn)勝一次，時局即可望轉(zhuǎn)機？我們在今日看起來，可謂洞若觀火，而在當日，號稱開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這也無怪其然。當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無歷史知識，倒也不會作英、法再敗即不易三來的推測。有了歷史知識，照歷史上的成例推測，相去數(shù)千里，遠隔重洋，而要興兵至于三次、四次，確是不容易的，無怪薛氏要作推測了。
據(jù)此看來，歷史知識足以誤事之言，并不能說它不對。然而沒有歷史知識，亦未嘗不誤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先由籌安會諸人列名發(fā)出通電，說要從學理上研究中國的國體問題，到底君主民主，孰為適宜？當時大家看見這個通電，就說：袁世凱想做皇帝了。我卻不以為然。我說：這其中必然別有緣故，深曲隱蔽，不可輕于推測。為什么呢？我以為生于現(xiàn)今世界，而還想做皇帝；還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識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測袁世凱和籌安會諸人，未免太淺薄了，所以我有此見解。然而后來，事情一層層披露出來，竟爾不過如此，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無他，還是缺乏歷史知識而已。
據(jù)這件事情看來，歷史知識是不會誤事的，所以誤事，還是苦于歷史知識的不足。這話怎樣講呢？須知道世界上是沒有全無歷史知識的人的。我們和人家談話，總聽得他說：從前如何如何，這就是歷史知識。所謂歷史，原不過是積從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專門的史學家，其知識之相去，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凱和籌安會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時，亦何嘗沒有他們的歷史知識？在中國歷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豈能說是沒有？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反對的人，自然不會沒有的，然而據(jù)歷史上的成例推測，豈不可期其軟化？即有少數(shù)人不肯軟化，又豈不可望其削平？這個，據(jù)著他們僅有的、一偏的歷史知識推測，自亦可以作此斷案，自不免于希冀僥幸。倘使他們再多讀一些近代的外國歷史；倘使他們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點，知道歷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輕易地執(zhí)著前事以推斷后事；他們自然不至于有此失著了。所以說：誤事的不是歷史知識，只是歷史知識的不足。
歷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認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據(jù)歷史上的成例，以推斷事情，又易陷于錯誤；而沒有歷史知識，又要誤事；然則如何是好呢？須知道：應付事情，最緊要的，是要注意于學與術之別。學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術則是應付事物的方法。淺薄的人往往說：我能夠應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應付的方法自然會生出來，只有淺薄的應付，則終必窮于應付而后已。淺近些說：我們要做一張桌子、一張椅子，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類，有時而不湊手，怎樣辦呢？倘使你只會按照一定的樣子做，就要束手無策了。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隨時變化。桌面上是要安放東西的，所以要是個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狀是正方的，長方的，正圓的，橢圓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卻不是頂緊要的條件。普通的桌、椅，總是四只腳，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則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腳也未嘗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夠撐定在中間，也未嘗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腳呢？這是舉其兩端為例，其余可以類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況較活動的事？何況所應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而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夠知道呢？
那史學家有一句名言道：“現(xiàn)在不能說明現(xiàn)在。”為什么現(xiàn)在不能說明現(xiàn)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會了解其然的性質(zhì)的。我們要用一個人，為什么要打聽他的出身？為什么要打聽他的經(jīng)歷？豈不以一個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經(jīng)歷等等造成的。我們試再反躬自?。何覟槭裁闯蔀檫@樣子的我，豈不和我生長的家庭，我所肄業(yè)的學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從事的職業(yè)，都有很大關系？倘使我生在別的家庭里，在別的學校里肄業(yè)；我所交往的朋友，換過一班人；我所從事的職業(yè)，也換成別一種；我豈能成為現(xiàn)在的我？我們再放眼綜觀：我們所認得的人，為什么成為他現(xiàn)在這個樣子？讀書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氣；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氣；生意人多少有些市儈氣；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氣；這是為什么？他們是生來如此的么？然則中國的社會，為什么和歐洲不同？歐洲的社會，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國和美國不同；日本和朝鮮不同；就中國的社會，南北風氣亦不能盡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長思了。尋常人對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覺得不成問題。其實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遠的原因在內(nèi)；深求其故，無不可以追溯至于極遠之世的。固然，我們對于一切事物，總不能真正尋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畢竟要好一些，然則歷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說：你的話是對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著呢，我們?nèi)绾文鼙M記，亦且如何能盡知？這話不錯。一天的新聞紙所載，奚啻社會上所發(fā)生的事情的幾萬萬分之一；歷史的所載，又奚啻新聞紙的及萬萬分之一；我們能知道什么？歷史又何從談起呢？且慢，我們現(xiàn)在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在社會上，占如何一種位置？人家如何應付你？你沒有不明白的。我們所以能夠明白這些，豈不不由于已往的記憶？然而我們已往的事，我們亦何嘗能盡記？然則我要明白我之所以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牢，只要記得其“足以使我成為現(xiàn)在的我的事情”就夠了。在人如此，社會亦何獨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記呢？然而問題就在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