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年鑒歷史學(xué)派歷史家的努力下,“日常生活”走入了歷史敘述,與其他歷史學(xué)者記載一系列干巴巴的歷史事件相比,正是從法國年鑒學(xué)派開始,“偉人”的事跡在歷史敘述中不再占據(jù)最大的篇幅,他們的作品讓人覺得更像是真正的歷史。
比如費爾南布羅代爾在1949年發(fā)表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時代》一書。全書1200頁,布羅代爾將這本大部頭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布羅代爾用了近300頁的篇幅介紹了地中海的地理狀況,高山與湖泊的分布,島嶼與大海,海岸線和商人及旅人過去行走過的路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內(nèi)容是布羅代爾提到的單峰駱駝。若是沒有這種耐力持久的牲畜,沙漠是難以跨越的,以及長距離的商業(yè)和旅行活動都要大打折扣,更不要說為戰(zhàn)爭提供后勤補給的長距離運輸。正是這樣一種畜力,在機械動力未出現(xiàn)的漫長時間里,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
由此推之,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由季風(fēng)提供的動力而帶來的歷史精彩之處也毫不遜色,甚至影響更加遼遠一些。直至今天,季風(fēng)不不單單深刻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而且還會變幻莫測地左右我們的生活。再將眼光放在更為具體的歷史中時,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元帝國的疆域與版圖的大小不僅取決于蒙古騎兵的野心,同時還取決于他們胯下戰(zhàn)馬的最遠行程。更具體一點的講,戰(zhàn)馬膘肉的厚度決定了蒙古騎兵在夏秋之季可以行進的最遠距離。
正是有了法國年鑒歷史學(xué)派的觀察,我們才得以將歷史學(xué)習(xí)中關(guān)注的焦點不再集中在國王和將軍身上,而是落在“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它為歷史想象提供了新的證據(jù),并將科學(xué)思維方式滲入歷史研究與理解中,消除跨越諸多世紀(jì)的隔閡。我們也才能真正理解歷史上曾發(fā)生過什么,當(dāng)時的人的生活與看法,以及那些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在歷史中的演變與演化。布羅代爾指出----弄清楚過去的人如何看待當(dāng)時的世界,有利于我們理解他們的諸多行為。當(dāng)我們著迷在“成王敗寇”的歷史演進中時,法國年鑒歷史學(xué)派提醒著我們說不定還有更為直觀和持久的因素在發(fā)揮作用。在高山阻隔、大海分隔的自然地理中,歷史更有其現(xiàn)實的選擇。正如對事件反應(yīng)遲緩的菲利普二世,他謹小慎微的秉性在很大程度上與西班牙的經(jīng)濟和地理環(huán)境一樣與生俱來。
后來的年鑒學(xué)派歷史學(xué)家則更進一步,他們關(guān)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歷史敘述,而是尋求那些一貫地位卑微者的歷史-----他們不僅不接受自己的地位,而且從未停止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在大歷史敘述中,如歷史微塵一般的個體也有了自己的講述。對于閱讀歷史的人而言,這部分個體歷史更能引起人的共鳴。畢竟,對于人來講,最為熟悉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但我們似乎忽略了就在日常生活中,歷史敘述以另一種姿態(tài)盛開了一朵花。這也難怪,沒有一朵花,從一開始便是花?,F(xiàn)在知道,也不晚。
之所以聯(lián)想到法國年鑒歷史學(xué)派和布羅代爾,是因為《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這本書引發(fā)的聯(lián)想。作者是英國歷史學(xué)家魏泓(Susan Whitfield),國際知名的敦煌學(xué)家,英國國家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IDP)負責(zé)人,代表作有《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Life along the Silk Road)、《絲綢之路上的斯坦因》(Aurel Stein on the Silk Road)、《絲綢、奴隸和佛塔:絲綢之路上的物質(zhì)文化》(Silk, Slave, and Stupas: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在《絲綢之路---唐朝十二種人生》一書中,魏泓用五萬件歷史材料重建了古老的過去以及遙遠的地方。并講述了曾經(jīng)生活在那里形形色色的人,他們做過的五花八門的事,以及各自不可預(yù)知的命運。魏泓在這本書中努力還原的是那些歷史微塵的具體模樣。這一點,與《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張小敬最愜意的體會是一致的。
或許還是值得將張小敬的那一段話放在這里,再溫習(xí)一遍:
“汝能啊你曾在谷雨前后登上過大雁塔頂嗎?” 姚汝能一怔,不明白他為何突然說起這個。?
“那里有一個看塔的小沙彌,你給他半吊錢,就能偷偷攀到塔頂,看盡長安的牡丹。小沙彌攢下的錢從不亂用,總是偷偷地買來河魚去喂慈恩寺邊的小貓?!睆埿【绰f著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姚汝能正要開口發(fā)問,張小敬又道:“升道坊里有一個專做畢羅餅的回鶻老頭,他選的芝麻粒很大,所以餅剛出爐時味道極香。我從前當(dāng)差,都會一早趕過去守在坊門,一開門就買幾個。”他嘖了嘖嘴,似乎還在回味。“還有普濟寺的雕胡飯,初一、十五才能吃到,和尚們偷偷加了葷油,口感可真不錯。”
?“張都尉,你這是……”
?“東市的阿羅約是個馴駱駝的好手,他的畢生夢想是在安邑坊置個產(chǎn)業(yè),娶妻生子,徹底扎根在長安。長興坊里住著一個姓薛的太常樂工,廬陵人,每到晴天無云的半夜,必去天津橋上吹笛子,只為用月光洗滌笛聲,我替他遮過好幾次犯夜禁的事。還有一個住在崇仁坊的舞姫,叫李十二,雄心勃勃想比肩當(dāng)年公孫大娘。她練舞跳得腳跟磨爛,不得不用紅綢裏住。哦,對了,盂蘭盆節(jié)放河燈時,滿河皆是燭光。如果你沿著龍首渠走,會看到一個瞎眼阿婆沿渠叫賣折好的紙船,說是為她孫女?dāng)€副銅簪,可我知道,她的孫女早就病死了?!?說著這些全無聯(lián)系的人和事,張小敬語氣悠長,獨眼閃亮:“我在長安城當(dāng)了九年不良帥,每天打交道的,都是這樣的百姓,每天聽到看到的,都是這樣的生活。對達官貴人們來說,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這些事更是習(xí)以為常,但對我來說,這才是鮮活的、沒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長安城。在他們身邊,我才會感覺自己活著。他說到這里,語調(diào)稍微降低了些:“倘若讓突厥人得逞,最先失去性命的,就是這樣的人。為了這些微不足道的人過著習(xí)以為常的生活,我會盡己所能。我想要保護的,是這樣的長安——我這么說,你能明白嗎?”
------節(jié)選自《長安十二時辰》?馬伯庸著
在張小敬這位不良帥的眼中,想必他在個人生涯中見過一些生死之事。他理解和明白,危機來臨時,最先絞殺的不是那些達官貴人,而是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死了甚至連聲響都沒有。但張小敬看到的只是長安城里的普通人。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浮想多一些遠一點,做畢羅餅的回鶻老頭、馴駱駝的阿羅約,以及即將入侵的突厥人又為何會出現(xiàn)在長安城,他們又怎么來的,他們從哪里走到長安的,他們在長安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如果我們沒有猜錯的話,他們當(dāng)年經(jīng)過長途跋涉抵達長安時,一定在長安城西門的門洞中留下過腳印。
那么,在長安城的西邊,更西邊,會有誰?還會有誰?會是誰?
魏泓在《絲綢之路---十二種唐朝人生》中將這個“西邊”拓展到更遠的地方。如果按照現(xiàn)代地理的觀念的來講,這個“西邊”就是遼闊的中亞。我們在認識有關(guān)“絲綢之路”的歷史時,習(xí)慣的視角是將絲綢之路的起點設(shè)置為長安,但我們也得意識到,既然是”路“,那么它肯定還有另外一端,那么將另一端視之為起點的話,我們會看到些什么?借助魏泓的這本書,我們可以一窺在遙遠的中亞腹地,做畢羅餅的回鶻老頭、馴駱駝的阿羅約是如何越過高原、穿過峽谷、繞過沙漠、走過綠洲并一步一步的接近東方。以及在那一條或是多條路途上,那些路途上的過客是如何經(jīng)歷他們的人生的。
魏泓的“絲綢之路“是自西向東延伸和挺進的。在他的眼中,對于“絲綢之路”的描述其實并不嚴格,他認為”絲綢之路“并不只有絲綢,也不只有一條路。同時在這條路上,同樣還有曾經(jīng)活生生的日常人生也不能忽略掉。
對于中亞這個地理概念而言,在中文表述的語境中,中亞與我們在地理距離上很近,在心理距離上還是迢迢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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