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發(fā)現在讀歷史書的時候，配合著相關考古學的書，這連接的真爽。這是第一次看有關專業(yè)考古的書，讀著有點難和慢，沒關系，開個頭就好了。本書主要是探討中原夏朝的歷史。許宏老師微博
? ? 深入發(fā)掘“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環(huán)境與文化底蘊，無疑會更全面地澄清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軌跡。對中國歷史的長程觀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國”何以誕生。
“何以中國”，本來是對原因的追問，按說回答也應是思辨性的、哲理性的討論，但這本小書基本上是在敘述一個過程，講一個故事——最早的“中國”誕生的故事。顯然，僅僅敘述過程，無法圓滿回答“何以中國”的追問，但對過程的敘述或許比論理更能迫近答案。這本小書所做的就是這種“迫近”的嘗試。
如果說《最早的中國》寫的是二里頭王都這一個“點”，那么《何以中國》則試圖講述二里頭這個最早“中國”的由來。故可以認為，它是《最早的中國》的姊妹篇。
自“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1926年發(fā)掘山西夏縣西陰村，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fā)掘河南安陽殷墟以來，中國考古學參與古史建構的歷史已近百年。通觀上個世紀學術界對中國早期文明史的探索歷程，由于豐富的文獻材料及由此產生的史學傳統，這一探索理所當然地以對具體國族、王朝的確認為中心?！白C經補史”情結與研究取向，基本上貫穿了學術史的始終[插圖]。
在超脫了“證經補史”的理念和話語系統之后，古史建構仍被考古學者引為己任，這里的“史”開始被看作囊括整個社會文化發(fā)展進程的大歷史。作為兄弟學科的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則更多地可以看作建構這一大的歷史框架的途徑和手段。解讀文字誕生前后“文獻不足征”時代的無字地書，進而構建出東亞大陸早期文明史的框架，考古學的作用無可替代，已是不爭的事實?？脊湃藚⑴c寫史勢所必然，但話語系統的轉換卻并非易事。本書就是這一路向上的一個嘗試，試圖夾敘夾議地勾畫出那個時代的輪廓。
只能勾畫一個輪廓，這主要是由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的。那就是，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fā)展進程的宏觀考察見長，而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則不是它的強項[插圖]。受這些特性的影響，考古學角度的敘述與文獻史學對歷史時期的敘述相比肯定是粗線條的。由此，可以理解的是，公元前2000年這一時間點，上下浮動數十年乃至上百年都是可能的。這個絕對年代只是一個約數，考古學觀察到的與這個年代相關的現象只是考古學和年代學目前的認識。以耶穌誕辰為計數起點的這個時間整數，本不具有太多的歷史意義。在本書中，它只是我們探究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一個切入點而已。
話雖如此，它又是一個頗具興味的切入點。
按古典文獻的說法，夏王朝是中國最早的王朝，是破壞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襲“家天下”的開端。一般認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紀，“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估定為公元前2070年左右[插圖]，也有學者推算夏王朝始年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總之，在以傳世文獻為本位的夏王朝始年的推定上，公元前2000年是一個便于記憶的年數。
但文獻中的這些記述，卻不易與具體的考古學現象相對應。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無法在缺乏當時文字材料的情況下，確證堯、舜、禹乃至夏王朝的真實存在，確認哪類考古學遺存屬于這些國族或王朝。狹義的王統的話語系統和視角，也不足以涵蓋勾勒出這段歷史的波瀾壯闊。在考古學上，那時仍處于“龍山時代”[插圖]。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時間里，也即在所謂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依考古學的觀察，這段歷史還有重新敘述的必要。
但紛亂中又孕育著新的動向。大體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大河以東的晉南地區(qū)，輝煌一時的陶寺文化由盛轉衰；幾乎與此同時，大河之南的嵩山一帶，在“逐鹿中原”的躁動中逐漸顯現出區(qū)域整合的跡象，新砦集團開始“嶄露頭角”。顯然，它的崛起，為隨后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中原廣域王權國家的飛躍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在地緣政治上，地處中原腹地的鄭州—洛陽地區(qū)成為中原王朝文明的發(fā)祥地。
鑒于此，公元前2000年，是中原文明史乃至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第二部分嵩山運動
作為中國人，我們可能對從二里頭到明清紫禁城那方正嚴整的布局熟視無睹，但據說像中國這樣在都邑設計上執(zhí)著地追求方正規(guī)矩、中軸對稱的古代文明，是整個世界范圍內少見的現象。這種絕對理性的平面布局，不難讓人感受到規(guī)劃者對秩序的追求。從城垣建筑技術的角度看，黃河、長江流域星羅棋布的城址可以分為三大群。一是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以夯土版筑城垣為主（黃淮河下游版筑與堆筑兼有），有的輔之以護城壕；二是長江流域，其特點是以寬壕為主，垣壕并重，城垣堆筑而成；三是以黃河河套地區(qū)為主的北方地區(qū)，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插圖]。這三類城址，可分別稱之為土城、水城和石城?？傮w上看，各地區(qū)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適應當地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的產物。如長江中下游多水鄉(xiāng)澤國，寬大的壕溝和城垣顯然具有行洪防澇的作用。而北方地區(qū)的石砌城址，則利用丘陵地帶近山多石的條件，壘石成垣。這類城址自然多為圓形和不規(guī)則形。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盡管也有形狀略顯方正者，但都是沿當地河流山勢走向，以接近45°角者居多
?方正的城圈，當然首先與平展的地勢和直線版筑的工藝有關。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規(guī)中矩的布局，顯然超出了防御的實用范疇，而似乎具有了表達宇宙觀和顯現政治秩序的意味?？芍?，影響古代中國建筑規(guī)劃與社會政治思想的方正規(guī)矩、建中立極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幾乎成為中國歷史上城市建設規(guī)劃上的一個根本思想和原則。
這類方正城池的早期代表，可以舉淮陽平糧臺和新密古城寨為例。
?在所有已發(fā)現的方形城址中，淮陽平糧臺是最規(guī)整的一個。這里距嵩山主峰已有200公里之遙，地勢降至海拔40米左右?；春又Я鳚}河平原一馬平川，斜向東南，城址就坐落在潁河北的一處低丘上。這樣的地形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按既定設想進行平面設計。
?更有意思的是南北城墻的中段各設有城門一座，兩門的連接線基本上縱向中分城址，已頗有中軸線的味道。南、北門均較窄，南門門道寬僅1.7米，兩側有用土坯壘砌的門衛(wèi)房，平時應有衛(wèi)兵把守。高墻深壘，門禁森嚴，表明這是一處重要的場所。南門中間的路土下鋪設有陶排水管道。這應該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公共排水設施。
城內發(fā)現10余所建筑，大多是用土坯壘砌的長方形連間式排房，其方向也基本上是正東西向。有的還建于夯土臺基上，房內或有回廊，建筑形式顯然不同于一般民居。與當時占主流的半地穴式房屋相比，這樣的建筑已相當壯觀。考慮到這些房屋多集中分布于城址東南部而非中心，且建筑得十分講究，估計城中也許還有更高規(guī)格的建筑[插圖]。城內還發(fā)現有陶窯，出土過銅煉渣以及埋葬有牛的祭祀遺跡，反映了一種層級較高的聚落生活。一般認為淮陽一帶就是《詩經·國風》中所描述的陳國宛丘?！白又疁?，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财鋼艄?，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财鋼趔?，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蔽髦軙r代那里風景怡人，男女歌舞中回蕩著凄婉的愛情故事。(去過，但那時不知道這些，可惜啊，原來靠著這么近！)
龍山時代平糧臺城址的發(fā)現，又使今人相信這里就是太昊伏羲之墟、炎帝神農之都的古宛丘，或有直呼該城為“羲皇故都”者。而平糧臺城址方正的布局，也被認為正是由于太昊伏羲氏是先天八卦的創(chuàng)始人，強調圍合、序列、有意義的方向以及左右對稱等，實際上表達了八卦的理念：天人合一的和諧觀。這類推想想當然的成分太多，或者干脆已進入當代意義上的“八卦”的范疇。
嵩山東麓還有一處頗為方正的城址，那就是新密古城寨。不僅城垣方正，其中的內涵也很令人矚目。
古城寨城址平面呈長方形，除了西城墻被河流沖毀外，其余三面城墻保存完好?？脊艑W家偶爾也見過保存完好的城址，但沒見過時代這么早還保存這么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保存下來的城墻最高處距現在的地表還有16米多高，相當于五層樓高！這也就難怪文物保護部門一直依當地的地方志，認為這座城是西周時期的一個小國——鄶國的都城。198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將其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鄶國故城遺址。但經勘查發(fā)掘，城內外并無西周時期的文化堆積，看來，鄶國故城要到其他地方尋找了。2001年，國務院公布該城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稱：古城寨城址；時代：新石器時代。這要歸功于考古工作者自1997年以來的重新勘查發(fā)掘。四千多年前的城垣能夠保存這么好，則首先要歸功于現代化城市化的腳步還沒有到達這里，它僥幸躲過了“人定勝天”時代的平整土地和圈地拆遷的推土機。除了作為斷代標尺的陶片，這城墻的夯筑方法也顯現出了它的原始性。被考古學家稱為“小版筑法”的夯法，類似搭積木。在沒有掌握外緣夾板的“大版筑法”之前，先民們用的是錯縫壘砌的辦法。說起來比較笨，但這是當時最先進的筑城法。用1米多見方、積木似的夯土版塊向上壘，寬度就一定要大，逐層收縮，才能達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墻基的寬度可以達到40多米甚至更寬[插圖]。前面講過古城寨的城址面積有17多萬平方米，其實城內可使用的面積也就是11多萬平方米。為什么？墻太寬。
南北兩墻的中部偏西有相對的兩個缺口，至今仍是居住于城內的村民出入的唯一通道，估計也是龍山時代當時的城門，東墻則一線貫通，不設城門。城外有護城河，引城西河水流入。城北和城東還有人居住活動，城內外是否有功能分區(qū)上的意義，居民是否有身份差別，都有待探究。整個遺址的面積近30萬平方米。內出土的陶器大多形制規(guī)范，做工精細，還出現了施釉陶器，另外還發(fā)現有卜骨、玉環(huán)和刻符陶器等。城址內外曾發(fā)現有數量較多的厚胎陶缸片，一些殘塊內壁還有燒煉留下的深灰色層面，有的有明顯的用后修補泥層。青銅器復制專家認為這應是“熔銅爐”殘塊，經過多次熔銅[插圖]。古城寨城邑熔銅手工業(yè)的存在，是今后需要繼續(xù)探索的課題。
新鄭一帶有黃帝的傳說，所以古城寨一發(fā)現就被對號入座為黃帝軒轅丘，說其有“風馬牛”之嫌也不為過。業(yè)內人士知道其僅早于新砦和二里頭，故推定為與王城崗、瓦店、新砦一道，屬于“進入夏紀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
上述城址的忽興忽廢，一般被解讀為當時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團之間存在軍事沖突。城址的存在時間都很短，與山東、長江中下游史前城址多長期沿用的狀況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學者認為這種現象的存在反映了各集團之間矛盾的激化和戰(zhàn)爭的頻繁，表明這一時期社會處于急劇的動蕩狀態(tài)。有的坑中則埋有被肢解下來的人頭骨、肢骨或盆骨。這些死者中既有成年男女，又有兒童，很可能是在集團沖突中擄掠來的戰(zhàn)俘[插圖]。
洛陽矬李、王灣、孟津小潘溝、汝州煤山等遺址中則發(fā)現有所謂的“亂葬坑”或“灰坑墓”[插圖]。如煤山遺址一座墓坑內有兩具成年男性骨架，作十字交叉疊放在一起。孟津小潘溝一座墓內人骨架腹部以上骨骸全無，斷茬處也很規(guī)整，可能系腰斬致死。另兩座墓一名死者兩肩緊縮，兩手交叉于腹部，兩腳交叉，另一死者側身屈肢，兩手舉于頭部兩側，很可能都是被活埋致死的。這些非正常埋葬的現象也常見于同時代的其他遺址中。
此外，各地龍山時代晚期遺址中出土箭鏃的比例也高于此前的任何一個時期，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暴力沖突的加劇。盡管和平相處一直是人類懷有的美好愿望，但縱觀世界文明史，以戰(zhàn)爭為主的暴力殺戮反而層出不窮。為什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有直接的論斷，這是因為人的貪欲：
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插圖]
中國社科院邵望平研究員一直認可“貪欲是文明社會形成的動力”的觀點。她指出：貪欲使社會分裂，走向野蠻，最終面臨全社會同歸于盡的危險。社會發(fā)展只有動力不行，正如汽車，有發(fā)動機還要有方向盤和剎車，否則車毀人亡。而王權、國家就是貪欲的制衡器。“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恩格斯語），國家出現的進步意義在于，當氏族制度駕馭不了日益強大的野蠻、貪欲這一動力時，社會呼喚一個最硬的拳頭，使社會得以有軸心地正常運轉，走向秩序。國家應運而生[插圖]。
眾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國境內發(fā)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是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銅刀，年代約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銅制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紅銅、黃銅、砷銅和錫鉛青銅互見，而不見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藝處于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復合范鑄造技術。
如果把這個階段稱為“銅石并用時代”[插圖]的話，那么我們從陶寺、王城崗和新砦的上述發(fā)現中，顯然已看到了中國青銅時代的曙光。
我們也曾談及陶寺所在的山西歷來是中原與北方交流的重要孔道，不排除高超的鑄銅技術來自西北方的可能。但一則來自古書的信息，又把我們探尋銅禮器來源的目光引向了中原東方的海岱地區(qū)。陶鬶，作為最具海岱地區(qū)大汶口—龍山文化（東夷集團或其前身）特色的典型器，曾向四外傳播，在東亞大陸東起海濱，西至關中，北自遼東，南達嶺南的數百處遺址上都有發(fā)現。追根尋源，公元前3500年以前的大汶口文化應是它的祖源[插圖]。后來三代青銅酒禮器的若干器形，都與其有著或遠或近的關聯。中原腹地一帶龍山時代的王灣三期文化中，也有陶鬶的身影，它們既脫胎于海岱地區(qū)的原型，又具有當地的特點。比較而言，《西清古鑒》上銅鬶的形制，更近于海岱龍山文化的陶鬶。因此，邵望平研究員推論道：“所謂‘周子孫匜’者，實則是山東的龍山文化中一類陶鬶的銅質仿制品。銅鬶、陶鬶很可能是同時代的產物。即使銅鬶時代稍晚，亦不致相差數個世紀?！盵插圖]這是頗有道理的。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樣的歷史背景下，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創(chuàng)建中原王朝文明的過程中來的。至少到今天，我們還無法對此做出圓滿的解答。出土于中原腹地，和可能出自海岱地區(qū)最早的銅禮器的訊息，或許就是這一歷史疑案的冰山一角。饕餮，一種想象中的神秘怪獸，傳為東海龍王的第五子。因《呂氏春秋》有“周鼎著饕餮”之說，宋代人開始將商周青銅器上圖案化的獸面紋稱為饕餮紋。細究起來，這“饕餮紋”有人說像龍像虎，有人說像牛像羊，也有人說像鹿，或者像鳥、鳳，甚至像人，或者你看像什么臉就像什么臉，反正是人想象的產物。當代學者意識到“饕餮”的模糊性，故大多放棄饕餮紋的稱呼，代之以相對平實客觀的“獸面紋”。
與前述獸面紋器蓋出土地點相隔不遠處的一條溝內，還出土了一塊器物圈足部分的殘片。其特殊之處在于裝飾有一周線條優(yōu)美的連續(xù)圖案，雖因過于殘破而不辨首尾，但無疑表現的是動態(tài)的龍紋。發(fā)掘者稱其為夔龍紋[插圖]。依許慎的《說文》，夔這種奇異動物“如龍，一足”。而陶片上的龍似乎無足，青銅器上的所謂“夔龍紋”也不一定都為一足。所以“夔龍紋”的用法也和“饕餮紋”一樣，都因取自文獻而具有不確定性。
無論如何，這塊陶片上表現的是龍，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神異動物?；剡^頭來看，陶器蓋上的獸面紋，與二里頭遺址貴族墓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的面部驚人地相似[插圖]！龍既然是人們糅合兩種以上的動物創(chuàng)造而成的靈物形象，而它又變化多端，歷代對其形象并無嚴格的界定與區(qū)分，那將它們統稱為“龍”亦無不可。
國人大都喜歡龍，但從考古發(fā)現和歷史記載上看，龍形象幾乎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基本上與普羅大眾無緣，而是被權貴階層所獨占。由新砦和二里頭的龍形象，似乎可以窺見兩大集團權貴間親緣關系的基因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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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話“嵩山的動向”，講了群雄逐鹿的故事，自忖總得有點總結性的話吧。想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要多得多。最想寫的，居然還是個問句：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有國家嗎？
這應當是個最基本的問題，但卻是充滿爭議，無法給出確切答案的問題。
作為考古人，我們無法像社會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那樣，能幸運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觀察有血有肉的人們的日常生活，直觀了解他們的社會。我們只能通過古人留下的“文化”遺存，來探究他們的存在方式。他們“文明”了嗎？他們生活在“國家”社會嗎？
這又引出另外的問題：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國家”？我們的研究對象雖然是“形而下”的，但卻避不開這些“形而上”的問題。你不甘做一個發(fā)掘匠，就得去思考這些形而上的問題，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個思想者吧。
但是，在沒留下文字，死無對證的情況下，但凡頭腦清醒些的學者，都知道“對號入座”貼標簽的危險性。說有些研究結論就是在猜謎，屬于無從驗證的假說，毫不為過。意識到自身研究結論的相對性，本屬常識卻并非易事，把研究結論當成信仰來堅守的學者也不罕見，尤其在我國。
有學者把龍山時代或稍早的階段稱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認為那時已產生了國家。但也有學者認為文獻中的“禹會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的“國”，其實就是一個個小的族邦，大體上相當于人類學上的所謂“酋邦”，還沒有進入國家階段。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當然認為二里頭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國家[插圖]。由于研究對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殘損不全，加之學者在相關理論的建構和認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沒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識，可以預見爭論還會持續(xù)下去。
話說回來，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意識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實，東亞大陸社會復雜化、文明化、城市化、國家化的進程，在一代代學人的努力下，正逐步清晰起來，已是足以令人欣慰
?與前述幾處中心聚落遺址一樣，花地嘴遺址也有了較明確的歷史定位。發(fā)掘者鑒于“《史記·夏本紀》等文獻中都有與‘五子之歌’這一夏代早期歷史事件有關的記載”，傾向于“將位于洛汭地區(qū)的花地嘴遺址‘新砦期’遺存與之聯系”[插圖]。這指的是《史記·夏本紀》中“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一說。其實，早有學者指出所謂“太康昆弟五人”云云，不過是《左傳》《國語》提到的作為夏后氏同姓的“觀扈”“五觀”的演化，先秦文獻沒有言及太康居于洛汭一帶者[插圖]?！坝醒腥狻钡摹段遄又琛罚瑒t始見于東晉人梅賾所獻《偽古文尚書》。
“逐鹿中原”一詞的含義，已知最早的出處是《史記·淮陰侯列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說的是距今兩千多年前秦漢之際的事。后來成為爭奪天下的代名詞?！暗弥性叩锰煜隆钡母拍?，也不知起于何時，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年以前[插圖]。而如上所述，“逐鹿”行動至少在距今4400年以后約五百年的時間里，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為什么龍山時代的數百年，廣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戰(zhàn)場，并最終催生出了中國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國家？
在國家起源研究領域，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卡內羅（Robert Leonard Carneiro）教授，是沖突論的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他在《國家起源理論》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學說[插圖]。
卡內羅關注的主要是那些受到限制的環(huán)境，比如古代的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墨西哥谷地、秘魯的深山峽谷與海邊小河流域。其共同特點是：宜居宜農的土地，被山巒、海洋或沙漠等所隔離，兩者截然分隔開來。在那些地區(qū)，小村莊逐漸擴大，然后分化、擴展，最終導致較適宜種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爭奪土地的戰(zhàn)爭因而興起，并且漸趨激烈。由于環(huán)境的限制，戰(zhàn)敗的村民無處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權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戰(zhàn)勝者，或者淪為附屬納貢者，或者整個村落被戰(zhàn)勝者吞并。隨著這種過程的反復出現，較大政治實體的整合情況出現了。強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實體迅速擴大。最后，政治單位的復雜情況與權力集中情況都演進到一定的程度，國家也就隨之產生了。這就是卡內羅限制理論的基本內容。
歷史進入公元前1700年左右，即考古學家所謂的“二里頭二期”時，二里頭迎來了她作為都邑的大建設、大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的遺存開始遍布現存300萬平方米的遺址范圍。顯然，這是人口高速膨脹的證據。與此同時，大規(guī)模的城市建設全面鋪開。
城市建設，規(guī)劃在先，現在聽來屬于常識。但在二里頭以前的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處中心性聚落或都邑有過如此縝密的總體規(guī)劃設計和明確的城市功能分區(qū)。如前所述，無論陶寺還是新砦，都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這與二里頭都邑的布局結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據研究，現在洛河下游自今洛陽市與偃師交界處，漢魏故城西南到伊、洛河交匯處河段就并非先秦時期的古洛河。它不僅形成晚，而且還應是因人工干預而改道的。從漢魏時期開始，為了保證“東通河濟，南引江淮”的漕運的暢通，人們在作為都城的漢魏故城西南一帶，用堰塞疏導的方法迫使部分洛河水流入人工渠——陽渠（谷水），增大其流量以助行舟。這就是所謂“堰洛通漕”的水利工程。洛河故道則應在今洛河河道、漢魏洛陽城和二里頭遺址以南[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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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盆地平原區(qū)地貌結構
現在我們從偃師商城去二里頭要跨越洛河，進入（伊、洛）“夾河灘”地區(qū)，但一定要知道當時這兩座大邑都在古伊洛河的北岸，這是我們在地理上了解二者的重要前提。
為什么我們在這里稱古伊洛河呢？現在的洛河、伊河交匯處，位于偃師商城東南，以下河段稱為伊洛河。但古伊河、洛河則合流于漢魏洛陽城南一帶，在二里頭遺址的上游，所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當時流經二里頭和偃師商城南的河段應稱為古伊洛河，而非古洛河[插圖]。
喜怒無常的河水往往是不馴服的?！把呗逋ㄤ睢笔龟柷ü人┏蔀橹魉溃罱K沖決成了現在的洛河。這一人工改道對當時人來說也是一利一弊，雖有通航之便，但河水在泛濫時極具破壞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以后的歲月中，它不但沖毀了漢魏洛陽城的南垣，也破壞了偃師商城西南城垣的外角。另外，它使得原洛河河道水流量減少，流速減慢，逐漸淤塞，以致最終廢棄。
說到現洛河之于二里頭，則令人扼腕嘆息。如果說肆虐的河水僅“剮蹭”了偃師商城的一角，那么它對二里頭遺址的破壞則是巨大的。六百多米寬的洛河河道橫掃遺址北部，現存面積300萬平方米是“劫后余生”，推測至少有100萬平方米的遺址被徹底切割破壞[插圖]。上述“堰洛通漕”工程居然興建于一條東西向的隆起地帶上，學者們認為它應當就是古文獻所稱的“亳坂”[插圖]。說到“亳坂”得稍作解釋。這地名最早見于晉《太康地記》，說的是“尸鄉(xiāng)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這段話在夏商分界討論中引用頻率極高，“尸鄉(xiāng)”、商都“亳”、商王“太甲”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引人遐思，同時也無從驗證?！百褊唷笔芹?，一處有緩坡的高地沒有問題，是否就是商都亳邑之所在，不知道。至少，先秦文獻中沒提。
這片被稱為“亳坂”的微高地綿延20公里有余，西逾漢魏洛陽城，東達偃師商城。漢魏洛陽城和偃師商城的地勢都是南北高、中間低，向北均隨邙山地勢逐漸抬升，向南的抬升則是因為古“亳坂”的存在。東漢洛陽城南宮及靈臺、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筑和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太學都位于這“亳坂”之上，偃師商城的宮殿區(qū)及若干重要建筑也位于城的南部，都應與這一帶地勢較高有關[插圖]。
前已述及陽渠就建在“亳坂”上，洛河更肆無忌憚地把這一條狀高地撕成兩半。位于高地北坡的偃師商城似乎“傷勢”不重，但其南垣南門外是否有重要遺存已無從知曉。漢魏故城南垣被徹底破壞，城南重要禮制建筑和太學，已與城內宮室及永寧寺、白馬寺等隔河相望。
如果在漢魏洛陽城和偃師商城之間畫一連線，你會發(fā)現位于二者中間的二里頭遺址明顯偏南，整個遺址正坐落在坂上，因而其北部遭受重創(chuàng)。而“亳坂”北有一條蜿蜒東行的凹地槽，橫貫偃師商城中部的所謂“尸鄉(xiāng)溝”就是它的東段。這一凹地槽或為漢魏時期的漕運河道——“陽渠”遺跡[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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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最拿手的，是對歷史文化發(fā)展的長程觀察；同時，盡管懷抱“由物見人”的理想，但說到底考古學家還是最擅長研究“物”的。對王朝更替這類帶有明確時間概念的、個別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學家的強項。如果揚短避長，結果可想而知?；仡櫼幌卵芯渴?，問題不言自明[插圖]。要說史就得由物見人，就不能總圍著“考古學文化”那堆“物”打轉轉。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說到底還是二里頭人用的東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間存在狀態(tài)。如果進一步追問，它就是二里頭國家的“疆域”嗎？
這二者當然是不能畫等號的，正像二里頭文化不能和夏族畫等號一樣。那么它們就完全沒有關系了嗎？好像又不能這么說，那堆“物”中應當有它背后的那群人活動的“史影”，否則考古學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
先要討論的是，二里頭國家有疆域嗎？常識告訴我們，有國家就有疆域。但早期國家的疆域又很不同于現代國家。它沒有“疆界”或“邊界”的概念，沒有非此即彼的一條“線”的區(qū)隔。那時人口雖較新石器時代有所增長，但還沒到人擠人的地步。各聚落群團間還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綠地曠野相隔，同一族團的聚落也不一定全連成片，準確地說它們是一些“點”的集合。間或還有“非我族類”的敵對勢力橫在中間，也未可知。所以，即便有“疆域”也是相對的、模糊的甚至跳躍的。
日本學者西江清高教授指出，在東亞大陸，秦漢帝國問世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中原式直刃青銅劍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義上“中國”的擴展范圍。其北、南、西界分別及于長城、嶺南和四川成都平原。這一范圍，與上述二里頭文化陶、玉禮器的分布范圍大體相合，意味深長?；蛟S，“中國”世界的空間輪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紀前葉的二里頭時代，就已顯現出了它最早的雛形[插圖]。
這一范圍，甚至突破了《尚書·禹貢》所載“九州”的范圍。
邵望平研究員通過對中國內地考古學材料與古文獻的整合研究，指出《禹貢》“九州”既不是中國古代的行政區(qū)劃，也不是戰(zhàn)國時的托古假設，而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就實際存在的，源遠流長的，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區(qū)系。公元前第二千紀，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區(qū)系先后建立起凌駕于其他區(qū)系之上的中央王國，成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國以軍事、政治的紐帶把已經自然形成的中華兩河流域文化圈進一步聯結在自己的周圍，迫使各區(qū)進貢其文化精華，并予以消化、提煉，再創(chuàng)造出更高層次的文明成果，從而迅速地發(fā)展壯大了自身，并以這些成果“賜予”、傳播至周圍各區(qū)，加速了各區(qū)文明發(fā)展的進程，同時也削弱了它們的獨立性，從而產生了具有雙重來源或多源的商代方國文化、周代侯國文化[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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