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操為代表的寒門法家

服膺儒家名教的河內(nèi)司馬氏，與汝南袁氏、弘農(nóng)楊氏都是地方上的豪族。漢、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為地方豪族，但也由出身于小族的，因為政治立場和思想信仰與豪族相同，可畫為一個階級。

曹操所代表的是非儒家的寒族，也就可以明白曹操實行的政策——標準是才，不是道德。豪族好奢侈，寒族尚節(jié)儉。

曹操為一代梟雄，不僅得到眾多有才能的寒族人物的支持，而且得到了部分有才能的豪族士大夫的支持，如荀彧、荀攸。

官渡一戰(zhàn)，袁紹敗，曹操勝，儒家豪族階級不得不暫時隱忍屈辱，后來通過司馬懿父子之手，終于把政權(quán)奪回到自己的手上。

以司馬懿為代表的豪門儒家

司馬氏能奪取曹氏的政權(quán)，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司馬懿的堅忍陰毒，遠非漢末同時儒家迂緩無能之士所能比。

二是司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強民的支持。

三是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與曹氏相同，但后來卻改變政治立場。

西晉的門選制度或者說九品中正制度，使世族貴戚子弟做官的到了保證。而他們做官，目的只在經(jīng)濟利益。

寒門法家蜀漢

蜀漢與曹魏固然是死敵，但曹操出身于漢族，以法術為治。劉備雖自云漢室宗親，可是淵源既遠，更是與母販履織席為業(yè)，實亦等于寒族。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后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以故蜀漢與曹魏施政之道正復相同。蜀漢境內(nèi)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

豪門儒家孫吳

吳國情勢則大大不同，孫吳政權(quán)是由漢末江東地區(qū)的強宗大族擁戴江東地區(qū)具有戰(zhàn)斗力之豪族，即當時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孫氏，借其武力，以求自保，從而組織起來的政權(quán)。以故孫吳與西晉施政知道又有類似之處。

構(gòu)成不同、結(jié)局不同

蜀、吳社會階級的不同，影響到兩國滅亡以后的歷史。由于蜀漢境內(nèi)無強宗大族的漢人組織，故地方反抗力量薄弱，洛陽征服者易于統(tǒng)治。西晉戰(zhàn)亂發(fā)生之后，在蜀漢境內(nèi)能夠恢復獨立的，也不是蜀漢舊境的漢人。西晉滅吳之后，其境內(nèi)強宗大族勢力并未因之消滅。洛陽政府只能采取籠絡吳地統(tǒng)治階級的綏靖政策，然而未收大效而中州已亂。

清談

清談的興起，大抵由于東漢末年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啟自郭泰，成于阮籍。他們都是避禍遠嫌，消極不與其時政治當局合作的人物。

魏晉兩朝清談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內(nèi)容。魏晉清談可分前后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此時期的清談魏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系至為密切，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tài)度及辯護自身立場的東西。東晉一朝為清談后期。清談至東晉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zhì)，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

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那時候的西晉官場是，一面奢談名教與自然“將無同”，一面窮極奢侈享受，名士與高官合為一體，而變亂就在這種風氣中孕育。此風不到西晉最后滅亡，不能終止。

儒家名教

名教，依魏晉人的解釋，以官長君臣之義為教。這是入世求仕的人所宜奉行的東西。主張遵行名教，入世求仕，與主張崇尚自然，避世不仕，適相違反。名教與自然明明是不同的東西，何以王戎、阮瞻要說相同呢？

在魏末晉初主張自然與名教互異的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的首領，如王祥、何曾、荀逹等三大孝，即輔佐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quán)而做到三公的人。其眷懷魏室，不與司馬氏合作的人，皆標榜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當時人物對名教與自然主張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場的不同。

道法自然

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

“七賢”之中，應推嵇康為第一人。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孫之女。在政治上，嵇康積極反抗司馬氏；在思想上，嵇康是主張自然的最激烈的領袖。司馬氏殺嵇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正是不仕不孝，違反名教。

至于阮籍，雖不似嵇康積極反晉，而出之以消極的態(tài)度，他言必玄遠，不評論時事，不臧否人物，虛與司馬氏委蛇。一改東漢末年黨錮名士具體指斥政治，而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開西晉以降清談的風派。然則，所謂清談，實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劉伶亦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與司馬氏合作而已。這與阮籍的茍全性命，同時老莊自然之旨。

阮咸“尚道棄事”，“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足證阮咸也是主張自然之說的人物。

山濤原好老莊，后來在政治上依附司馬氏，改變了思想信仰。

向秀在嵇康被殺后，完全改節(jié)失圖，棄老莊之自然，尊周孔之名教。

王戎、王衍既與晉室開國元勛王祥為同族，王戎父王渾、王衍父王義又都是司馬氏的黨與，家世遺傳與環(huán)境熏習都足以使他們站到司馬氏一邊，致身通顯。而他們早年本崇尚自然，棲隱不仕，后忽變節(jié)，立人之朝，位至宰執(zhí)，勢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舊說或發(fā)明一種新說，以辯護其立場。這就是名教與自然相同之說的由來。此說意謂自然為體，名教為用，自然為名教之本。

胡漢融合是個大問題

五胡次序：胡、羯、鮮卑、氐、羌。

胡族與胡族之間的融合，讓位于胡漢之間的融合；以地區(qū)區(qū)分民族，讓位于以文化區(qū)分民族。

胡漢融合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即使一個胡族漢化程度很深，也難以完全消除與漢人之間的隔閡，消除華夷或夷夏之防。

胡族統(tǒng)治者實行胡漢分治，這一歷史現(xiàn)象，最早出現(xiàn)于匈奴建立的漢國（前漢），直到清朝，尚有遺跡，比如駐于各省的都統(tǒng)。

一般說來，胡族部落系統(tǒng)用于打仗，漢族編戶系統(tǒng)用于耕織。

階級不同、流向不同

自八王之亂爆發(fā)，漢族人口便開始向東北、西北、南方流動。南往的上層階級為晉的皇室及洛陽的公卿士大夫，如王、謝之家，在流向東北與西北的人群中鮮能見到他們的身影。中層階級亦為北方世族，多來自江淮以北，不過大抵不以學術見長，而以武勇善戰(zhàn)著稱。下層為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實力薄弱，不易南去避難。

權(quán)力下移、風光不再

東晉為北來上層士族與江東士族協(xié)力所建，思想和文化的一致性決定了他們是合，而不是分。宋、齊、梁三朝的建立表示晉朝由上層文化士族所獨占的皇權(quán)，到了此時轉(zhuǎn)入了次等士族即擁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團之手，文化高門落為公卿。陳即為北人低門與南方蠻族相結(jié)合所建立的朝代了。

北方的戰(zhàn)亂和胡族統(tǒng)治者的徙民，對于各族來說都是一種災難。

南方城市、北方農(nóng)村

南朝商業(yè)城市發(fā)達，士族喜居其中，特別是集中于建業(yè)和江陵，城市一被攻破，士族也就被摧毀了。北方宗族扎根農(nóng)業(yè)土地，不在城市，所以北方士族的勢力可以延續(xù)下去。這將影響隋唐以后的歷史。

豪族無權(quán)、寒族重權(quán)

在南朝，九品中正制仍在發(fā)揮作用，豪族在做大官，寒族在做小官。君主為與貴族爭權(quán)，將重權(quán)交給了寒族小官，這樣就出現(xiàn)了豪族位高者無權(quán)，有權(quán)者是寒族位低者。這就是南朝皇帝加強君主專制的妙方。大家互相牽制，對于唯予一人的君主專制政治制度的加強，卻有莫大的好處。這是南朝政治制度的特點。

大問題的解決之道

南北比較，經(jīng)濟、軍事，北方遠勝于南方。北朝不能過早統(tǒng)一南北的原因在于內(nèi)部民族與文化問題沒有解決。

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基本經(jīng)過了這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羯人的后趙，石勒實行的是民族隔絕制度，后果很嚴重；石虎利用包括漢人在內(nèi)的非羯人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后果更嚴重。

第二階段為氐族的前秦，苻堅崇尚儒學，讓漢人王猛輔政，恢復魏晉士籍、承認世族權(quán)利、重用關東世族。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南進，只有南伐，取東晉（文化正統(tǒng)所在）而代之才能解決民族和文化問題。

第三個階段為鮮卑拓跋部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均田制、改革鮮卑舊俗、實行漢化政策，又從北鎮(zhèn)大同遷都洛陽，力求限制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quán)，使鮮卑貴族進一步封建化，并與漢族地主緊密結(jié)合，更有效地共同統(tǒng)治各族人民。但是，被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漢化了，留在北鎮(zhèn)的卻繼續(xù)保持鮮卑人的文化舊俗。在邊鎮(zhèn)的鮮卑化武人集團和中原的漢化文官集團之間，存在尖銳矛盾，最終爆發(fā)六鎮(zhèn)政變。

北齊是依靠六鎮(zhèn)鮮卑化的變兵建立起來的，上層統(tǒng)治者自然反對漢人和漢化的胡人。

北周就不同了，宇文泰以周官“天子掌六軍”之文比附鮮卑八部落之舊制，創(chuàng)立府兵制，改府兵將領及士卒為鮮卑姓，并與關中土地發(fā)生關系，進而形成了頗有名氣的關隴集團。

直到隋文帝恢復府兵的漢姓，胡漢之分至此消除。

起初是鮮卑兵制，部酋分制，經(jīng)過周文帝和隋文帝的改革，終于變成了華夏兵制，兵農(nóng)合一，胡漢并肩作戰(zhàn)。在形式上采取鮮卑舊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國。其中宇文泰“位總百揆，督中外軍”，元欣僅掛虛名，并無實權(quán)，其余六人趙貴、李虎、李弼、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實際掌兵，實為漢家天子掌六軍之文。鮮卑、漢皆籠絡之。

陳寅恪反復強調(diào)種族與文化問題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最重要的關鍵。在民族融合與文化整合關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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