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說到，王敦以清君側為名順流東進，向司馬睿發(fā)起挑戰(zhàn)，司馬睿派遣周札駐守石頭城，周札卻開城投降。隨后，王敦以石頭城為據點，只用了短短幾天的時間就打垮了中央軍主力，并大肆捕殺司馬睿的心腹。
除了鏟除異己勢力，王敦還脅迫司馬睿命令甘卓、陶侃、司馬承偃甲休兵。如此一來，眼前的軍事威脅就都基本上解除了，可是對于王敦來說這還不夠，他還要做一件大事——廢除太子司馬紹。
司馬紹的母親荀氏是燕代人，燕和代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以及東北地區(qū)南部，是鮮卑人的勢力范圍。鮮卑人的體貌特征偏向于白人，須發(fā)呈黃色，高鼻深目。不知道是因為荀氏本身就是鮮卑人，還是因為她有鮮卑人的血統(tǒng)，以至于司馬紹的外貌看起來有些特別，和鮮卑人比較像，王敦就在背后蔑稱他是“黃頭鮮卑奴”。
司馬紹的性格剛強英武，與其父司馬睿截然相反。中央軍在石頭城下被王敦擊敗之后，司馬睿困坐愁城，一籌莫展，司馬紹極為憤怒，披甲上馬，要率領侍衛(wèi)與叛軍決一死戰(zhàn)，溫嶠認為這樣做于事無補，拔劍斬斷了馬韁，極力勸阻，好不容易才讓他打消與王敦拼命的念頭。在王敦看來，司馬紹太扎手，不容易控制，為了防患于未然，最好是現(xiàn)在就把他廢掉，因此，戰(zhàn)后不久，他召集百官再一次到石頭城召開會議，商議廢太子之事。
關于此次會議的記載，《世說新語》與《晉書》的記載略有出入。
《世說新語》的說法是這樣的：王敦打算以不孝為罪名廢除司馬紹的太子之位，召開會議當天一件件數(shù)落司馬紹的種種不孝罪狀，還說：“這是溫嶠告訴我的，他曾經在太子手下任職，后來到我手下?lián)嗡抉R，所以我對這一切很清楚?！边^了一會兒，溫嶠來了，王敦正襟危坐，帶著暗示性的口氣問道，“太子為人如何？”溫嶠答道，“小人無法揣測君子?！蓖醵仉S即又嚴厲地問，“太子哪里好？”溫嶠平靜地說，“太子深謀遠慮，鉤沉致遠，這不是我等凡人所了解的，但是他按照禮節(jié)侍奉雙親，在孝這一方面沒有問題?！?/p>
《晉書》的說法是這樣的：王敦大會百官，聲色俱厲地問道，“太子有何德可言？”溫嶠從容不迫地說：“太子深謀遠慮，鉤沉致遠，這不是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但是他按照禮節(jié)侍奉雙親，在孝這一方面沒有問題。”
《世說新語》有史料價值，但是需要仔細甄別，比如說關于此次會議，《世說新語》的記載就很不可靠。溫嶠在王敦手下當過司馬，這是對的，但那是司馬紹稱帝以后的事。所以，我們在這里以《晉書》的說法為準。
按照《晉書》的記載，溫嶠提出反對意見之后，百官紛紛隨聲附和，王敦于是打消了廢太子的念頭。
僅僅看簡短的記載，我們難免有疑問：溫嶠為什么幫太子說話？難道因為溫嶠一句話，王敦就放棄了廢太子的念頭？
溫嶠的玩心很重，是個童心未泯的大頑童，一輩子總是嘻嘻哈哈，難得正經一回，可是一旦他正經起來，就總是能做出能讓人側目的事，比如當初他受劉琨的委托來江東勸進，在朝堂上慷慨激昂的那一番演說，就讓百官為之心折。之后，他做的第二件正經事是給劉琨正名。
劉琨之死，王敦是幕后黑手之一。如果溫嶠“識時務”，看重仕途和榮華富貴，就應該在劉琨死后保持沉默，一聲不吭，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從劉琨去世到王敦叛亂的這幾年里，他一再上書，請司馬睿追封劉琨。司馬睿起初不敢招惹王敦，一次次駁回，溫嶠就不依不饒地一次次上書，直到司馬睿讓步，同意給予劉琨應有的哀榮。
溫嶠做的第三件正經事，就是反駁王敦的廢太子之議。
東晉帝國的權力運作模式是門閥政治，門閥與皇帝共治。溫嶠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王敦起兵初期，他就曾經在公開場合說王敦這樣做并不過分，司馬睿也有錯——沒有處理好與門閥的關系，以至于授人以柄（司馬睿當初為了組建軍隊，搶奪門閥大族的奴仆充軍，王敦起兵的旗號之一就是維護門閥大族的利益），導致門閥在朝廷急需援助的時候作壁上觀。他在關鍵時刻替司馬紹說話，原因有兩方面：其一，他是司馬紹的鐵哥們兒；其二，他對時局洞若觀火。
溫嶠很清楚帝國權力運作模式的關鍵所在——平衡，即門閥內部的平衡，以及門閥與皇權之間的平衡。雖然門閥內部的絕對平衡是不存在的，必然會出現(xiàn)一超多強的問題；門閥與皇權的絕對平衡也是不存在的，彼此之間難免會出現(xiàn)此消彼長的情況；但是整體上的脆弱平衡是不能破壞的。如果現(xiàn)在任由你王敦廢太子，連皇位繼承人都由你王敦指定，那你王敦跟皇帝還有什么區(qū)別？誰又知道你王某人獨攬大權之后還會干出什么事！
溫嶠看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會議上的其他人也能看出來，所以溫嶠一發(fā)言，其他人立刻隨聲附和。大家的意思很明顯——王敦你是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而來，現(xiàn)在君側已經清了，你也該收手了，至于廢立這樣的大事，可不是你一個人說了算。
大家跟著溫嶠一表態(tài)，王敦就知道廢太子沒戲了，如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擴充王家的勢力。在他的安排下，王導重新入居中樞，執(zhí)掌機要，他的幾個信得過的兄弟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的職位上，分別控制揚州、荊州、徐州、湘州、江州等軍事要沖。此外，王敦還對朝廷的征兵權限設定限制，要求朝廷按月匯報首都衛(wèi)戍部隊的兵力變動情況。
布置好這一切，王敦收劍歸鞘，耀武揚威地離開石頭城，返回了大本營武昌。從兵戎相見直到班師回營的這段時間里，他一直停留在石頭城，始終沒有到近在咫尺的建康見司馬睿一面，所有的事務都是通過他人代為轉達?；氐轿洳?，席不暇暖，他就對司馬承和甘卓發(fā)動了殘酷的報復。
如剛才所言，為了確保大本營的安全，王敦攻占石頭城不久，就迫使司馬睿命令司馬承、甘卓和陶侃放棄抵抗。當時，陶侃的軍隊正在半路上，接到停戰(zhàn)詔書就掉頭返回了廣州；甘卓原先就戰(zhàn)意不堅，見到詔書也決定班師回營；可是司馬承不同，他一直戰(zhàn)斗到最后一刻，始終沒有屈服。
在鐵骨錚錚的虞悝手里，叛軍吃了不少苦頭，破城之后，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滅虞家。虞家子弟跪在虞悝面前嚎啕大哭，虞悝坦然無畏地接受了這個結果，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遺言，“人都有一死，我們虞家都是忠義之魂，何憾之有！”隨后，司馬承被扔進囚車里押赴武昌，途中被殺。
如果當初甘卓果斷一些，攻占王敦的大本營，司馬承和虞悝或許就不會慘遭屠戮，建康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或許就不會慘遭叛軍的殺掠。對于東晉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內戰(zhàn)，甘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這并不代表他一無是處。
很多人一說到東晉帝國，津津樂道的就是魏晉風度、名士風流。沒錯，那個時代是以風度和風流著稱，但這只跟門閥士族有關，對于東晉帝國的下層草民，門閥士族的壓迫非?？瘫?。如果僅僅是東晉帝國的一個草民，而不是門閥士族出身，那你就等著受苦吧，哪有什么閑心談論風度風流。你能擁有的，基本上也就是巴掌大的一塊地和幾間四面透風的小草房，而這在下層社會已經算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你推開門一看，外面都是物產豐富的山野湖澤，但它們都是有主的。比如說你到被門閥大族據為己有的湖泊里釣了一條魚，哪怕只是一條小泥鰍，那好，先沒收你的漁具，再把你關起來毒打一頓，然后就是等你家里來贖人，代價是十匹布。且不說一個普通的家庭能不能負擔起十匹布，就算砸鍋賣鐵湊夠了，那也更破產沒什么區(qū)別了。再者，進監(jiān)獄的時候人是完整健全的，出來的時候是不是會少點兒啥，抓人的門閥大族是不會給你保證的。
在對待下層百姓這一點上，甘卓很不一樣，他出身門閥大族，又是地方大員，但是鎮(zhèn)守襄陽期間，他善待民生，開放山野湖澤，屢次賑濟貧民，深得民心。生在太平年代，他應該是一個可以造福一方的好官員，可惜他生不逢時，一次次涉入深不見底的權力斗爭漩渦，因為優(yōu)柔寡斷而一步走錯步步錯。接到朝廷的罷兵命令，他又猶豫了許久，終于決定班師返回襄陽。事實上，這時候他還是有機會擊敗王敦，樂道融苦苦相勸，可他再次錯失良機，樂道融憂憤交加，不久就撒手人寰。雖然甘卓撤退了，但王敦還是不放心，叛亂期間他已經被甘卓的反復無常嚇怕了，回到武昌，他暗中收買了甘卓的部下，嗾使他們刺殺甘卓于臥室之中，并殺光了甘卓的兒子。甘卓是個好人，只是這種好與時代格格不入。
到這里，王敦第一次叛亂的故事就說完了，接下來我們再把這次叛亂從頭到尾捋一遍。
在東晉帝國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內戰(zhàn)，它既是藩鎮(zhèn)與中央之爭，也是門閥與皇權之爭。
門閥早在漢代就有，并非東晉的特產，作為西晉帝國創(chuàng)立者的司馬家族本身也是門閥，但是它的地位凌駕于其他門閥之上，中央的皇帝姓司馬，地方上的藩王也姓司馬，帝國的內外軍政大權主要集中在司馬氏手里。
一個大家族要想昌盛不息，最為基本的一個條件是人丁興旺，人口基數(shù)大，出人才的幾率才相對大一些。經過八王之亂的血腥內訌，司馬氏的宗族子弟摧折殆盡，缺乏足夠的人才占據機樞要沖；司馬睿只是皇族疏親，政治影響力微乎其微。永嘉之亂過后，北方門閥南遷。因為宿怨，南北門閥互相敵視；出于防備胡人渡江南下的需要，他們也急需聯(lián)手抗敵。司馬氏的勢力雖然此時江河日下，但它是漢人正統(tǒng)政權的象征，這塊金字招牌是其他門閥難以取代的，所以在南北門閥的共同妥協(xié)下，撞了大運的司馬睿登上了帝位，但是金光燦燦的龍座只是一個裝飾品，他是依靠門閥的支持才登上皇帝的寶座，軍政大權不落到門閥手里才怪。
為了收歸皇權，司馬睿登基之后重用劉隗等親信，推行了一系列打壓門閥大族的措施，這也就是東晉歷史上著名的“刻碎之政”。為什么叫“刻碎之政”呢？這跟王導有關。
東晉開國初期，依賴于把持軍權的王敦，王導順利地掌握了帝國的內政決策權。往好聽了說，王導的為政措施是施政以寬、無為而治；往不好聽了說，就是姑息縱容，對作奸犯科的門閥大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說到這里，我們應該就能明白“刻碎”這兩個字的含義了。
顧名思義，刻，就是刻薄，因為司馬睿推崇的是法家的為政理念，相對于王導，門閥大族當然會認為司馬睿的為政理念很刻??；碎，就是零碎、不成系統(tǒng)，因為司馬睿忌憚王敦，不敢全盤推翻王導的為政舉措，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修修補補。比如說司馬睿曾經屢次聲明要以法治國、整飭吏治、抑制豪強，可是一碰上動真格的，他就拉稀擺帶，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處置幾個替死鬼敷衍了事，根本不敢觸及門閥大族的根本利益，只能做一些小改動。這就是“刻碎之政”的例子。不過，即使是零敲碎打，門閥大族也是很反感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敦打著清君側的旗號順流東進，門閥大族也對興兵犯上的王敦普遍采取了默許的態(tài)度，不愿意獻計獻策，也不愿意出兵出糧，巴不得有人出頭敲打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司馬睿，致使司馬睿收歸皇權的努力和夢想煙消云散。
名義上是清君側，實際上是爭奪帝位，這種事在歷史上不勝枚舉。王敦是個例外，他發(fā)動第一次內戰(zhàn)的目的就是炫耀威風，教訓司馬睿，維護瑯琊王家的地位。雖然他有廢除太子的想法，但這只是為了扶植一個聽話的傀儡，他是真沒有爭奪皇位的打算。打著清君側的旗號而來，清了君側就走，這也算是一樁歷史奇聞吧。
隨著以司馬睿為首的帝黨勢力的垮臺，王導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雖然他為政寬縱，以維護南北門閥的相安無事為第一要務，視其他事務為旁枝末節(jié)，但這并不代表他對其他事務一無所知。事實上，政治中樞往來的一切公文和奏折他都會親自過目，上至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下至基層官員的任免，他都了然于心。
重回政治中心后的一天，王導從檔案處調來過去幾個月的公文和奏折，想看看在自己被司馬睿疏遠的那段時間里，有沒有發(fā)生什么需要特別注意的事件。忽然，一封筆跡很熟悉的奏折進入了他的視線，憑借直覺，他馬上就認出那是周顗的筆跡。他痛恨周顗，至今依然認為周顗死不足惜，可他還是鬼使神差地拿起了這封奏折。一看開頭，他立刻如雷轟頂，讀完散發(fā)著淡淡霉味的奏折，他五內如崩，淚如雨下，“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p>
這份奏折的內容，是周顗給王導求情，請求司馬睿念在王導輔政多年的份上，赦免王導及其族人，不要因為王敦而牽連無辜。奏折的呈交時間，恰恰是在王導被赦免的前一天，也就是王導在宮門前求周顗代為進言，而周顗漠然視之的那一天。
周顗當天進宮的目的，就是為了給王導求情，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經多次給司馬睿進言。當天他對王導不理不睬，是因為王導的處境太敏感，皇宮內外到處都是司馬睿的眼線，一旦司馬睿知道他與王導有過接觸，難免會以為他們通過氣，所以，周顗不理睬王導是個明智的選擇。那天下午進宮之后，他與司馬睿談了很久，還喝了一些酒，所以出宮的時候酒氣醺醺，可他并沒有醉，在王導身邊路過時說那句殺氣騰騰的話也只是為了避嫌。當晚，回到家里，他又寫了一份奏折——也就是王導看到的這個奏折——請求司馬睿赦免王導，然而除了司馬睿，其他人并不知道這一切，從始至終，周顗也沒有給別人提過這件事。
周顗搭救王導，是看在朋友一場，就算他不搭救，那也說得過去，畢竟這不是他的義務。王導好歹也是個搞政治的，屬于干大事的人，心胸應該比普通人開闊，可是在處置周顗這件事上，他實在是做得不光彩，說卑鄙可能有點兒過分，但至少是很沒品。他有難的時候，周顗以明智的沉默救了他的命，周顗有難的時候，他卻以陰暗的沉默要了周顗的命。
周顗死后半年多，自王敦叛亂之后形同傀儡的司馬睿也走到了人生盡頭。
一般來說，開國皇帝就是一個新帝國的設計師，他鋪設了什么樣的軌道，后人基本上就都是沿著軌道走。在整個東晉時代，皇權一直處于弱勢，受制于門閥，這就與司馬睿有很大的關系。
經營江東的這些年里，司馬睿的實力確實比較弱，但他并不是沒有翻盤的機會。中國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大多數(shù)都是馬上皇帝，軍功顯赫，在軍界很有聲望，比如劉邦、劉秀、曹操、劉備、孫權、劉淵、石勒、慕容垂、拓跋珪……這些人都上過戰(zhàn)場，出生入死，能壓住場。杜弢之亂期間，王敦無力平亂，焦頭爛額，親信建議司馬睿親臨前線，身冒矢石，在軍中立威，趁機取代王敦，收歸軍權，可是司馬睿不以為然，終于使軍權被王敦鯨吞蠶食。從登基稱帝直到去世，他只是在帝都附近舉辦過幾次虛張聲勢的閱兵儀式，致使兵不識帝，帝不識兵。對于前線士卒來說，不出深宮內苑的司馬睿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傳說，并不像王大將軍（王敦）那樣真切可感。司馬睿雖有統(tǒng)攬大權的想法，但是礙于嚴峻的局勢和個人能力，直到去世，他都沒有實現(xiàn)夢想，門閥的勢力卻在他在位期間逐日穩(wěn)固，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而門閥政治制度一旦形成，變成基本國策，后來人再想進行改動就千難萬難了。
當然，我們做的這些總結是站在后來人的立場上，站在司馬睿的立場上來看，該做的他已經做了，該盡的力他已經盡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后世的事會怎么樣那就交給后世人去解決吧。為了防備王敦再次圖謀不軌，臨終之時，司馬睿用盡最后一滴心血設了最后一個局，至于這個局有沒有用，只有天知道。這個局，就是任命王導為輔政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