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時，埃倫和博福特被伊迪絲.華頓逐出了她的《天真時代》的紐約“上流社會”。只不過相較于小說的女一號奧倫斯卡伯爵夫人埃倫，博福特只在自己家的舞會或者射箭場上賺到過人們“主角”一般的眼神。大概連他自己也相信，在老紐約——華頓所稱的“世襲貴族”們的上流社會——眼里他自始至終只不過一個“暴發(fā)戶”而已。

在那個“天真時代”，紐約的上流社會還是個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們很難在上面找到立足之地。其底部是堅實基礎，即所謂的“平民”，他們多數(shù)憑借雄厚的財力，通過聯(lián)姻而躋身上流社會。從這個富有卻不引人注目的底部堅固地向上收縮，便是由明戈特家族、紐蘭家族、奇弗斯家族及曼森家族代表的那個舉足輕重的緊密群體，他們的祖先都是有名望的英國或荷蘭商人，來到殖民地發(fā)家致富，成為這個金字塔的中堅力量。處在塔頂、真正稱得上貴族出身的只有二三戶人家：華盛頓廣場的達戈內(nèi)特祖上是正宗的郡中世家；范德盧頓先生是第一任荷蘭總督的嫡孫，他家曾與法國和英國的幾家貴族聯(lián)姻；還有與德格拉斯伯爵聯(lián)姻的拉寧一家。他們構(gòu)成上流社會的最高階層，卻也顯然已處于日薄西山的衰敗階段。

博福特便是處于金字塔底部的富有卻不顯貴的所謂“平民”。作為內(nèi)戰(zhàn)之后崛起的新富，他沒有高貴的血統(tǒng)，卻有紐約第一流的住宅，而且是“紐約為數(shù)不多的有舞廳的住宅之一（甚至先于曼森，明戈特太太家和黑德利.奇弗斯家）”。博福特太太卻屬于美國最有名望的家族之一，因為她的表姐、魯莽的梅多拉.曼森“好心做壞事”而嫁給了博福特。但結(jié)婚兩年之后，人們已公認她擁有了紐約最引人注目的住宅，“沒有人知道這一奇跡究竟是怎樣發(fā)生的”。博福特家的舞會是紐約社交界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動，他親自訓練仆役、教廚師烹調(diào)新的菜肴，親自挑選賓客、釀制餐后的潘趣酒，但社交界面前出現(xiàn)的他卻是一位漫不經(jīng)心、熱情好客的百萬富翁。二十多年來，人們說起“要去博福特家”，那口氣就跟說去老明戈特太太家——“拜訪曼森.明戈特太太永遠是年輕人的一件樂事”——一樣地心安理得，“外加一種明知會享受灰背野鴨與陳年佳釀——而非劣酒與炸丸子——的滿足”。

在“正統(tǒng)”的老紐約眼里呢？一方面，他被認為是個英國人，彬彬有禮、儀表堂堂、脾氣很壞，但卻詼諧好客。另一方面又被認為生性放蕩、言辭尖刻，而且來歷不明、履歷神秘。他在紐約上流社會取得“公民權(quán)”被一致認為秘密在于他成功的處事方法：盡管紐約的商業(yè)良心跟它的道德準則一樣地敏感，但他搬走了擋在前面的一切障礙，“就這樣把全紐約的人搬進了他的客廳”。于是，盡管人們對他的身世與行為還有種種議論和非難，但博福特已經(jīng)憑借財富叩開了上流社會的大門，并迅速在其中占據(jù)了重要地位，以致可以與明戈特家族為代表的舊富們平分秋色了。

埃倫的“正宗貴族出身”正來自明戈特家族，只不過她的出場是由于婚姻不幸剛剛自歐洲返回紐約投靠家人。她從巴黎逃回紐約，以為“這方親切的故土就是天堂”。但是，追求自由、不向市俗低頭的埃倫除了她與丈夫的離婚不被老紐約允許，她的大膽行為和追求自我的作風在那個視“體面”為最高原則、“害怕丑聞甚于害怕疾病”的紐約上流社會，無疑也是異數(shù)。用她的話說，她回到自以為“等于太平、等于自由”的紐約，只有兩個人理解她的孤獨和恐懼。一個是男主人公紐蘭.阿切爾，他被埃倫的自由精神深深吸引，并由同情進而傾心愛慕，演繹了一場注定逃脫不了的愛情悲劇。另一個卻是博福特。

在埃倫返回紐約之初，博福特就對她表現(xiàn)出了超越社交圈習俗的好感與幫助。埃倫在紐約社交場合露面的第二天下午，“全紐約的人都看見她和他一起沿第五大街散步”。接下來，博福特在麥迪遜廣場“偶遇”埃倫，并肩乘馬車送她回家；堅定支持參加——除去博福特夫婦及老杰克遜先生兄妹，所有的人都拒絕了邀請——明戈特家為歡迎“奧蘭斯卡伯爵夫人”埃倫舉辦的所謂“正式宴會”；與埃倫共同參加了老紐約唯恐避之不及的“鞋油”寡婦勒姆爾.斯特拉瑟斯太太的宴會；因為替埃倫發(fā)現(xiàn)了一所“理想的小房子”，怕被別人搶走，長途跋涉到斯庫特克利夫傳口信......

埃倫坦然接受了博福特的種種“討好”，還從“專供‘搞寫作的人’居住的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的街區(qū)”搬到了“博福特費盡周折為她覓得的“理想寓所”。而博福特，“銀行家”生意卻似乎已危機重重。

其實，關(guān)于博福特的流言一直沒有中斷過，令人不安卻經(jīng)久不息，不僅在第五大街而且還在華爾街流傳。除了在他所到之處，總有一位頗似范妮.琳——博福特公開豢養(yǎng)的情人，在妻子死后悄悄娶了她——的女士伴隨，除了他的豪華游艇以及一些聞所未聞的奢侈品，有人開始說他投機鐵路虧了本，另一些人則說他被那一行里一個最貪得無厭的人敲了竹杠。但對于每一次破產(chǎn)危機的報道，博福特總是以新的揮霍作答：修建一排嶄新的蘭花花房，購買一群新賽馬，或是在他的畫廊里添置一幅新的梅索尼埃或卡巴耐爾的畫。

然而，博福特最后這一次終究還是未能設法“過關(guān)”。雖然華爾街有了更多安慰性的報道，不十分明確卻很有希望；雖然他讓人們相信，遇到緊急情況他可以請求有權(quán)勢的大人物幫忙，并且在這方面已經(jīng)取得成功——當博福特太太戴著一串祖母綠的新項鏈，面帶熟悉的笑容出現(xiàn)在歌劇場上時，社交界寬慰地舒了一口氣——他通過散布自己已度過難關(guān)的謠言，讓他的存款人安了心，以至到前一天傍晚還有大量的付款源源不斷地注入銀行。然而終于，令人不安的報道又開始占據(jù)上風，向銀行的擠兌再次讓銀行破產(chǎn)關(guān)門。博福特的失敗、他丑惡的懦夫行徑，成了華爾街歷史上最可恥的事件之一——在破產(chǎn)已成定局之后，銀行竟然還收了整整一天的錢！

“整個紐約被博福特的無恥行徑罩上一層陰影?！比缤≌f主人公阿切爾與埃倫的愛情因觸犯紐約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而流于破滅，博福特受到上流社會擯棄已無可避免，只是他違背的是絕對誠實這一“紳士規(guī)范的首要法則”。他遠逃異邦，太太也幾乎被當成他的幫兇受到一致的譴責與唾棄。在“為要失去紐約最好的舞廳而提前發(fā)出悲哀的嘆息”之后，“大家都同意她（阿切爾太太）的意見”：博福特夫婦最好的辦法就是到北卡羅萊納州那個小地方養(yǎng)拉車的馬，做“呱呱叫的馬販子”。只有埃倫不顧周圍人的責難，勇敢地去探望了博福特太太。

再回頭看看容不下埃倫和博福特的紐約上流社會。以博福特為代表的“暴發(fā)戶”們對貴族階層在財富上形成了挑戰(zhàn)，但這一階層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嚴格準則仍然堅不可摧，將人們的行為束縛于固有模式和有一定的成規(guī)：穿著打扮、言談舉上講究“得體”，聽歌劇早到是“不合宜”的，男人按要求分好發(fā)型、紐扣洞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桅子花）才在社交界露面，女人從巴黎訂做的時髦服裝放多久才能再穿......以及晚餐后什么時間出門訪客、正式宴會需要多少男仆、訂婚后多久結(jié)婚才適宜......陷身于這些繁文縟節(jié)，以埃倫的自由奔放、不拘于世俗，以博福特的脫不了“暴發(fā)戶”底子的傲慢、粗俗，兩人在這個固化的“上流”階層殊途而同歸便早在人們意料之中了。

許多人對于自身所處的社會的階層固化話題諱莫如深，即使華頓也是在時隔40年后，作為小說家的她回顧養(yǎng)育過她也束縛過她的那個社會時，才形象地將所謂的“上流社會”比作那個小小的金字塔。更確切地說，在歷史長河里社會階層其實總是在不斷地固化與解體之中。博福特在老紐約們的 “上流社會”勉強擠進又被狼狽擠出，到他的女兒應驗了淺薄的勞倫斯.萊弗茨的預言——“假如事態(tài)照這種速度發(fā)展，我們的下一代就會與博福特家的雜種結(jié)親”——與阿切爾的兒子定婚，那個貌似堅固不化的階層早已在歷史的潮流中轟然解體。已沒有人再關(guān)心門第和出身，而是開始“忙于改革與‘運動’，忙于時新風尚、偶像崇拜與輕浮淺薄，無法再去對四鄰八舍的事過分操心”。

“紛紛爭奪醉夢里，豈信荊棘埋銅駝。”如此，博福特的到“上流社會”舞臺這一遭，便也有了一定積極意義——即使只為那個單調(diào)乏味的“金字塔”留下些許微不足道但已截然不同的色彩與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