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所以想到這樣一個拗口的標題，完全是一時有感而發(fā)。
在10月6日的清晨6點，坐在床前讀《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第61、62封信件并夏先生之按語，看到張先生的信中和夏先生的按語中都反復提到一件事：讀書。而圍繞讀書，兩人的話題中始終有一根若隱若現(xiàn)的線，那就是“書從何來？”
在今天這樣一個線上書店和電子閱讀普及的年代，在今天這樣一個曾經(jīng)說是實體書店可能消失、如今卻越開越炫的時代，“書從何來”似乎完全不成問題。
但在半個世紀之前，即便是美國這樣一個經(jīng)濟文化都高度發(fā)達的國度，要想便捷地讀到心儀的書，最難解決的還是書的來源問題?？梢赃@樣說，在一個不好（第三聲）讀書的年代好（第四聲）讀書，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
由此，我們看到信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與第61封信件起手的“《中國時報》刊出《談看書》后寄了三份來，所以分寄兩份給你和信正”類似的互寄書籍的話語，而在更早的六十年代“張信”中，張先生拜托夏先生求書、買書、寄書的文字始終不絕于信件往來中。
（二）
如果以為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讀書，書的來源是最大問題的話，那就是把那時讀書的問題想簡單了。
從第62封信件中一句“等暑假隨便幾時有空請到哥大圖書館抄點書名給我”，我們略略可以想見，在那個年代讀書，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有什么書可以讀。
想想我們今天如果要讀書，會通過怎樣的方式來獲取書籍的信息呢？我們或許可以通過網(wǎng)絡的搜索引擎、通過關注一些社交媒體的讀書社群推薦、通過發(fā)信息給喜歡讀書的朋友直接詢問等等，最直接粗暴的方式是拿起手機到賣紙書或提供電子閱讀服務的應用程序中去漫無目的地“閑逛”，從而發(fā)現(xiàn)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添加到購物車或電子書架上。
總而言之，只要我們愿意花些時間，在我們?nèi)缃襁@個時代，“有些什么書”這樣一個問題已經(jīng)不能稱之為問題——這真是一個好（第三聲）讀書的年代。
（三）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好（第三聲）讀書的年代，好（第四聲）讀書的人卻并未見多，從人口比例上來說更一定是減少的。
昨日（10月6日）上午10點，和女兒一起逛到了大眾書局?？赡苁且驗閯倓傞_門的緣故，店內(nèi)人并不是很多，就在這些不多的人中，大多數(shù)人是點了杯咖啡后到座位上刷手機。
相比前些年，這幾年的實體書店倒是越來越多了，曾經(jīng)有人預言的實體書店消亡的情形并沒有發(fā)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現(xiàn)在讀書的人越來越多了，而是因為實體書店們積極地轉(zhuǎn)換了經(jīng)營的思路。
于是，我們看到裝修越來越酷炫的“網(wǎng)紅”書店，人們到這里來并不是為了看書、選書、買書，而是為了拍照和打卡。而更多的實體書店把店址選在了大型商場內(nèi)，同時推出了咖啡和茶飲，這僅僅是為那些逛商場走累了的人提供一個歇腳的地方，那些愿意點三四十元一杯咖啡的人，并不會掏同樣多的錢買一本書——書籍，不過這家咖啡店比較別致的背景而已。
面對書架上琳瑯滿目的書籍，真正動心的人并不多。與此相對比的是，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中，我們可以不時看到張先生與夏先生之間互寄書籍的情形，而且還要特為囑咐讀完之后要“寄還”。一開始，我還真不能理解為什么寄給他人的書籍甚至僅僅只是一本文學雜志，還要囑咐人讀完后還回來，后來讀到的多了，也就能明白了。
（四）
在微信讀書的每周閱讀時長排行榜上，有這么一些朋友，他們的閱讀量達到了每周50（甚至70）個小時以上，而他們閱讀的作品名稱大多比較直白，諸如《穿越……》《都市……》等等。
對于這些讀書的朋友，能否以好（第四聲）讀書來定義呢？如果我們是父母，估計都不會期望自己的孩子像他們那樣每周拿出50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去這樣“好（第四聲）讀書”吧；可是如果說他們不好（第四聲）讀書，那么他們每周花費那么多時間是在干什么？
可以這樣說，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絡的普及，相較夏張二先生通信的那個年代，今天的“讀書人”中僅僅閱讀網(wǎng)絡小說，或者說閱讀對象的主體是網(wǎng)絡小說的，絕不在少數(shù)。以我自己為例，十年前我閱讀的對象中，網(wǎng)絡小說也曾經(jīng)占了很大一塊比重。
這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讀書人群體，既不能否定式地說讀網(wǎng)絡小說不好，但又沒法非常正面地肯定讀網(wǎng)絡小說好。很多完全不碰書的人，在談及讀書這件事情時，往往有意識地會針對這個群體說事——“什么讀書？讀那些穿越、玄幻、修真、同人等等的小說，和打游戲有什么區(qū)別？”面對這樣的質(zhì)疑，確實很難正面回應，但我們還是要肯定，不管讀什么書，讀書還是要比不讀好。
也正是基于此，昨天在大眾書局給女兒購買了借閱年卡，可以借閱店內(nèi)的大部分新書。之所以辦年卡讓女兒借閱，恰恰是因為她想讀的很多書正是那些網(wǎng)絡小說，而我絕不想把這些動輒幾百萬的文字搬回家——家里沒有那么大的地方來安放這些書籍。
在與女兒的聊天中，我不隱瞞自己的想法，我告訴她，當初我也瘋狂地追更過無數(shù)的網(wǎng)絡小說，但正因為曾經(jīng)追更過那些網(wǎng)絡小說，我對讀網(wǎng)絡小說和讀網(wǎng)絡小說的人并不能認同。但我還是支持她讀，因為我期待她有一天能“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p>
（五）
讀網(wǎng)絡小說之所以被詬病，其實是因為這樣的文字缺乏調(diào)動讀書人思維的能力，俗話說就是“不動腦子”。在這點上，與看電視、打游戲?qū)λ季S造成的侵害是一樣的，這也是不提倡孩子多看電視、多打游戲的最重要原因。
基于這一邏輯，可以這樣來判定讀書的價值和意義，即怎樣叫好（第四聲）讀書？而讀書到底好在哪里？我們可以這樣說，凡是不能調(diào)動讀書人思維的所有“讀書”行為，我們都可以指定為“假讀書”；而所謂“好讀書”，一定是讀能調(diào)動思維的書、讀書時調(diào)動思維的狀態(tài)。
那么，怎樣來判定讀書時進入了調(diào)動思維的狀態(tài)呢？讓我們重新回到夏張二位先生的信件中。
在第61封信件后的夏先生按語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遷居好萊塢后，最讓張愛玲感到高興的，我想是她又進入了‘無事忙’的狀態(tài)。既無公事要辦，又不必從事于無聊的中共研究，就不妨多看書，看那些載有點‘真人真事’的人類學紀錄、社會學調(diào)查、歷史小說、內(nèi)幕小說。而且看到了一個逗引她興趣的題目，她就到圖書館去把與題目有關的書籍，一本本借回家去看，花掉時間之多，‘實在使人無法相信’。在康橋那兩年，她未把《海上花》譯完，即為研究《紅樓夢》及其版本的大批新書所吸引而不務正業(yè)起來。到了好萊塢（可能在柏克萊時就看開頭了），因為研究太平洋群島固有人種的關系，她把有關十八世紀英國軍艦‘邦梯號上的叛變’（Mutiny on the Bounty，名片中譯名為《叛艦喋血記》）這段史實所有的新舊書籍差不多都看了。中國作家間，除了張愛玲，誰會有這樣大的傻勁，把一段與中國無關的史實調(diào)查得如此清楚的？”
在夏先生簡單回憶張愛玲先生為讀書而犯“傻勁”的文字中，把張先生好讀書且調(diào)動思維的狀態(tài)具體而生動地呈現(xiàn)在了我們眼前。
這樣的文字可以說在夏張二先生的信件往來中幾乎是隨處可見，譬如在第38封信件及按語中，我們看到張先生可以因為“寫《怨女》序提到《紅樓夢》”，繼而“興趣關系，越寫越長，喧賓奪主”，直至“終于寫出一部《紅樓夢魘》來”——這就是真正的“好（第四聲）讀書”。
（六）
事實上，“在一個不好讀書的年代好讀書”與“在一個好讀書的年代不好讀書”，都是讓人處在一種“痛苦”的境況中。只不過，前者是痛并快樂著，后者是“快樂”并痛著；前者是自覺而自知，后者是不自覺更不自知。
在閱讀《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中，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張愛玲先生在那樣書籍難得的年代，始終保有著對讀書自覺自知的熱情。相比于她，我們自愧不如，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好書隨處可知、可得的年代中。
數(shù)字時代的來臨，讓書籍成為生活中的常見事物，我們已經(jīng)沒有了要珍惜一本書的念頭。然而，我們不能不想到，今天能夠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每一本書，尤其是那些傳承百年、千年的古籍，是怎樣對抗住了隨時可能湮滅在歷史洪流中的命運，于今日讓我們有幸見著。
每一次與一本好書的相遇，真可說是我們生命中莫大的機緣，讓我們珍惜每一次遇見一本好書的機會，在一個好讀書的年代好好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