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北望園的春天》所展現(xiàn)的是作家駱賓基在抗戰(zhàn)歲月里以遠離故鄉(xiāng)的桂林小院為背景，抒發(fā)對周圍平凡人物及事態(tài)的感想。全文并不流于瑣碎的日常記事形式，而是用輕淡、含蓄之筆將各色人物在各種境遇里的心理變化與情感世界細細描繪，在體察外界的過程中悄然融入了對自我人生的真切感受與深刻思索，[1]又因牽系鄉(xiāng)思而在意蘊表現(xiàn)上顯得更加綿長和具有個人風情。

一、旨意上的淡遠隨和

? ? ? “我”居住在北望園里所接觸到的有鄰居，也有與之鄰近的環(huán)境。園子里的“茅草房子”和園子外的“紅瓦房子”，既在世俗眼光下分屬于社會階層的不同區(qū)域，卻又在“三尺寬一條走道的距離”的機緣巧合下無可避免地由于人際的往來而發(fā)生了越來越緊密的聯(lián)系。置身其中的人們在認識到這種社交界限逐步走向模糊時產生的感受各有不同，這便自然引導著他們學會用獨立的視角去積極觀察旁人的生活和審視自己的生活，并培養(yǎng)出一種關照的眼光以達成自我世界與外部世界和平聯(lián)通的美好境界。

? ? ? 小說里處處描畫的是生活的圖景，展現(xiàn)是人間的煙火氣息，不覺為敘事表達和人物刻畫平添了幾分表現(xiàn)力。而從整體的故事構架和情感指向來看，小說在思想傾向上并不局限于對現(xiàn)實世界的細致呈現(xiàn)和深刻反思，而是靈動地將文字的旨意延申至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層面。夢幻般的理想成分注入在知識分子的形象中，清寂感傷的韻味點染著北望園的氣氛，黯然的情態(tài)中流露出遠方故鄉(xiāng)的依戀，以第一人稱娓娓道來的敘述風格在看似散漫的印象下悄然勾勒出了鮮活的行文結構，[2]像這些不大引人注目的、不成定式的感觸反而在默默地給讀者留出空白的思維空間去支撐起他們的想象能力，讓他們品讀文學的心靈獲得了遐想的自由，這便是未知的希望所擁有的力量，也就是“憧憬”的作品特質所帶來的打動人心的地方。

? ? ? 同時，因為作者在創(chuàng)作該小說時的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都正遭受戰(zhàn)爭的困擾，因此他所選擇的文字表達形式具有親和溫情、細膩澄澈的特點，實際上對當時人們的心理創(chuàng)傷起到了一定的體貼和安撫的效果，表現(xiàn)出了淡遠隨和的人文關懷和人情氣質。

二、人物上的哀吟自傷

? ? 小說中的“我”在北望園里主要接觸到了六位鄰居，即住在茅草房里的梅溪、林美娜夫婦、葉蕻、趙人杰以及住在紅瓦洋房里的楊村農、胡玲君夫婦。包括“我”在內，每個人物都各有其鮮明的個性特征，但也共同存在于由彼此營造出的相近似的憂郁氣場當中。

? ? 在茅草屋里，林美娜“天天忙著家務”，偶爾也會在這方小院子里觀賞風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閑情逸致”；梅溪是有名的畫家，忙著發(fā)展自己藝術事業(yè)，“只要晴天就到城里去”；葉蕻是“在電影院畫廣告的”，有時還“給制煙廠設計牌子”；趙人杰在美術學院任教，經濟拮據(jù)，常常生活沒有著落，卻死要面子不肯求人。而在紅瓦洋房里，楊村農和胡玲君養(yǎng)尊處優(yōu)，可夫妻兩人過著的是貌合神離的生活：楊村農在表面上敬畏妻子對他的嚴肅神情，實質上則在離開妻子視線時變得“活躍”起來，[3]因此“我”這位秦先生才說他是“想象不到的政論家”；胡玲君平日里“總是用一個中學校長對待教員的姿態(tài)打招呼”，也是想象不到的“教育家”該有的“禮貌”形象。

? ? ? 再加上“我”，這個為處理臨時瑣事而勉強留居北望園的人，頗具興致地觀察著周圍鄰居，耐著性子和他們相處了大約一周的時間之后，離開桂林，再在之后對追憶往事時給予了北望園一份特殊的感懷與悵然。其中，留給“我”的關于北望園的最深懷念應當是與趙人杰的互動交流，然而趙人杰也只是個可憐的依靠繪畫來解讀人生和維持信念的精神充實者。他在做人最起碼的自尊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卑微和無助的窮苦人和流浪者，失去了生活底色的依托而對自我的存在感到驚懼恐慌和無所適從。以此作為參照點，不難看出生活在那方園子里的人們身上仿佛都帶有知識分子式的對自我與外界的隔閡以及他們對此做出的苦苦掙扎和奮起挽救后遺留下的痕跡：為生活境況的慘淡而常常感到憂傷，又因堅持沉迷于自我滿足而深深眷戀著現(xiàn)實帶來的痛楚，是聊以自慰，也是可悲的自欺欺人；為藝術和道德的高貴而懷有理想，又因維護自尊的低廉而不敢承認對實際遭遇的褻瀆，是肆意墮落，也是荒謬的顧影自憐。

三、筆觸上的微妙反諷

駱賓基在《北望園的春天》中對戰(zhàn)時知識分子“可鄙可笑”亦復“可憐”的心靈世界作疑似精神現(xiàn)象學式的探究的企圖，使得反諷成為小說中占據(jù)主導性的敘事調子。[4]

這主要表現(xiàn)在敘事者不經意間對人物的個性和氣質的洞察。在本文中，語境成為表現(xiàn)反諷和領悟反諷的重要途徑。如，通過對比有關楊村農的描寫語詞，即“好心腸的紳士”、“良善紳士氣派”和“大聲打著飽嗝兒”、“用牙簽剔牙齒，還作出噗噗的聲音”，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在刻繪楊村農的人物性格時，總是有意凸顯出他們的身份與其實際行為構成的反差，卻在總體語言描述上仍保持著平穩(wěn)細膩的文章基調，而往往需要讀者自覺利用本身所能體察的公眾常識來進一步體會到作家文字背后的真實意圖和作家所抒發(fā)的真實情感傾向。[5]

? ? ? 此外，駱賓基在描繪人物的神態(tài)、動作等諸多細節(jié)時，也常常引入一種具有個性化的、主觀化的論調來對人物及其觸發(fā)的情勢加以判斷和解析，使得小說中的不少片段都具有自我嘲弄和反省的意味。例如，他在描寫趙人杰的“笑容”時，先說它“出自他的善良與誠意”，而后又補上那么幾個形容的語句“顯得可怕”“使人有點恐怖”。[6]當敘事者將隱含在情緒消解過程中的心理力量釋放為外化形式的文字筆觸時，來自外界的傾訴欲望和情感宣泄已經不可能滿足讀者原有的內心期待值，這些情感落差帶來的空缺感和疏離感就會反向推動讀者為滿足內在精神需求而主動尋找能夠自我說服的支點，由此構建起與作者較為接近的旁觀、審視的視角，加深了人們對認識人性和思考人性的共有默契體驗，也充分給予了個人對“使命”與”宿命”兩種人生課題的自由解讀空間。

? ? ? 小說《北望園的春天》里的幅幅景觀、種種人生、點點情愫，無一不體現(xiàn)出駱賓基作為一名作家在面對抗戰(zhàn)時代洪流的沖擊時仍保持著詩意般的藝術思緒，并且純熟而靈巧地利用極富透視性的文字技法來呈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思維上的觀摩視角。

? ? ? 從總體上看，文章的主題概念中似乎并沒有刻意對人性弱點進行探究和批判，反而是在積極營造一種偏向自然平淡的藝術氛圍，讓各式個樣的人生表達程式在其中都得以自由地融入并充分展現(xiàn)出個性。因此人物在小說當中的出場和表演給人以非常流暢的觀感，而流淌于全文的細膩筆觸則是文字塑造效果和基調構建的強有力觸發(fā)點。旨意、人物和筆觸三者的聯(lián)動節(jié)奏和諧均勻，共同為作者和讀者搭建了可供彼此沉浸式對話的平臺，借此能夠遠望更廣闊的人生現(xiàn)實，同時這種文字的律動也保證了讀者這方不完全因文學審美而企圖完全拋棄對于社會現(xiàn)實、人性現(xiàn)實的理智審視。

? ? ? 遠觀而得的是文學的感染力，那是虛幻而豐盈的形式美。當我們被文字營造出的路旁“仙境”深深吸引，并且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時，我們很有可能會接沿著這路線默默地行走在著，默默地留下我們腳下的氣力，默默地去往我們心底的方向，忘記了風景本身的美，而漸漸地把對美的要求過渡到我們人本身。而在面臨自我的發(fā)現(xiàn)、表現(xiàn)、反思、追求，以及最終的堅守時，我們往往既是畫家，又是自己的作品：一面在顯性地雕琢著自身成長發(fā)展的局部細節(jié)，也一面在隱性地擔負著勾勒出人生全局走向的重大責任。

參考文獻：

[1][3]李長宏.“東北作家群”筆下的“小鎮(zhèn)生活”——論《北望園的春天》與《江南風景》[J].文藝爭鳴，2007(11):107-109.

[2]韓文敏.從《北望園的春天》談起——關于駱賓基三、四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04):164-176

[4][5][6]吳曉東.戰(zhàn)時文化語境與20世紀40年代小說的反諷模式——以駱賓基的《北望園的春天》為中心[J].文藝研究，2017(07):7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