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人，便有了歷史，以及人對歷史的記述。
早期口口相傳的故事，民謠或神話，太容易丟失與變形。所以在文字產生之后，我們才正式進入了“史后史”。
文字的記述并非比口述傳承更加可靠，有時候更容易被人利用，讓歷史的真實面目模糊不清。
幸好，有古人留下來墓葬、出土文物以及其他證據，讓我們從這些殘破的斷章中，一窺全貌。
然而，一千個歷史學家就有一千種解讀歷史的角度，文物殘留的證據仍然會有歧義，我們期待另一種視角。
在當代遺傳學取得重大進展之前，沒人能確切的表述清楚，在我們身體流淌的血液里，在我們數(shù)億個細胞中，會如實記載了我們的過往，我們的父系和母系祖先，以及我們的最初起源。
如同進化有樹，我們祖上的每一次交配，都透過基因，一遍遍地將自己復制下去，直到人類終結。我們透過基因之樹，便可以一層層往上追溯，找到我們來自于哪里。
將遺傳應用于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分子人類學，路易吉·盧卡·卡瓦利-斯福扎并非最早的一個，卻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他的影響從賈雷德·戴蒙德貫穿至尤瓦爾·赫拉利，從人類學擴展到史前史（見拙文《基因能告訴我們的祖籍地嗎？》）。
通過基因標記來追溯人類的起源與遷徙，給予歷史、語言和人類學研究者們一把實錘，讓爭論多年的假說一一被證實或反證。
以散落在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人為例，他們到底是起源于亞洲還是從南美流落而來，是歷史研究中的巨大爭議。
亞洲起源論者從出土文物，藝術品的特征，以及語言上的相似性來為波利尼西亞人“尋根”。然而，太平洋諸島之間的遙遠距離，加上太平洋暖流和風向自東向西的流向，讓很多人難以信服，幾萬年前的智人能夠達到如此高的航海水平。
這些地區(qū)馴養(yǎng)的動物類型，屬于東亞型的，而卻有南美甘薯的種植，更加讓亞洲與美洲起源的爭論難分上下，持續(xù)了200年之久。甚至有人類學家親自制作木筏以身試法，從南美海岸漂流6000多公里到達圖阿莫土群島，以證明美洲更可能是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
然而，自遺傳學介入這場之后，基本上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場爭論。以僅僅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mtDNA）為例，96%的當代波利尼西亞人土著人的線粒體DNA，與南美土著毫無關系，而其出現(xiàn)在東亞土著中的比例最高。以父系遺傳的Y-染色體譜系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分子人類學對于人類起源的最大實錘還在于，終結了人類“多地起源說”和“非洲起源說”多年的爭論。
我依然記得多年前的歷史教科書第一頁里，提到的北京人、藍田人等古類人猿。一直以來，我們也就這么認為自己就是“北京人”的直系后代。而歐洲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其他各地發(fā)現(xiàn)的直立人各自獨立地發(fā)展成了當今不同地區(qū)的“人種”。這就是“多地起源說”。
DNA的研究結果令多地起源論支持者們大失所望，我們中國人和“北京人”沒有一丁點的“血緣關系”，而歐洲人也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但有少量混血）。我們都是5萬年前，從非洲走出的智人的直系后代。甚至，全球所有人都僅僅來自于一個線粒體夏娃和Y染色體亞當?shù)暮蟠?，雖然他們生活的時代差了好幾萬年。
時至今日，中國人仍然難以在情感上接受“非洲起源說”，這不僅僅關系到當代的地緣政治，也關系到我們的獨特性和尊嚴。所以，這些信奉者就干脆就拋棄了分子遺傳學和DNA證據，覺得他們不靠譜。如同虔誠的信徒，堅信創(chuàng)世紀不過是公元前6000年的事情，直接忽視了地質學和考古的證據。
遺傳還對語言起源研究更多的證據。研究各種語言之間的相似性，并得出有共同起源的語言學研究，比達爾文提出的物種起源還要早上幾十年。
因此，在分子遺傳學介入之前，語言學的研究一直是考古的重要佐證。例如，在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和《第三種黑猩猩》等著作中，就通過語言之間的相似性來佐證波利尼西亞人的起源，非洲人之間的不同（見拙文《非洲人到底會不會種菜？》）。
上文提到的斯福扎在80年代就已經開始使用遺傳來研究語言，語言能夠反應人群之間的關系，也可以說，“語言是基因的代言人”（來自斯賓塞·韋爾斯《出非洲記》）。例如關于印歐語系的起源，即原始印歐語（PIE），根據語言學家的論述，是來自于俄羅斯南部草原地帶，在印歐語系向外擴散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母語帶到了歐亞各地。
操印歐語言的是印歐人，因此在遺傳學上，其后代在當今的分布，正如語言的擴散一樣。分子人類學證明了這一點。
但語言與其他不同，它是文化的產物，一個說阿拉伯語的埃及人，并不一定是閃族人的后代。本土文化可以借鑒外來文化，如我們歷史中的“胡服騎射”，如歐洲狩獵部落借鑒了農業(yè)的文化，入侵者也可以借鑒本土的文化。這就使得語言與基因，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但兩者也會有更多的重合之處。
還記得當年讀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著作時，涂爾干、韋伯，然后是摩爾根、列維-斯特勞斯都是入門必讀，但如果在現(xiàn)在這樣的學科里，并不介紹當前分子人類學所取得的成果，只能將未來的研究者們帶入一個缺乏遺傳實證的死胡同里。
社會科學，一如愛德華·威爾遜在40多年前的呼吁，到了該借鑒生物學研究成果的時候了，請接住這把實錘。
參考文獻：
關于早年斯福扎的研究，可以閱讀路易吉·盧卡·卡瓦利-斯福扎的《人類的遷徙》
從母系線粒體DNA的角度撰寫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可以閱讀布萊恩·賽克斯的 《夏娃的七個女兒》
斯賓塞·韋爾斯作為斯福扎的博后，其《出非洲記》主要從Y染色體的角度，讓我們一窺分子人類學的半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