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想起那個“詩意的秋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衛(wèi)東 ?

? ? ? ? 那是一九九七年初秋，我的《張衛(wèi)東詩選集》（1990——1994）就要出籠了。此事不經意的由剛調入《星星詩刊》的干海兵帶到了綿陽，帶到了范倍那里。不久便從干海兵口中得知范倍及綿陽的幾位詩友：白鶴林、鄧輝、周薇、海融等正打算辦一個民間詩刊《終點》（當時還沒有這個命名，一切都只是打算），希望我能聯絡一些成都的詩友加盟，一番思索后，我欣然應允。于是，在成綿兩地開始了我與范倍的書信往來……

? ? ? ? 范倍早年就讀于四川師范大學計算機系。顯然這個專業(yè)本身與詩并無關聯，但范倍卻恰恰是這個專業(yè)中一位詩的鐘愛者。記得當時，他就與康偉、胡君、干海兵、李雪芹等同學、校友熱衷于詩的寫作和討論。也許同是性情中人吧，很自然的，以詩的名義，經我的詩友盧棗（當時正在川師進修外語）以及后來的干海兵引薦，我和他們陸續(xù)認識了。

? ? ? ? 不久，這些學子便先后畢業(yè)，或分配或繼續(xù)求學或打工而天各一方。范倍于九五年秋“專業(yè)對口”地走上了他現在供職的綿陽師專計算機系的講臺。那以后，我們兩年多沒有了聯系，以為他已終止了詩寫；康偉于九四年秋去了北京中國新聞學院攻讀雙學位。九七年畢業(yè)后留在北京走進了《中國藝術報》的編輯部，工作之余仍在堅持詩的寫作；而胡君則在厭倦了廣元某國企子弟校的教學后于九七年毅然留職停薪來到成都。先在某學校代課，后輾轉于幾家報社之間，作記者，終日忙著采訪、寫稿、居所不定，很辛勞、很焦慮、很不容易。近來他暫住在《四川日報》社的招待所（四人一間，上下鋪）由于條件所限，房間顯得窄而零亂。我去過幾次，發(fā)現盡管處在這樣的境況，他的案頭、床上卻放有不少詩集、詩刊、詩稿和一些于詩有關的文章，使人睹后不禁唏噓：條件如此，胡君仍鐘愛著“繆斯”。而他本人這兩年最感焦慮的就是迫于現狀，無法對遠在故鄉(xiāng)的母親盡一份孝、無法靜下心來從事自己鐘愛的寫作，這恐怕就是他那首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長詩《幻美旅程》中所表達的某種心態(tài)吧。因為同在一城，且相距不遠，我與他便多了一些直接交往的可能。胡君為人正直、純樸、厚道。有次，我和他在成都大慈寺喝茶，當他再次向我談起這些苦悶時，我順著他的想法，誠懇而又半開玩笑給他制訂了一個所謂“三年計劃”——買房及成家；他們中唯一的女性李雪芹據說畢業(yè)后拒絕分配來到了都江堰市并開了一家禮品屋，后又去了北京繼續(xù)求學，據說常和康偉在一起（后來，他們戀愛并修成了正果，成了夫妻），是否還在寫詩，暫不得而知；而盧棗則去了重慶，在《四川美術學院》進修了兩年油畫后回到成都，邊畫畫、寫作，邊四處打工，后去了成都隍城老媽火鍋店作文案，基本穩(wěn)定了下來；干海兵如愿以償的成了《星星詩刊》的一位正式編輯并成了家、同時還在某家報社應聘，終日忙于公務、忙于生計，與我難得謀面，并最終沒有走進《終點》。后來認識的兩位詩友趙嵐、陳代云99年從川師畢業(yè)后，一個留在了成都打工，一個分配去了廣西河池師專任教。唯有我，依然呆在原單位圖書館，在二人世界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什么也沒變，只是仍在寫詩。

? ? ? ? 可以說，我們從相識、相處直到今日，詩的因素是主要的。我個人認為，我們需要這樣的聯系，這樣的氛圍；需要這樣在一起為詩做點什么，并在持續(xù)的寫作中相互激勵、相互支撐。

? ? ? ? 《終點》的出現，似乎為我們提供了這種機會和可能。九七年秋的一天，我收到了范倍第一封關于詩、關于《終點》的來信，那真是個充滿詩意的日子。我的自選詩集當時已送交印刷廠（自?。?，幾經周折，快要成書，而我那些日子便時常騎著自行車穿過城區(qū)，來到郊外，來到位于獅子山腳下的那家私營印刷廠和廠主商討有關印刷的事宜。秋天的郊外空氣清爽，樹葉泛黃并開始飄落，抬眼望去，田原也是黃黃的，還有夕陽下的房舍，也是黃色一片。驅車向前，不時有混合著禾香的風拂面而來，南方的秋收比北方來得要早。是乎季節(jié)上的收獲此刻與我的心境達成了一致，心里很苦、很累卻也釋然，同時還夾有那么一絲淡淡的喜悅。“呵，詞語間的尋歡作樂。”范倍在信中與我調侃，卻是一片執(zhí)著與真誠。這是“房間里的事情。”是“十分個人化的詩寫行為”。但這種“圈子”式的“集合”是必要的。他反駁干海兵認為這樣做“會把每個人的寫作引入一種模式”的理解，認為就寫作來說，仍是“個人化的”、“個性的張揚”，就刊物而言，它屬于“圈子”文學，“不過是為了使我們近乎虛幻的寫作變得腳踏實地?！蔽屹澩侗兜挠^點：“一個真正的寫作者焉能被一本刊物所困”，“為一本非正式刊物的名字所固囿？”

? ? ? ? 秋天就在書信交談中漸漸過去了。

? ? ? ? 冬天來了。記得那是九七年十一月的某個黃昏，范倍第一次搖醒了我的電話，說即將來拜訪我，商談刊物一事。晚上約八點，我在麻石橋車站接到了他，還有隨他同來的胡君。范倍依舊那么白晰、高窕、文質彬彬。胡君個子稍矮，膚色微黑、壯實、也是書生氣質。那是我與胡君的初次見面。進屋坐定后，我們彼此就個人目前的近況及寫作分別作了一些禮節(jié)性的問候與回答，漸漸地談到了刊物及一些與詩學有關的問題。胡君認為中國的新詩發(fā)展了幾十年，乞今為止仍沒有在立足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哲學思想和藝術審美上建立起一套站得住腳的，對當下漢語文學寫作具有說服力和指導意義的系統(tǒng)的詩歌理論與審美標準，認為這是個很重要、很值得深思的問題。胡君談得慷慨陳辭。范倍聽后卻好象有點不以為然，他慢條斯理的說到：“這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從不認為該有什么具有說服力的，指導意義的系統(tǒng)的詩歌理論來指導我目前的寫作。理論和寫作有什么不得了的直接關系，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彼麄冝q了起來。胡君顯得有些過于認真，而范倍又顯得有些散漫和調侃。我沒有發(fā)言，因為一是想到初識、出于禮貌；二是我對這么大的問題還從沒想過、還很陌生，當然，我也不具備什么詩學素養(yǎng)來闡釋這個問題，冒然開口，可能會辭不達意，胡說八道。但談到刊物一事，大家卻是熱切而坦誠的。

? ? ? ? 一個多月后，我的詩集印好了（收入了我1990——1994年間詩作中的七十余首，由盧棗設計了封面、插圖并作序，干海兵作后記），范倍又專門從綿陽趕來成都參加干海兵為我組織的“首發(fā)式”。雖然他來晚了，我仍然十分感動（其實，今天看來，收入我那本集子的詩作大多是習作，粗陋而不成熟）。后來，在北京的康偉還在《中國藝術報》上給詩集發(fā)了個短消息予以介紹和鼓勵。

? ? ? ? 轉眼到了九八年的仲春，仍為刊物一事，我于三月的某個周末和自蓉返綿的范倍、胡君一道去了綿陽。在那里，我認識了白鶴林、鄧輝、周薇、海融他們（他們都很年輕、二十多歲吧），對了，還有詩人雨田。白鶴林和范倍的氣質有些相似，詩寫得很棒，有才氣而且比較前衛(wèi)，歌也唱得不錯，人也隨和豁達；鄧輝給我印象不深，他好象在長虹集團廣告部供職，工作似乎很忙，架一副眼鏡，就起話來有點沖，有點血氣方剛；周薇待人熱情、開朗、不卑不亢；海融則有些靦腆、內向，表情中常顯得若有所思并時不時流露出一絲憂郁……。詩人雨田四十多歲，他上剃一光頭，下蓄一臉絡腮大胡子，很能侃。聽說他特別喜歡養(yǎng)鴿子，稱它們?yōu)椤傍B兒”。還聽說他早年曾當過兵，退伍后又獨自云游四方若干載，吃了很多苦，前幾年才在綿陽定居下來，現在該市文聯供職，擔任《劍南文學》的詩歌編輯，九十年代以來作品在海內外頗有影響，并加盟了周倫佑的《非非》，還認得不少當今中國的詩界“大腕兒”。他吹起他的那些詩友，談到當下中國的詩歌以及八十年代中期詩歌運動的火爆，還有他與官方“詩壇”的較勁等等，滔滔不絕，充滿有趣的激情。言畢，讓我們這些聽者直感嘆自己的“孤陋寡聞”，且幼稚而單純。我對他說：“雨田先生，我覺得一個詩人，不管他的經歷怎樣，作了些什么、名氣有多大，但最終還是要靠其寫作實力即作品來說話的”，他表示贊同。據范倍說，他對我們打算辦刊一事曾表現出很高的熱忱并表示愿意給予支持和幫助?？锏拿帧督K點》（取自于英國詩人T·S艾略特的“終點就是我們出發(fā)的地方”一句話的喻意）就在這次相聚中基本確定了?？锉欢ㄎ粸椤叭ψ印蔽膶W，既要低調，又要以可能的形式團結“無限的少數人”，使我們個人化的、近乎虛幻的寫作得到某種實證，同時，并盡可能的同海內外民間漢語詩刊展開廣泛的交流。這個決定我們同北京的康偉、成都的盧棗交換了看法，就當時而言，大家是一致認同的。

? ? ? ? 由是，我認為“屋間里的事情”、“個人化的寫作行為”便可以拿出來放在一起相互打量和審視了。是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間完全屬于自己的房間，它或是我們肉體的居所，或是靈魂的棲息地，它由我們各自選擇的不同物什或精神元素筑成，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擺飾和神密感、各自不同的個性和隱喻。對于詩人來說，它還需借以詞語將其構建在紙上并得以在內心的舞臺舞蹈之。但這并不妨礙我們之間的交流，相反，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這種相互解讀和交流是重要的、必須的。

? ? ? ? 五月，應范倍之邀，我約盧棗再次去了綿陽。范倍原準備在綿陽師專為我的詩集搞一個朗頌會，后由于某些客觀原因規(guī)模被壓縮在了綿陽街頭的某書店茶房（上一次到綿陽，我們就曾在那里坐過）。我、盧棗、范倍、胡君以及綿陽的那幾位詩友，還有綿陽電視臺的兩位記者和其它幾位朋友當時在座。大家選讀了我的幾首詩，并談了一些看法。在此之前，我們還應那兩位電視臺記者的要求，為他們某個欄目的需要，討論了當時全國票房很高的美國進口大片《泰坦尼克號》，一番熱烈的發(fā)言后，大家總的認為那不過是一部拍得比較精致、比較好聽（音樂插曲）好看（畫面）的商業(yè)性娛樂片。完事后，我們來到了涪江邊的一個小茶館繼續(xù)喝茶聊天，傍晚去了雨田家并拉他一起來到江邊喝茶閑聊至深夜。雖然，那只是一個小小的聚會，但朋友們的熱情與真誠，回想起來，實在令人感懷。那時，《終點》98年卷的稿子已基本收齊并敲定。經過范倍、白鶴林等的辛勤勞作，于六月編輯完成，并于七月在成都由我聯系印刷成冊。

? ? ? ? 八月初，《終點》98年卷印出來了。范倍和白鶴林從綿陽趕來成都取刊，我們相約在成都望江樓公園小聚，喝茶，談詩，純粹的氛圍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記得那天到場的詩人有范倍，白鶴林，胡君，盧棗，趙嵐，陳代云等。對了，那天，胡君還帶來了一位更為年輕的新朋友：尚在成都西南交大上學的高嶺，同樣的詩愛者，睿智青蔥的外表下身體卻略顯孱弱。那是我與高嶺的初識，感覺特別好，很談得來，由此，開始了我們日后較為頻繁的交流，盡管我們年齡相差較遠。

? ? ? ? 又是一個秋天?！督K點》98年卷陸續(xù)向海內外寄出，不久便收到來自各方反饋的信息，也收到了同樣來自民間的各種詩刊，如《故鄉(xiāng)》（浙江）、《三只眼》（廣東）、《丑石》（福建）、《零點》（貴州）、《城市詩人》（山東）、《現代詩歌》（廣西）、《存在詩刊》（四川內江）、《詩鏡》（四川廣元）、《放棄》（福建）、《亞洲詩壇》（日本）、《原鄉(xiāng)》（澳大利亞）等以及一些詩人的個人專集和他們的來稿。這使我們不僅看到了發(fā)生在世紀末中國詩界的那一幕幕美麗且悲愴的詩歌場景并看到自身的不足。我們決心將刊物繼續(xù)辦下去。

? ? ? ? 九九年的春天很快就來到了。成都這邊的詩友除胡君、趙嵐、盧棗、陳代云和我外，陳子弘（在天府熱線供職）、焦虎三（在成都農行任職）兩位詩友也先后加盟。記得三月的一天，范倍從綿陽趕到位于川師后面的獅子山農家茶園（那幾年，我們常在此聚會、喝茶、聊天。）和我等相聚，討論《終點》99年卷的編輯事宜。記得當時大家談了很多，很熱烈，既談到了詩也談到了人，氣氛應當是輕松和諧的。陳子弘那天心情好象格外的好，這是我與他認識九年來第一次和我們出來喝茶，顯得特別興奮，大談當下世間的種種奇聞怪事，笑哈哈地說我們不妨搞一個“十年后再論汪國真現象”之類的炒作，弄得市場化一點兒，拉點贊助，設個大獎，讓那些好事的記者出來吼，詩人出來罵，評論家出來評，很有可能在詩壇再掀一場不大不小的熱鬧。（當然，這僅僅是笑談。就平素我與子弘相處，感覺他不論于人于事，為詩為文，都是十分認真嚴謹的。顯然，那天他僅僅是因為高興而逗大家開心）。而說到《終點》，范倍希望陳子弘能幫忙將其推上網，子弘欣然應允。不久，《終點》98年卷便出現在《天府熱線》上。

? ? ? ? 為了將99年卷《終點》做得更“飽滿、豐富”些，范倍打算本期內容除了要有詩歌，還應增加點兒與詩有關的文章或詩人訪談等。于是，他安排我為盧棗的寫作與詩歌寫篇評論，理由是：我與盧棗認識時間比較長，交往較深，對他的寫作應該比較了解。但對我來講，這其實是“趕鴨子上架”，因為這樣的文章我從來沒寫過，一點兒經驗都沒有，實在是個生手加外行。但當時那情形，也著實不好拒絕，便硬著頭皮答應了下來。 兩個多月后，文章初稿終于寫出來了，我給它取名《來自畫面的折射》（因為盧棗喜歡畫畫，他的許多詩也與他的畫有關，而我個人認為，他的不少詩中畫面感很強），我先拿給盧棗看了看，他不太滿意，遂按照他的要求改了兩次，四月初，由盧棗去綿陽將文章帶給了范倍。 可是沒想到，圍繞這篇文章，我和范倍間竟還起了點小小的誤會和波瀾……

? ? ? ? 是啊，99年這個仍然多雨的夏天來的真快啊！

? ? ? ? 六月某一天，當我再一次就“文章”一事拔動范倍的傳呼時，我確信，我已說服了自己。當晚十時許，他從綿陽師專打來電話，寒喧中語氣緩和了許多，先是問候，再提出問題。而此時的我已完全收起了頭天中午話筒邊的鋒芒。為什么要固執(zhí)己見呢？ 雖然，就我而言，寫這篇文字，只是想為盧棗說幾句鼓勵的話，但現在看來，準備是不夠的。是的，無論試圖從哪個角度進入一個人的寫作和文本，切入點的選擇都是十分關鍵的，這不僅涉及到對作者生活及心靈軌跡全面細微的關注、把握和剖析，更體現出行文者自身的學識、素養(yǎng)和鑒賞水平。由此，我應當承認自己的“才疏學淺”，而我本來就才疏學淺。

? ? ? ? 范倍看出了這一點。幾天前的一個雨天，他應成都詩人焦虎三之邀來成都焦家與我等相聚（那天來焦家的還有盧棗、張哮、曲博和我）談論詩刊《終點·1999年卷》的編輯事宜。記得落座不久，他便對我說：“你那篇稿子（《來自畫面的折射》）這次不打算放進去了?！薄盀槭裁矗俊蔽耶敃r一怔，當著大家的面，為避免尷尬、話到嘴邊就轉了向：“不用就不用嘛?！倍倚睦飬s翻起了波浪。

? ? ? ? 晚飯后不久，盧棗、張哮、曲博等諸君紛紛告辭、僅余范倍和我。焦虎三引我們來到事先為我們準備的一間單身宿舍，我們就《終點》一事繼續(xù)談了起來。

? ? ? ? 談話間，范倍再次提到了我那篇文章。他認為我沒有抓住盧棗詩歌的主流情結、沒有從他詩中的“悲劇性”詞匯即情感的脆弱和對現實的恐懼與逃避作為切入點進入其詩中，故整篇文章的詩性分析顯得博雜而空泛。范倍的話固然有他的道理，就一首詩、一個人的創(chuàng)作而言，恐怕每個人在對他進行評價時，都會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視點，所以對于他的看法我不能完全茍同。就我對盧棗的了解（包括人和詩）十余年來自認為還是比較全面清醒的。我沒有那樣寫，自有我的道理，雖說行文就詩不就人，但我還是唯恐在言辭中傷害了別人。這或許是我的懦弱，但決不等于我沒有意識到盧棗詩句中的這種“主流情感”。記得1995年盧棗尚在重慶四川美院讀書時曾給我寄來一組詩稿，我讀后便給他談到了這一看法。好象后來他在回信中對此還有些不服氣，認為不是那么回事。是出于自尊？還是否認？還是……？當然，拋開個人感情因素來看，我那樣寫，說明我在于人于詩這個問題上還是缺乏勇氣的。為說服我，范倍當時列舉了盧棗某首詩中的這么一句：“我用一世的愛/收集眼淚和美。”（具體出自哪首詩記不清了。）說象這類的句子在盧棗的詩中隨處可見，幾乎成為他詩歌的特質，并認為就人而言，他和盧棗的個性很相似（哪些方面相似、相似到什么程度，他沒說。）真正最能讀懂盧詩的人非他莫屬。同時他也表示他很喜歡盧棗的詩，對其詩歌作過深入的研究并曾復印了其詩作的整整一集?！芭?、哦、不說了，我是從盧棗詩中的繪畫情結入詩的，視點不同、視點不同而已。”我只能如此對答。其實我心里也明白、就詩論而言、我的文筆是淺陋粗糙的、思維也是狹窄的。若出于友情呢？當然，嚴格地講，文學評論應杜絕友情，但真正杜絕得了嗎？所以我希望他能否改改再用，范倍不語，我又不甘心，總覺得他的作法有點過于認真。于是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那天談話結束時，已是次日凌晨三點，焦虎三告退后，我與范倍合衣而臥。

? ? ? ? 《終點》是一次“圈子”式的集合。為什么？展示一種整體實力？提供一塊寫作凈土和寫作文本？凝聚力？詩質？……各種解釋顯然都是多余的，重要的是行動。實際上，這個“圈子”是無所謂定義和進入的，它存在于無形之中，存在于每個虔誠的詩愛者心中，不過是“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的詩寫實證。范倍在1997年秋與我初次談及此事時曾反復在來信中闡述過他的這一想法，并對各種誤解作了說明：在各自的房間里以各自的特征和方式將個人的寫作進行一次次集合，從而使近乎虛妄的個人詩寫行為得到某種呈現和慰藉——即信心的建設。1998年7月《終點》第2期經范倍、白鶴林等諸君辛勤編輯最終在成都印刷完成。寄出后，（特別是上網后）從各方面反饋的信息看，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與認可。感動之余，更覺得種種鼓勵后的沉重壓力。我覺得完成一次編輯帶給我們的決不是釋然和沾沾自喜，沉毅、內省、不斷地實現新的突破是應抱的態(tài)度和努力之所向。那天在焦家談到《終點》第3期的辦刊取向時，范倍認為在內容上應采取低調，詩質應盡量貼近自我的生存與現實。并提出應在無限的范圍內，吸吶有限的少數人加盟。我認為不僅如此，還應在形式上對新詩二十年（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產生的優(yōu)秀文本進行深層次的挖掘、研究、借鑒。是呵，我等凡夫俗子，在龐大沉重的現實面前，生活的窘迫和肉體的消磨帶給我們多少不平與無奈，就生存而言，我們是無能為力的，有時連潔身自好也難以做到。而詩寫本身置于現實又是多么的渺小而微不足道呵。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歌拯救不了我們，而我們卻不甘沉淪、不愿繳械（精神上的），但一味將詩寫作為投槍匕首、作為發(fā)泄的工具顯然是淺溥無聊的。從語言和意韻上講，詩應該是美的。那么面對詩歌我們何為呢？寫作的虛妄困惑著我們，強大的現實威逼、擠壓著我們。這里，我覺得范倍的認識是清晰的。不錯，我們應當捍衛(wèi)詩歌，擔當詩歌的盾牌，盡管個人的努力是微弱的。但對于藝術的虔誠、靈魂的堅守、人性的超越，哪怕只是一點點，我們就不應當抱怨或懊悔。這也許就是我們辦《終點》的初衷吧，盡管這其中的某些認識不乏書生氣。

? ? ? ? 《終點》是“圈子”文學，范倍反復強調這一點。無論在綿陽師專、在涪江邊、在成都獅子山、在信中，還是那天晚上在焦虎三家，他都在不斷地作著同樣的重復，并一次次提出要在保證其整體質量的前提下將它辦下去。他談到了四川廣元及成都詩人史幼波、啞石、呂葉、孫文等創(chuàng)辦的大型詩歌民刊《詩鏡》，認為辦得不錯，很嚴肅也很有水準，并認為他們在于人于詩的品格上也很值得稱道。希望我們能從中獲得啟示并學到點什么。那神態(tài)既象一個純真的孩子又象一位嚴肅老沉的夫子?！对婄R》我粗讀過，總的感覺紙張不錯，印刷裝幀不錯，開本也大氣，但其內容未及祥讀，不好妄加評論。至于那些詩人的為人及品格，由于我與他們素味平生從未蒙面接觸，更是無從談起。但范倍的觀點我還是認同的。

? ? ? ? 質量，是的，任何產品不論質量是難以成器而無法維繼的，詩亦然，因為詩也是產品（精神產品）。范倍那天晚上似乎興致特別好。就我與他相識以來，還從未一次聽他完整系統(tǒng)的說過那么多話（為詩歌）。從八十年代中期席卷中國大陸的詩歌運動直講到九十年代末的詩歌現象以及下個世紀中國新詩的走向與發(fā)展趨勢，同時不斷插入對個中詩歌大家及作品的分析、評價。而談到辦《終點》，焦虎三的謙遜與禮讓又讓人覺得有些牽強。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和難處，但至少從表面上看，當時他的心情是熱切而投入的。

? ? ? ? 的確，對于中國新詩二十年的發(fā)展（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史實），以往我只是從《詩歌報月刊》、《創(chuàng)世紀詩雜志》、以及道聽途說中了解了一些。至于那場波瀾壯闊、來勢洶涌的詩歌大潮的諸多細枝末節(jié)，對我而言，可謂孤陋寡聞。今天聽范倍如此一說，加上近年來細讀了《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隨筆選》、《中國作家訪談錄》和盧棗借我一閱的《流亡者的棲居》及那套《旁觀者》（鐘鳴著），似乎才對那場運動有了更全面、更深一層的了解和認識。想當年真是大波涌來、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沙金難辯。而一朝洪波退去、揠旗息鼓后，敢說留下的真金是不多的。而我們辦《終點》需要倡導的，從質量和品格上講，就是這種“金子”精神。不錯，當年不知有多少“山寨王”式的詩人或流派在無利可圖的詩寫中似乎終于悟到了什么，或紛紛倒戈或土崩瓦解、或轉入商海沉浮。而少數人卻堅持下來了，回到書房、孤燈孑影。他們本就是一批莘莘學子，詩的探求者和守護神，繆斯的信徒。這是他們的造化，也是他們的緣份，他們的不幸和悲哀是這個沉淪的現實和庸常的世俗強加給他們的。十幾年的寫作告訴我，唯有智慧與勤奮者、唯有在清貧與孤寂面前堅忍不拔者，唯有能承受肉體與靈魂的雙重擠壓者，方能與詩結緣。所以我要說對于寫作還要居于幽暗而自己發(fā)光。

? ? ? ? 當然，在具體的寫作中，我們說一首詩寫得好或不好，我以為應當包含兩個方面，一曰內涵（即作品的主題、內容與哲思等），二曰形式（即寫作的技巧：語言的張力、句子的韻律、詞語的整合、字詞的選擇等），前者為物，后者為氣，處理好兩者的關系，使之物氣相托，即反應出作品的魅力與作者的智慧。也許我們從前曾有過那么幾首“出色”的作品，并沾沾自喜于別人的首肯，但面對目前和今后的寫作，這是可笑和無知的?！敖K點就是我們出發(fā)的地方?！保═·S艾略特）我們一次次這樣開始，其嚴肅性、嚴謹性在我們的寫作中也就自然扎根并凸現出我們的質量與水準。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寫作是幼稚的，面臨的前路是艱辛的，過去的贊美是沒有什么值得慶幸和竊喜的（更何況它的覆蓋面和公允率究竟有幾成），我們所要做的是一個個眼前，我們要爭取的是永遠的明天。況如今是數字網絡時代，現代化的通訊技術給今天的信息傳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與極快的速度，也給眾多的詩寫者與詩愛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流與閱讀的可能。“山外青山樓外樓”，可能的高手多的是，可能的好作品將層出不窮。面對這樣的前景，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妄自尊大、自以為是、孤芳自賞呢？由此可見，說服自己多么重要。

? ? ? ? 至此，想到我那篇《來自畫面的折射》于詩于人，實在令人汗顏。試想，如果人們自己在質量的標準與取舍上尚不能達成“共識”，別人又當如何評價呢？如果我們硬要偏執(zhí)地強調“不再乎他人的評價”而一意孤行，辦《終點》的最終意義又何在呢？既然要把東西拿出來，就是要給別人看得嘛。所以，無論從人本的角度還是文本的角度，我們都要不斷的拋棄虛榮，說服自己。但需要強調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心理和個性表現以及對事物的認識上都有不同的偏差，每個人都有自己最隱密、最珍愛、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故而要做到客觀地評價他人，說服自己確實需要足夠的經驗和勇氣……

? ? ? ? 七月，當范倍拖著疲憊的步子再次來到成都，我知道，編輯工作已經完成了。他那天看上去很累，臉色很不好。在寬巷子茶園，整整大半天，他幾乎沒說什么話，面對一厚疊打印成型的印刷稿（200余頁，16開本），我們在坐的各位似乎都覺得無話可說了。那天陳子弘沒來（打了幾次電話催促，他都說盡量爭取，然而最終還是沒來。最后說是家中來了客人，走不開）。而焦虎三則在為印刷費一事閃爍其辭并提前離去。盧棗、胡君、趙嵐等均對我關于費用如何分擔一事的提議投了贊同票（費用均攤）。最后仍決定由我出面將稿件送交印刷廠并全權負責印刷。

? ? ? ? 下午，范倍便支撐不住了。面色蒼白、虛汗不止。我遂把他引至家中。晚飯后我陪他去了醫(yī)院。經診斷為病毒性重感冒，并伴有中暑癥狀：頭昏、高燒（39度）、關節(jié)疼痛、全身無力。經吃藥打針一陣昏睡后，癥狀稍有緩解，誰知午夜一陣交談（與我和趙嵐）后又高燒不止，直至天明。媽的，那幾天也確實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

? ? ? ? 后來得知，為了編輯《終點》99年卷，半個多月來（當時學校已放暑假）他一直在學校微機房里，每天都是兩個面包一瓶礦泉水在密不透風又無空調的悶熱環(huán)境中，伴著電風扇的旋流在電腦前一坐就是十多個小時。過度勞累加上飲食不周焉能不?。咳绻f詩的寫作應是詩寫者靈魂的彰顯、精神的高蹈，是生命的搏擊，那么范倍為《終點》所作的努力，便是一個例證。這不禁使我想起了他曾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的；在眼前這樣一個世態(tài)，“詩就象一個在寒風中凍壞了的孩子”，“應當用我們的努力”“擔當起詩歌的盾牌”。

? ? ? ? 《終點》99年卷經過一番艱苦的工作于八月中旬終于出刊了。真巧，又是一個秋天。這一卷在稿件的征集取舍上有了新的突破，范圍有所拓展，整體質量也較之98年卷有所上升。并納入了部份來自省內外、海內外較為成熟和有一定實力的詩作和文章。如東北的馬永波、浙江的小海、廣元的史幼波、臺灣的黃梁、澳大利亞的歐陽昱及外國詩人特拉克爾和喬依勒的譯作（陳子弘譯）。盡管在整個編輯過程中，大家的意見有所分歧，并出現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片斷，但我仍可以說，合作是成功的。為此，范倍、白鶴林、趙嵐、陳子弘、鄧輝、周薇、胡君等諸君，還有遠在北京的康偉，都有為此傾注了很高的熱情或作了大量工作。這里除了范倍，還值得一提的是白鶴林。據范倍后來告知，他當時正面臨失去工作，失去生計的窘況，而為了《終點》能如期出刊，卻義無反顧，傾其所能，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度過了他人生最為艱辛的時光，而徜徉在詩的、夢幻般的王國，他卻如癡如醉，并稱之為“享受詩歌”。相形之下，某些出于個人偏見和莫名其妙的恩怨，從個人利益出發(fā)而說三道四、出爾反爾的人，是不可理喻的。為此，范倍苦惱、傷感了好長一段時間。從他上次送印刷稿到后來頂著烈日來取書時的心情，從他后來與我的交談中，我能真切地體會到他隱忍的憤懣和苦楚。

? ? ? ? 我以為人與人相處還是要講一點真誠和道義的。雖然，我們所鐘愛、所追逐的這些不象一套房子、一輛汽車、一疊票子來得那么實惠，那么直接，但人活一世，無論作什么，都應講一點良知，一點責任，一點寬容，一點愛。這些話乍聽起來是乎有點兒虛偽，但卻實實在在應該留存于我們每個人心中。

? ? ? ? 從《終點》99年卷寄出后反饋的信息看，較前一卷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同，當然也使我們更加感受到來自寫作本身的壓力，即把我們個人化的寫作放在整個寫作大環(huán)境中來審視，其不斷的攀爬和努力是必須的。就此，我與范倍、胡君、康偉等交換了看法?！督K點》應是既要立足“圈子”，又要放開眼界，使這種“有限”的努力成為“無限”的可能，真正達到“信心的建立”。是我們當時的認為。

? ? ? ?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新的正在開始。一些人出去了，一些人又走了進來，這是自然而然的。但“終點”卻永遠是“我們出發(fā)的地方”，只是，我們能否繼續(xù)走下去，走進下一個“詩意的秋天”，好像，我們都在期待著什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3寫于成都杉板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