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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菊花與刀》至32%。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德日敗局已定，美國亟須制定戰(zhàn)后對德、日的政策。對德國，政策很明確，即武裝占領，直接管制。對日本，當時有兩大問題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會不會投降？盟軍是否要進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對付德國的辦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國是否應當利用日本政府機構以至保存天皇？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美國政府動員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這本書就是受美國政府委托（ 1944 年）研究的結果。她根據(jù)文化模式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把戰(zhàn)時在美國被拘禁的日本人作為調查對象，同時大量參閱書刊和日本文學及電影，寫成報告成報告。報告中推斷出的結論是：日本政府會投降；美國不能直接統(tǒng)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機構。因為日本跟德國不同，不能用對付德國的辦法對付日本。戰(zhàn)爭結束，美國的決策同這位文化人類學家的意見一致，事實發(fā)展同她的預料和建議一樣。

是以“菊”和“刀”來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等等），由此入手，進而分析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及有關習俗，并指出日本幼兒教養(yǎng)和成人教養(yǎng)的不連續(xù)性是形成雙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紀所面臨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仍然懷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頗的觀念，不僅對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而且對美國何以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為俄羅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國之間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彼此誤解。有時，糾紛僅僅是細微的毫厘之差，我們卻擔心是無法調解的分歧。而在一個民族基于其整個經(jīng)驗和價值體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與我們的設想異常不同的行動方針時，我們卻侈談共同的目標。我們根本不找機會去了解什么是他們的習慣和價值。如果去了解，我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某一行動方針并非必然是壞的，因為它并不是我們所了解的那一種。

如果人們還在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保衛(wèi)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唯一的解決辦法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能發(fā)展。這種人絕不會懂得，獲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識會增加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他們把自身置于愉快和豐實的體驗之外。他們是如此保守自持，以至只能要求其他民族采納他們的特殊方式，別無其他選擇。作為美國人，他們就強求一切民族接受我們所喜歡的信條。但是，其他民族難以接受我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們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制來代替十進位制進行計算，或者無法學會像東非某些土著那樣以金雞獨立式進行休息一樣。

美國把戰(zhàn)爭的起因歸之于軸心國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國以征服的行動非法地破壞了國際和平。軸心國所占領的地方，不論是滿洲國、埃塞俄比亞還是波蘭，都證明他們推行的是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方針。他們踐踏了“自己生存、也讓別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對自由企業(yè)“開放門戶”的國際準則。日本對戰(zhàn)爭原因則有另外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就不會結束。日本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zhàn)斗。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國內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亂，建筑了公路、電力、鋼鐵產業(yè)。據(jù)官方公布的數(shù)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都受到公共學校的教育。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國?！按髺|亞”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世界的這一區(qū)域內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萬國均應在國際等級結構中確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統(tǒng)一的世界。

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非常清楚：沒有什么比用言辭侮辱天皇或者攻擊天皇，更會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們的士氣了。他們絕不相信，日本人會把我們攻擊天皇看作是攻擊軍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他們親眼看到，“德謨克拉西”的口號非常響亮，軍國主義名聲很臭，以至軍人外出到東京市區(qū)時都要謹慎地換上便裝，但即使在那些年代，對天皇的崇敬照樣是狂熱的。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聲稱：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與“希特勒萬歲”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過是納粹黨興衰的晴雨表，是與法西斯的一切罪惡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頑強抵抗到底的日軍俘虜，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歸根于天皇，認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為了讓“陛下放心”，“為天皇而獻身”，“天皇指引國民參加戰(zhàn)爭，服從是我的天職?！比欢磳@次戰(zhàn)爭及日本未來侵略計劃的人，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歸之于天皇。對所有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厭戰(zhàn)者稱天皇為“愛好和平的陛下”，他們強調天皇“始終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zhàn)爭的”，“是被東條欺騙了”?！霸跐M洲事變時，陛下表示反對軍部”?！皯?zhàn)爭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沒有許可的情況下發(fā)動的。天皇不喜歡戰(zhàn)爭，也不允許讓國民卷入戰(zhàn)爭。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樣的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zhàn)俘完全不同。德國戰(zhàn)俘不管他們如何對希特勒手下的將軍或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為表示不滿，他們仍然認為，戰(zhàn)爭和備戰(zhàn)的責任必須由最高的戰(zhàn)爭嗾使者——希特勒來承擔。但是，日本戰(zhàn)俘則明確表示，對皇室的忠誠與對軍國主義及侵略戰(zhàn)爭的政策是兩回事。

美國人對一切救援行動，對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幫助都深為感動。勇敢的行為，如果使受難者獲救，就更加是英雄行為。日本人的勇敢則排斥這類救援。甚至我們在 B29 轟炸機和戰(zhàn)斗機上配備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為“膽怯”。他們的報紙、廣播反復談論這個話題，只有視死如歸的冒險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謹慎則是無價值的。這一態(tài)度在對待傷病員和瘧疾患者的時候，也反映得很明顯。這些士兵在他們看來是廢物。醫(yī)療服務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戰(zhàn)斗力。時間一長，補給上的困難使本來就匱乏的醫(yī)療設施更加難以維持。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對物質主義的蔑視在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軍士兵被教導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而我們這樣對病患者的照顧，好比轟炸機上的安全設備一樣。反而成了對英雄主義的干擾。

盡管日本近年來西方化了，它依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觸，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程度。每當一個日本人向另一個日本人講“吃”或“坐”時，都必須按對方與自己親疏的程度，或對方的輩分，使用不同的詞匯?！澳恪边@個詞就有好幾個，在不同的場合必須用不同的“你”；動詞也有好幾個不同的詞根。換言之，日本人像許多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一樣，有“敬語”，在使用時還伴有適當?shù)木瞎凸虬?。所有這些動作都有詳細的規(guī)矩和慣例。不僅要懂得向誰鞠躬，還必須懂得鞠躬的程度。對某一個主人來講是十分適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關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無禮。鞠躬的方式很多，從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直到簡單的動動肩、點點頭。一個日本人必須學習在哪種場合該行哪種禮，而且從孩提時期起就得學習。

日本的等級制并不要求只能在同一等級內部通婚。有好幾種公認的手段可以在不同等級間通婚。其結果，富裕的商人逐漸滲入下層武士階層。這種情況對加深西歐封建制和日本封建制的顯著差異有重大作用。歐洲各國封建制度的崩潰是由于有一個逐漸發(fā)展、力量日益增強的中產階級的壓力，這個階級統(tǒng)治了現(xiàn)代工業(yè)時代。日本卻沒有產生這樣強大的中產階級。商人和高利貸主以公開允許的方法，“購買”上層階級的身份。商人和下級武士結成了聯(lián)盟。在歐洲與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處于茍延殘喘之時，日本竟然容許比歐洲大陸更大的階級流動性，這一點實在令人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