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逝世于洛陽，曹丕由鄴城至洛陽繼位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升壇即阼，改延康為黃初元年。

（小說符寶郎祖弼之故事，不見于史。而符寶郎（官名）始于唐朝，祖弼亦不過虛構）

曹丕稱帝后，為穩(wěn)固皇位，嘗毒殺曹彰、逼迫曹植……

但其幼弟曹熊，卻非如小說所言，被逼自盡?！度龂尽份d，‘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221）追封謚蕭懷公。’曹熊與曹丕一母同胞，同為卞氏所生。且年幼亦無威脅，如此逼迫幼弟毫無意義。

曹昂死后，曹丕晉身嫡長，卻遲遲未能繼承世子，甚至與曹植爆發(fā)奪嫡之爭……

前文亦有論述，曹操利用奪嫡之爭，沖擊世家門閥對于政局的壟斷，但最后卻是以失敗告終。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擊敗曹植，被立為魏王世子。但是，曹丕的勝利背后又隱含著怎樣之秘辛，不為人知……

參《三國志·明帝紀》載，‘景初三年（239）春正月，明帝崩于嘉福殿，時年三十六?！?/p>

反推可知，曹叡應生于建安九年（204）。但曹操攻破冀州鄴城，曹丕納甄氏亦是在建安九年（204）八月，但顯然時間對接不上。

據(jù)清·楊晨《三國會要》（卷一）載，‘葉維庚曰：《明紀》年十五封武德侯，而《文紀》封武德侯在延康元年五月，是明帝建安十一年生，至此準年三十三，以改正朔則三十四爾?！?/p>

即《明紀》「時年」記載有誤，故曹叡應是建安十一年（206）生。

然《三國志·常林傳》載，‘吉茂轉為武德侯庶子（屬官）。二十二年（217），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瘜度龂尽の涞奂o》云，‘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y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

即曹叡封武德侯的時間，并非延康元年（220），而最遲應在建安二十三年（218）。

換言之，以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叡十五，封武德侯為據(jù)。至景初三年（239），虛歲正是三十六，故《三國志》陳壽所載無誤。

如此盧弼在《三國志集解》中言，‘竊謂承祚此文，實為曲筆，讀史者逆推年月，證以甄夫人之賜死，魏明之久不得立為嗣，則元仲究為誰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p>

即陳壽實則是以「曲筆」，映射曹叡并非曹丕之子。

既然如此，曹叡是否有可能是袁熙與甄氏之子……

參《三國志·袁紹傳》載，‘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干為并州……’自袁紹擊敗公孫瓚后，即以次子袁熙駐守幽州。又《三國志·后妃傳》載，‘熙出為幽州，后留養(yǎng)姑?！?/p>

姑，夫母也。即袁熙駐守幽州，甄宓則留于鄴城，孝養(yǎng)婆婆。

依《魏書》所載，甄宓生于光和五年（183），又《三國志·后妃傳》引注《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即甄宓十四歲尚在閨中，故嫁于袁熙，應在建安二年（197）之后。

結合《后妃傳》載，‘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二者亦可相互印證。

換言之，至袁熙建安四年（199）駐守幽州，二人可謂是新婚燕爾。

但直至曹操奪取鄴城，亦未出現(xiàn)袁熙任何記載。

故以現(xiàn)有文獻推斷，自袁熙納甄氏后，二人既分居兩地。換言之，盧弼于《三國志集解》中之推斷，并無外在條件。但這里卻留有一個疑問，即是新婚燕爾，二人為何會分居……

《武帝紀》云，‘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丛T駐守青州，妻女皆在身前。為何袁熙偏偏將甄氏留在鄴城。且待袁紹死后（202），亦未見袁熙回返鄴城。

后曹操圍攻鄴城，更是未有袁熙救援之任何載錄。

而參《袁氏世考》中載，“熙字顯雍，三國時為幽州刺史。妻吳氏。生子謙?！?/p>

甄氏后嫁與曹丕，尊為皇后，袁氏族譜不便提及，亦是合理。那么《袁氏世考》所言之吳氏，或為袁熙之妾侍，后甄氏被曹丕所納，吳氏因生子而被提為正室。

但無論如何，袁熙駐守幽州是帶著妾侍，抑或至幽州后新納。

既然如此，袁熙將甄氏留在鄴城，則顯得有些莫名其妙；抑或袁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逼無奈之舉。

參《袁紹傳》引注《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shù)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后，未顯而紹死?！?/p>

甚至尚、譚相互攻伐，劉氏亦無勸阻?？梢?，劉氏對袁尚之偏愛，已然是溺愛不明。

相傳甄氏是三國之絕世美人，正常而言，袁熙豈會自愿與其分離。而從甄氏「留養(yǎng)姑」判斷，應是劉氏做主將其留在鄴城。其因不言而喻，推測應是袁尚對這位兄嫂「別有用心」。

且參《魏書》載，‘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p>

雖有可能是曹魏強搶他婦之托詞，但亦未必是空穴來風。劉氏欲將甄氏留與幼子，故有此舉。

故即使曹叡是袁氏之子，則應更傾向于袁尚，而非袁熙。

然參《武帝紀》載，‘建安九年（204）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至秋七月，尚還救鄴……’八月，曹操已平定鄴城，袁尚則逃奔中山。即自二月始，袁尚并未身處鄴城。

倘若曹叡是袁尚之子，甄氏已然懷孕半年以上，曹丕如何避人耳目。

退而言之，即使曹丕秘而不言，這種事情亦絕無法瞞過曹操之耳目。因此盧弼于《三國志集解》中之推斷，難以成立。

故裴松之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205）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p>

即「時年三十六」，是承祚誤記，別無深意。

后世有此傳聞，除卻曹叡年齡之載有差外，亦蓋因甄氏之死，使人眾說紛紜……

《三國志·后妃傳》載，‘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并愛幸，甄宓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p>

換言之，曹丕即祚不過半載有余，卻將甄氏賜死。

正如《三國志集解》所言，‘宮省事秘，隱奧難窺，開國之初而不能容一婦人，事涉離奇，讀史者不能不為之推尋也?！?/p>

甄氏究竟因何而被賜死，各類史志之載錄，卻是南轅北轍……

依《后妃傳》載，‘郭后、李、陰貴人并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p>

然《魏書》卻道，‘文帝踐祚，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p>

即曹丕迎甄氏為后，甄氏卻三辭而不受，期間因病而死。

然《魏書》將甄氏之形象，刻畫的太過「賢德」、死的時機亦太過「巧和」。正所謂過而不及，實難讓人信服。

故裴松之注曰，‘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于是，異乎所聞于舊史?！?/p>

即用虛假的語言粉飾太平到如此地步，實在是史書中從沒有見過的。

不僅如此，《漢晉春秋》亦道，‘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發(fā)覆面，以糠塞口……’但即使甄氏失寵，尚不至于將其賜死，更何況是‘被發(fā)覆面，以糠塞口’，讓其有口難言，有怨難辨。

可見，此絕非簡單一個「失寵」能夠詮釋。

而所謂的「宮闈隱秘」究竟暗藏何等玄機，以至于令曹丕如此之「狂躁」……

黃初元年，甄妃觸怒曹丕而失寵，同年曹植莫名作《出婦賦》。黃初三年，甄妃被賜死后，曹植更是作千古名篇《洛神賦》。后世對此賦之意，歷來有大爭議，有君臣大義說、亡妻崔氏說，以及感甄說。

然君臣大義說，皆出自南宋理學之后，完全是在以己度人，在此不需驁述。

亦并非亡妻崔氏說。因《洛神賦》中帶有小心翼翼、得患得失之感。由于身份之阻礙，唯有敬以遠觀。通篇情感之復雜、矛盾，絕非是在感念亡妻……

其中「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即洛神離別時朱唇微啟，緩緩地陳訴著往來交接之綱要。如果是對于亡妻崔氏之懷念，分離即是永別，又何來的「往來交接」。

特別是《洛神賦》中云，「執(zhí)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b>

即‘我懷著眷眷之誠，又恐受神女的欺騙。因有感于鄭交甫曾遇神女背棄諾言之事，心中不覺惆悵、猶豫和遲疑，于是斂容定神，以禮義自持?！绻菍τ谕銎薮奘现磕?，又何來的欺騙、狐疑。

最后洛神離去，曹植希冀著洛神靈影復現(xiàn)，駕輕舟逆流而上，漂泊于洛川而流連，思念綿綿，愛慕重重。夜里心亂而無眠，滿身晶霜而至天明。無奈令仆夫起駕，準備東歸。

但攬韁繩舉馬鞭，卻悵然盤桓，不愿離去。

此種情感之表達，仿若初戀一般，充斥失戀、彷徨，哪里有一點曹植對于亡妻崔氏之追憶。

而在曹植的交際圈中，唯有甄氏。無論身份、地位，皆相對符合《洛神賦》中曹植對于自身情感之描述。故民間相傳甄氏與曹植有私情，最終被曹丕賜死。

那么，曹丕如此極端，亦情有可原。

然參史志載，甄氏大曹丕四歲，大曹植九歲。曹植與甄氏二人，即非青梅竹馬，甄氏又非情竇初開。且參《后妃傳》中載，甄氏早慧，又審時度勢。想來二人很難兩情相悅、互相愛慕。

且如果二人存有私情，曹植作《洛神賦》，即是與曹丕攤牌，豈非取死之道。

可見，二人存有私情的推測，并不成立。但是《洛神賦》中，曹植申禮自持，讓洛神感到不安，故而「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向君王表達心中之情感，卻無法逾越人神之異途，因而發(fā)出哀聲。

從中清楚地透露出，洛神主動之舉……

在《洛神賦》如此矛盾的表述之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曲折……

《曹植傳》中載，‘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又《武帝紀》載，‘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唇ò捕荒辏?16）十月，曹操南征孫權，使曹植留守鄴城。

從「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推測，應是對曹植的最終考驗。

但《武帝紀》又載，‘二十二年（217）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p>

建安二十二年（217）九月，曹操還鄴城。十月即確立曹丕為魏太子，曹植奪嫡之爭最終以失敗告終。不過一月時間，是什么讓曹操最終下定決心？曹植守鄴期間，又究竟發(fā)生了何事……

參《曹植傳》云，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jié)」，故奪嫡失敗。至于具體原因，卻并未言明。

不過其后又云，‘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顯然「增置邑五千」，是曹操對曹植奪嫡失敗的補償。

如此，曹植私闖司馬門，即可能是導致其奪嫡失敗核心。

參《后漢書·楊震傳附玄孫修傳》引《續(xù)漢書》載，“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即楊修應是死于司馬門事件。

但依《曹植傳》所言，司馬門事件卻發(fā)生在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為太子之前。

又《曹植傳》引注《典略》載，‘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從時間推算，楊修應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九月。

如此《續(xù)漢書》所載則與《三國志》有所沖突。

故《曹植傳》與《續(xù)漢書》則必然有一方表述有所遺漏……

曹植為何要謗訕曹彰？在此期間，曹彰又有何事「值得」曹植謗訕？

參《魏略》載：‘太祖與劉備戰(zhàn)于漢中。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瘯r間是二十四年（219）。即曹彰無功而返，與楊修之死時間相近。亦是史志中唯一記載，「值得」謗訕之事。

但此時曹植已然奪嫡失敗，與曹彰并無利益沖突，除非是拉攏未果，而心生怨念。

而二十四年（219），此時曹丕作為魏國太子，整個鄴城皆受其監(jiān)管。

曹植即使有心私闖司馬門，亦難以實現(xiàn)。且曹丕亦無必要去設計陷害曹植，如此會使曹操誤會曹丕監(jiān)管不力，甚至懷疑曹丕心胸狹隘，無包容之心。故曹丕絕對不會讓此類事件，發(fā)生在自己監(jiān)國期間。

而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東征孫權，至二十二年（217）九月而還。

近一年的時間，正是曹植監(jiān)管鄴城之時，曹植完全有條件私闖司馬門。

故《續(xù)漢書》所言，實際上兩件事并非同時發(fā)生。只是楊修作為曹植謀士，在曹植監(jiān)管鄴城期間，有責任輔助在側。但卻任由曹植醉闖司馬門，屬于失職。故而《續(xù)漢書》在敘述導致楊修被誅原因時，將兩件事歸結在了一起。

然則，曹植私闖司馬門，絕非如史志所載，蓋因「醉酒」所致，如此單純……

參《魏書》載，‘二十一年（216），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xiāng)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

但是其中卻有一處異常突兀，即東鄉(xiāng)公主。

其一、東鄉(xiāng)公主年幼，為何要跟隨曹操南下從征。

其二、甄氏生病，東鄉(xiāng)公主為何不選擇陪伴母親……

與此同時，曹植留守鄴城，甄氏亦在鄴城養(yǎng)病。而按照常理，曹植應向甄氏問安。如此豈非曹丕故意在為曹植、甄氏營造獨處之機會。以此推之，曹植醉酒私闖司馬門，或許即是曹丕、甄氏早有預謀之作。

又參《三國志·后妃傳》載，文德郭皇后「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shù)，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b>

曹操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冊封曹操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為魏王。

即郭女王是在213年5月，至216年4月間，得入東宮。時間正是曹丕謀奪太子前夕，后屢屢獻策幫助曹丕奪嫡成功。換言之，郭女王在奪嫡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那么，郭女王會給曹丕獻出怎樣的計謀，即能擊潰曹植，亦能打擊甄氏……

而觀甄氏《塘上行》之詞賦，其哀怨之對象，絕非是曹植。

特別是《塘上行》中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 出亦復何苦，入亦復何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 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其中怨念之強烈，亦非是失寵之宣泄，而是暗諷曹丕：兔死狗烹、鳥盡弓藏。

換言之，曹丕是以甄氏為誘餌，設計陷害曹植而謀奪太子。又豈會愿意此等丑聞泄露。

然甄氏的《塘上行》讓曹丕感到了威脅，故急于將其賜死。并令其「被發(fā)覆面，以糠塞口」，讓其無法申冤告狀。同時，亦是以此間接警告，其他知曉此事之人。

倘若僅是失寵，曹丕何至于如此「心狠手辣」；《魏書》亦何至于「崇飾虛文乃至于是，異乎所聞于舊史」乎……

而曹植作《洛神賦》何嘗不是一次警告、一種保障。除卻其母卞氏之維護，曹丕亦恐曹植臨死反撲，將此等丑事公布于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