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督軍府抗戰(zhàn)烽火博物館里又參觀了山西軍民熱血抗戰(zhàn)的陳列館?？吹搅苏箯d展示的當時八路軍穿的又破又舊的軍服，用的很原始的手榴彈、地雷、長刀、燃燒彈和步槍，再比較那些從日軍繳獲來的遠比我們更先進的武器時，我陷入了深思。我又情不自禁地進入了我父親的回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山西人民熱血抗戰(zhàn)奮勇獻身的革命精神。

我們四人晝夜兼程，非常急切地趕著路。顧不上山路崎嶇難行，本該六天的路程我們只用了四天。大家都期待著具體的革命工作。我們從興縣出發(fā)，經過五寨，岢嵐、靜樂縣，交城山溝子，趕到清徐邊山地帶，最后找到了晉綏八地委組織部。

蔡部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并對我們說，現在形勢大好，除城市和大的集鎮(zhèn)外，現在晉中平川包括農村絕大部分地區(qū)也都已經控制在我們手里。目前急待建立我們自己的各種組織和政權。你們來得正好，現在開創(chuàng)和建立新的根據地的任務，需要大量的干部。雖然形勢大好，但今后的斗爭仍然是艱巨的。日本人雖然宣布投降了，現在他們集中龜縮到幾個縣城大的城市里，并沒有向我們交城投降的征兆。而且即使日寇交城投降了，今后還面臨著大量建設新中國的問題。這樣來看，我們今后還需要做好長期的艱苦斗爭準備。他還告訴我們，干革命就要有把腦袋隨時都吊在褲腰帶上的精神準備，革命的勝利和人民的解放一定是許許多多流血犧牲換來的。

然后蔡部長便對我們四個人做了具體的工作安排。田夫，武克儉仍回到他們的老家交城工作，郭亮壁去太原，至于做什么工作由兩地縣委具體安排。

但蔡部長明確給我直接安排了工作，他讓我給八分區(qū)抗日聯合會主任當秘書。他說抗聯主任是一位老紅軍同志，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但文化水平低，很早就跟我們要個秘書幫助他。過去一直都沒有合適的人選，你就給他當秘書好了。我愉快地接受了這次組織上安排的工作，我知道從他那里可以學到許多革命工作經驗及老紅軍的優(yōu)秀品德。蔡部長又說，現在這位老紅軍去了太原邊山一帶，你去那里找他吧。

我?guī)е滩块L寫好的一封介紹信，因為郭亮壁也要到太原，這樣我們倆便一起同行。八月二十日我們到了太原邊山一帶的柳子溝，找到柳子溝縣委會，郭被安排到縣政府工作。這時我還未見到八分區(qū)抗聯主任，縣委同志告訴我，他前幾天還在這里，昨天才走的，他應該在清源邊山一帶。縣委同志又補充說，你不要再回去找他了，怕你去了清源估計他又走了，來回跑路耽誤時間。我們這里正缺一位干部，你就先留在這里工作好了，等他回來時，由我們向他解釋。你是他的下屬干部，他是抗聯主任，我們分配你做抗聯方面的工作好了，現在先給你安排一個臨時的，但又很緊要的任務。目前我們部隊包圍了太原縣城，據了解你懂日語，你就先配合反戰(zhàn)同盟的同志去太原縣城墻下對日偽軍進行政治喊話，責令他們向我們繳械投降。

于是我便同兩位反戰(zhàn)同盟的同志，在我們的部隊掩護下，夜晚走到靠近太原縣城城墻下，我們連續(xù)三晚用日文向駐守在城內的日偽軍大聲喊話。內容包括，要敵偽軍無條件開城繳械投降，放下武器；保證他們全體官兵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適當時候遣返他們回日本；對偽軍會遣返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

我們三人連續(xù)輪流進行了三晩的喊話，但城內沒有任何反應。日偽軍只是靜靜地聽著，我們一次比一次逼近縣城城根下，最近時離城墻腳下只有10多米遠。日偽軍雖然沒有向我們開槍，不過也沒有任何向我方投降的征兆。

第四天我軍決定攻城。我們的部隊部署至城墻下，日偽軍仍未還擊。但正當我們架云梯攀登城墻時，日偽軍突然開了火。城里的西北角以及城外有個亂石灘上修駐的碉堡同時向我們開火。日軍還在太原縣城上修了一個大碉堡，均處在居高臨下之勢，這樣我軍就處在被敵軍炮火兩面夾擊的狀況，致使我軍攻城未果。

當時我軍攻城的部隊是八分區(qū)地方武裝清太徐支隊。雖然我軍斗志昂揚，但武器裝備遠不如敵人，我們攻城時沒有一門山炮，甚至連機槍，迫擊炮都沒有，一時很難攻下縣城。為了保存我軍的力量，我們只好先撤走。

沒過幾天，我軍這支部隊（晉綏八分區(qū)清太徐支隊）轉到文水，配合其他兄弟部隊一舉攻克了文水縣城，這是我軍（晉綏八分區(qū)地方部隊）攻克晉中平川縣城的第一個大勝仗，消息傳來非常振奮人心。

這次太原縣城攻城未果后，太原縣五區(qū)是個新區(qū)，那邊需要干部，我便被留下，組織上分派我到太原縣五區(qū)擔任抗聯農會秘書和青救會主席。此時我強烈意識到自己不但是革命的參與者而且還是個領導，需要馬上投入到這場生與死的革命斗爭中。

和我一起派到太原縣五區(qū)工作的共有四位干部，一個是縣委書記任敏，一個是區(qū)長馬占英，他們各帶一個通訊員，還有一個是糧食助理張連仲，他也是新到不久，再一個就是我。

我以極大的期待與熱情準備好了投入到第一份新的革命工作中。

太原五區(qū)包括黃冶、程家峪、風峪、店頭、廟前山等村落。它是一個待建的新的根據地，該區(qū)與汾河相隔，與太原相連，處于敵對斗爭的前哨地區(qū)。管轄范圍包括北至太原省城城下，南至太原縣城，東至汾河，以及西邊背后的關帝山。關帝山是呂梁山脈的一個支脈，是靠近太原的一座高山，海拔2千多米。太原五區(qū)三分之二是平川，三分之一是邊山。生活在平川上的人口約占九成，山區(qū)人口只占全區(qū)的一成。沿山而下，有一條太汾公路貫通。當時敵我的勢態(tài)是，日本雖然宣布投降了，但盤踞在太原省城和太原縣城內的日偽軍還拒不向我方繳械投降，看樣子他們是希望等待國民黨閻錫山的軍隊前來接管。

不過這段時間對我方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日軍不敢再出城。在太原五區(qū)范圍內，我們白天可以比較安全也比較自由地進行活動，不用再擔心日寇的掃蕩襲擊。與此同時，我晉綏部隊也已經開始進入全面反攻階段，積極準備解放日偽軍占領的廣大晉中平原。我軍也正在逼近太原近郊地區(qū)。但盤據在太原省城和太原縣城的日軍依然拒絕向我軍繳械投降。

重慶談判開始后不久，1945年9月13日，山西日軍才開始徼械投降，隨后國民黨閻錫山軍搶占了山西太原及太原縣城一帶的城鎮(zhèn)。

我又想起父親回憶中提到的他那時在太原五區(qū)邊山煤礦的工作經歷，我懷著好奇心搭車來到了坐落在迎澤大橋旁邊的山西中國煤碳博物館。

這次參觀時博物館里沒有什么人，我只身一人隨著講解員頭帶礦井帽一起下到煤礦井下。礦下幾乎是一片漆黑，只有旁邊的一絲微光，盡管我知道這是博物館，但我還是有些害怕，有一陣子還感受到好像要窒息的“危險”！我的思緒又跟著我父親的回憶一起展開。

在我黨晉綏八分區(qū)所屬的太原五區(qū)，我擔任了抗聯農會秘書，青年救國會主席。我們到了太原五區(qū)后，我們四個人作了詳細的分工。縣委書記和區(qū)長重點是到平川一帶工作，一方面了解掌握敵軍動態(tài)，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建立根據地，同時也可以大量征糧、征款，為我軍提供后勤保障。而我同財務及糧食助理則留在邊山，發(fā)動和組織人民群眾，建立農會和政權，開創(chuàng)以及鞏固新的根據地，以便作為我軍今后長期對敵斗爭的依托。

如何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建立各村的基層紅色革命政權，建立農會，以及如何建立民兵組織是擺在我們面前首要的，也是非常艱苦的任務。

當時我黨對于新區(qū)提出的主要斗爭任務包括，反奸（漢奸）除霸（肅清惡霸），對地主實行二五減租。我們以此任務來發(fā)動和組織群眾，深入群眾開展工作。在區(qū)委抗聯領導下，我們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不久后，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張連中助理員調走，他與區(qū)長一起去平川地區(qū)搞征糧工作。我又和新調來的區(qū)組織委員李思問一起工作。

在太原五區(qū)邊山有風峪八個村，村落里有許多的古祠、廟、寺、觀。我倆走訪了各個村落，做了大量的訪貧問苦工作，開了很多次的貧農座談會。我們在會上，也想摸清楚誰是漢奸，誰是惡霸，誰是地主，他們有什么惡劣記錄。經過反復調查和深入分析，知道夠上漢奸惡霸和地主的人現在都住在太原省城和太原縣城里。邊山各村沒有住著這樣的人，有的只是兩面派村長。兩面派村長是指那些日本人來了他們幫助維持，我方來了他們附和應酬。群眾對這些兩面派村長意見很大，過去征糧征款都要經過他們的手，這些人多數自私自利，經常占農民的便宜，有的偶而也打罵農民。但經過我們的分析，感覺他們也不像是漢奸，因為我方來這里時他們也有支持我們的工作，有的還曾掩護過我方人員。比如，我區(qū)的區(qū)委書記和區(qū)長，早在1943年八路軍就曾多次來這里搞游擊活動，多數是通過這些村長，甚至是依靠他們的幫助工作的。

一時間我們有不知該從何著手工作的感覺?？墒敲慨斘覀冏哌M村落里，看到的、聽到的都是這里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貧窮，他們有著想盡快改變這種生活狀況的強烈愿望，而且他們把這些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共產黨、八路軍身上。更具體的說，就是寄托在共產黨派來這里工作的干部們身上。按這里一位貧農的話，他們窮怕了，迫切希望他們的生活能早日得到改善。

太原五區(qū)邊山一帶土地貧瘠，糧食畝產不足一二百斤，又加上過去日偽軍的橫征暴斂，每年自己可以用的幾乎所剩無幾。絕大多數老百姓過著衣不遮體，飯不果腹的苦難生活。這里農民除了種田外，過去還得下煤窯給礦主挖煤，當牛作馬，他們常常是冒著生命危險在井下採煤，賺取一點微薄的工錢來養(yǎng)家糊口。

由于日偽軍長期對這一帶的侵襲，使得這里礦主對他們既害怕又恐懼，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棄礦而逃，躲到了太原城里，一直不敢回來。礦主通常也只是派他們管事的人來這里經營。聽說共產黨要來了，由于他們不了解我黨的政策，輕信謠言，目前連管事的人也都撇下煤礦跑了。這樣這里的煤礦也全都停產了，煤礦都荒廢在那里，無人經營。邊山人民生活沒有了來源，更加苦不堪言。

我和李思問了解到這些情況后，都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把這些荒廢的煤礦重新啟動生產。我們馬上決定立即成立以貧農為主的農會，并提出以下三個基本條件，選出各村自己的農會主席，這三個條件包括：

一本人必須是貧農；

二有公心，辦事想著大家；

三擁護共產黨，擁護八路軍。

農會成立后，各農會都分別召開群眾大會，控訴日寇暴行，以及日偽軍對這里多年來的橫征暴斂的黑暗統(tǒng)治。接著研究如何接管經營煤礦的具體措施。最后我們總結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煤礦經營收入，除留下維持繼續(xù)生產的費用外，按多勞多得的原則，全部分

給下煤窯工作的農民；

二煤礦的收益分配全部公開透明并按月公布，接受全體農會會員的監(jiān)督；

三以老礦工為技術骨干組成煤礦各級班子進行組織管理與安全生產與經營。

這里的大煤礦有兩座，太原甚至包括徐溝縣的平川一帶用的煤都是由這兩座大煤礦供應的。煤礦開工后，我也經常到礦區(qū)了解情況，特別下井考察過一座稱為大八煤的礦井。我參加革命工作之前，只是聽說過煤礦卻從來沒有進過煤礦。我第一次下到煤礦底下就了解了不少關于煤礦生產的實際情況，也就更清楚地體會到煤礦工人的艱辛。

我下去的那個煤礦的煤層有一仗八尺高，主坑道足有三里長，趕著大車就可以直接進去，各個分支岔道多的數不清。進入分岔道后，如果沒有人引導，一般是很難自己走出來的。各個挖煤的工作面均在這些分支岔道中。老礦工告訴我們，挖煤是很危險的活兒，搞不好就會挖出水來，水會把坑道淹了，人就會死在里面。另外不小心還會發(fā)生瓦斯爆炸，爆炸會把窯頂炸塌，礦工都會死在里面。瓦斯爆炸這種情況在過去是經常發(fā)生的，所以礦工們家家戶戶都供奉山神，以祈求山神保佑。

通過下礦的實際調研，我了解到挖煤一定需要有經驗的老礦工帶領，因為老礦工敲一敲，看一看，就知道后面有沒有水，一看頭頂上的煤油燈，就知道里面有沒有瓦斯存在，如有瓦斯存在就不能再在這里挖煤了。也是通過這些親身體驗，我知道了採煤時最重要的是確保井下人員的安全。

那次從煤礦回來后，我立即與農會商量，告訴礦工村民們，生產時一定要有經驗的老礦工作技術指導，一定要在確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生產。礦工們還要與農會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溝通，使得安全第一的宗旨，行之有效地貫徹到煤礦生產的全過程。后來煤礦采煤的生產進行的非常順利，煤窯自開工以來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任何事故。

可是，一個問題解決后又有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與礦主們分成？我們決定等礦主回來后與他們談判協(xié)商。對耕種地主的土地我們也作了類似的規(guī)定。

考慮到太原邊山地區(qū)土地貧瘠，我們向晉綏八分區(qū)領導提出了，暫時不向邊山農民征糧派稅的建議，這個建議很快便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支持。這就大大鼓舞了太原邊山群眾們的生產積極性，很快出現了煤礦采煤，農田生產的雙高潮。

我們還注意到，太原邊山的山溝里有好多清泉，泉水常年白白流走。于是，我們就組織農民修堰、筑堤壩，引泉水灌溉農田，還順便解決了村民們的飲水問題。對這樣一舉多得的措施，村民們都贊不絕口！

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努力，邊山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改觀。吃喝都不愁了，也過上了溫飽的生活，因此邊山百姓都非常感謝我們。每天都有村民們主動熱情地請我倆到他們家里吃飯，大家都是拿出家里最好的飯菜招待我們，誰家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都會來請我倆過去吃，每天總有不同的村民來請我倆吃飯。

回憶起來，這段時間也是我和李思問感受最愉快的時光。有一天，忽然有幾個村的農會主席一起找到我們。他們對我和李思問講，經過幾個村的農會商議，他們計劃聯合起來給我倆修一座廟，以永久感謝我倆能使他們開始過上豐衣足食的好生活，認為我們倆是他們的活財神爺。

我倆聽了后立即制止，認為這樣做的話就是搞封建迷信。我馬上跟他們說，不是我倆有什么本事，而是我們黨的政策好，我們不過是按照共產黨的政策辦事，你們不應該感謝我倆，而是我們應該感謝您們。如果沒有您們的支持，我們的工作就無法展開，甚至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您們要感謝就感謝共產黨、八路軍，感謝毛主席，朱德總司令還有賀龍司令（賀龍那時是晉綏軍區(qū)司令）。我們只有為老百姓服務的義務，沒有向老百姓索取任何報恩的權利，否則我們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了。

從邊山老百姓要為我倆修建一座廟宇的事情上，可以看出邊山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淳樸的，你給他們辦了一點好事，他們就想著要對你報恩。

建立農會以后，我們的各項工作就好做多了，可以說一順百順，相應地婦救會，青救會，兒童團，民兵組織都紛紛成立起來了。在此基礎上各村又相繼開會，建立了各村自己的民主政權，這時縣上分配來的區(qū)武委會主任，負責全區(qū)民兵工作，我也能抽岀一點時間與區(qū)委書記一道到五區(qū)平川一帶活動了。

太原是平川地帶，過去是日寇強化的治安區(qū)，我們進入這一帶活動是相當困難的。但自從日本宣布投降后，日軍只龜宿在城里，平川各村成了我們自由活動的廣闊天地。這一帶物產豐富，農作物容易生長。我們利用這一時機，開始抓緊向各村大戶征糧，以便為八路軍提供足夠的糧食供應。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有了糧食才可以支持我軍長期的革命斗爭。我們當時采取的征糧方針是，邊山各村免于征糧，因為這些地方土地貧瘠，征下的糧食還不如平川一個大戶征下的多，何必花費這些力氣。對平川各村中小戶雖然也派有征糧任務，但是實際上是他們能交多少，就計算多少，不勉強。

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川大戶身上。如果他們有抗拒不交糧的，我們就把他們帶上山來，接受教育，直到他們能把糧食交夠，才放他們回去。有的敵對分子說我們是土匪綁票，我說我們跟土匪有本質的區(qū)別。首先我們是為了革命，歸根到底共產黨、八路軍是為了人民，而土匪是為非作歹，完全是為了私利。其二，被我們帶上山的，都只是那些平川大戶人家。我們絕對不會把婦女、兒童帶上山的。而土匪卻不管這套，他們往往把婦女．兒童當人質來要挾。其三，被我們帶上山的人，我們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嚴格禁止打罵他們，或者侮辱他們的人格。對能完成交糧的大戶，我們還會發(fā)表彰信，表彰信上面會寫著：

某某某，某戶今年完成多少交糧任務，以支持人民革命，特予表彰。

落款是太原五區(qū)人民政府，區(qū)長：誰誰誰，某年某月。

我們的政策深得民心，我們順利地完成了晉綏軍區(qū)交給的在平川的征糧任務。并且在平川人民中宣傳了革命思想，宣傳了我黨政策，我們的工作越做越順，老百姓也越來越擁護與支持我黨的工作，他們也樂意參與其中。

不久我們又有了一個新的想法，就是用煤炭去跟當地的大地主換些槍支彈藥。跟著我們就立即開始實行，把換過來的槍支彈藥發(fā)給民兵組織，讓民兵們的武器裝備做到鳥槍換炮，不再使用那些長矛大刀，還給區(qū)里的干部們都配上了手槍，我也分得了一支十四日式手槍。身邊有了槍，我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堅定的革命者了！

由于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生活有了奔頭，大家的干勁更足了，出現男女老幼齊上陣的局面。晉綏分區(qū)下達給我們?yōu)榍熬€做軍鞋的任務，我們也都順利地布置到了各個村里并且圓滿完成了任務。我們取得了煤碳、糧食雙豐收。各村農民群眾踴躍交糧，青年們踴躍參軍。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我們太原五區(qū)就向軍分區(qū)上交了糧食36萬斤，布匹80丈，還有大量的醫(yī)藥用品，加上一批槍支彈藥。我們區(qū)的干部們都配上槍支，我們也受到了晉綏八分區(qū)的表揚，我們太原五區(qū)被晉綏八分區(qū)評為“支前模范區(qū)”。

讀著我父親對太原五區(qū)工作的回憶，看到他為黨在山區(qū)工作的具體經驗做法，我由衷地感嘆，我父親那時候就已經學會了如何依靠和發(fā)動群眾，利用當地的自然資源，發(fā)展經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我又繼續(xù)著父親回憶他在太原五區(qū)的工作。

我們在太原五區(qū)的征糧任務進行得很順利，土地改革工作也進行得比較順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變得嚴峻起來，我們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小，我們的活動也越來越困難與危險。主要原因是蔣介石背信棄義，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蔣介石、閻錫山軍向我解放區(qū)大肆侵犯，并派重兵侵入到太原五區(qū)。在邊山上修築大量的碉堡，并將我太原五區(qū)劃入其中。早前，他們也在日軍投降后接管了太原及周邊的城市。

我軍主力部隊根據毛主席“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zhàn)略部署，撤出了這一帶。

那時閻錫山的兵力及武器遠遠超過我們，而且組織龐大，沿著太汾公路各村都成立了敵政權。我們白天就很難再在那一帶進行活動，夜間活動也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原來的交糧大戶，現在也變得少交或不交，原來靠攏我們的人，也不斷減少，因為這些人看到了敵人的勢力遠比我們強大的多。

開始時我方和敵方在這里（五區(qū)）倒是沒有發(fā)生大的沖突，但小的摩擦不斷發(fā)生。閻錫山認為平川屬于他們的地盤，不讓我們八路軍再去開展活動，那時太原邊山一帶他們也默認為是他們的地方。而我們認為，抗戰(zhàn)開始時我們就在這一帶開展活動，從未間斷過。日軍過來時，他們把國土淪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今天他們還有什么臉面說這里屬于他們的。因此雙方進行了談判，爭論不休。談歸談，打歸打，我們去平川活動，他們仗著兵多勢眾，就會向我們開槍射擊。這樣我們就只能隱蔽活動，活動范圍也就越變越小。

我們決定以游擊戰(zhàn)的方式同敵人周旋。有一次武委會主任打算，趁敵人麻痹大意，想要從敵人手里搶到幾只槍。那時我方人員常常在晉祠一帶活動，我們對這邊比較熟悉。有一天，我們看到有一個敵軍官站在外面，于是乘敵軍官沒注意，我們用左手捉住敵軍官的槍管，同時右手從腰間抽出槍來，想射殺敵軍官，不想的是打岀的子彈是啞彈。敵軍官爭脫后急忙往村里跑，一面跑一面大喊八路軍來了。駐在離晉祠不遠花塔村的敵軍聽到后，就向我們開槍射擊，我們躲在墓地里舉槍還擊。我們也不敢戀戰(zhàn)，因為敵人比我們的人多很多，武器也比我們好，所以我們邊還擊邊撤退。估計敵人也怕進入我們的伏擊圈，就沒有繼續(xù)追擊我們。我們這次雖然安全返回，沒有任何傷亡，但也沒有任何收獲。實際上，我們還是有損失的，因為我們的子彈不多，打一顆就少一顆。我們決定像這樣的虧本買賣今后不能再干了。

我和李思問決定到平川邊山上一個山溝的村子里開展工作。山溝里有煤礦，也是我們之前幫助恢復生產的。這里每天都有大車從溝口進來拉煤，溝口設有崗哨。民兵們負責檢查拉煤的大車。很多拉煤的大車通宵排隊等在溝口。我們規(guī)定白天設立崗哨檢查后可以通行，晚上關閉。

有一天，天還沒亮，混在拉煤大車隊里面的敵人就偷偷地摸上來，準備對我們所在的這個村子進行偷襲。敵人先把守在溝口的我方的民兵打死，然后悄悄地往村里摸。

我和李思問住的房子位于村子最里面最高處的土崖上面。敵人偷襲時我倆還在屋里睡覺。突然就聽見有老鄉(xiāng)急促的敲門聲，并且邊敲門邊喊，“敵人進村啦！他們來的人很多，你們要趕緊撤退?！蔽覀儌z迅速拿起槍，提著褲子就往外跑。

跑到土崖邊時，正好與偷摸到土崖下的敵人打了個照面。敵人對著我就是一槍，子彈巧好從我的耳邊呼嘯而過，差一點就打中我的腦袋。

可能是我倆的出現讓摸上來的敵人也感到驚慌，所以他們也沒有打準。我倆意識到情況非常危急，趕緊轉身就跑。邊跑邊聽見村子那邊的槍聲四起。

李思問比較胖，在跑的過程中，他在跳下一個土崖時把腳摔傷，不能動彈。我這時候已經跑在了前面。我又趕緊返回去，背起李思問接著跑。跑山路又背著個人，非常吃力，怕敵人追上來，我倆就鉆進了旁邊的一個煤窯里。過了好長時間，我們才試探著走了出來，發(fā)現敵人己經撤離了。

回到村子里才知道跟我們與軍區(qū)聯絡駐在村里的一名野戰(zhàn)軍通訊員被敵人包圍在屋里，發(fā)生了槍戰(zhàn)。敵人來的是閻錫山的正規(guī)軍，通訊員寡不敵眾犧牲了。他比我還小幾歲，我心里感到萬分難過，心情好一陣子都難以平息。

太原五區(qū)及太原周邊的大環(huán)境變得越來越緊張，國共雙方的斗爭日趨激烈。閻錫山軍大舉向我五區(qū)進犯，為了躲避敵人的襲擊，我們每次岀來的行動都要非常隱蔽。我們白天都不敢出門。晚上我們便組織武工隊員，趁著夜色跑到汾太公路埋地雷，割斷閻軍的電線，又跑到橋上、火車軌道擺放大石塊堵住閻軍的運輸通道。

1946年秋，我和二十多個武工隊員奉命到清源執(zhí)行任務，為了避開敵人，我?guī)ьI著武工隊員們在山間行走。記得我們當時已經在山里走了好幾天。秋天的天氣一會冷一會熱，我身上穿的衣服很單薄，我慢慢發(fā)覺自己渾身不舒服，感覺特別疲勞，好像是發(fā)燒了。

走著走著，我們二十幾個人來到河邊準備過河到對面。汾河水在這個地方挻寬的，而且水流又急。我們就在河邊找到老鄉(xiāng)的一條小船。老鄉(xiāng)說要分幾趟才能把我們都送到對岸。當我們正準備過河的時候，突然后面不遠處傳來槍聲，情況有變，敵人過來了。我意識到我是這支隊伍的領導，不能先過。于是快速組織隊員一趟一趟過河。槍聲越來越近，我上了最后一趟船。這時天開始下雪，我漸漸地失去了知覺，

??

等我醒來的時候，發(fā)現自己已經躺在軍分區(qū)醫(yī)院的床上。女兵模樣的護士親切地對我說，“你終于醒過來了！你已經昏迷了好幾天，是你們武工隊員把你抬到我們醫(yī)院來的?！边@是晉綏八軍分區(qū)的一個兵站醫(yī)院。護士告訴我，我得了重傷寒。我在這里又住了幾天。住在這里的都是負傷的八路軍。我和他們相處得非常愉快。

自身體康復后，我茂密的黑發(fā)就不停脫落。從22歲開始，我頭頂上的頭發(fā)就變得越來越稀疏了。

由于這時閻錫山已經派重兵深入太原五區(qū)。在這種環(huán)境下，我們很難在這里立足，被迫撤出。后來有同志告訴我，如果我當時沒有得病，組織上就讓我隨華國鋒領導的部隊南下了。

1946年11月，我出院康復后，被調到交城參加晉綏八地委青年干部訓練隊學習。當時的學習主要是針對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來，許多干部產生了和平享樂思想，有的甚至發(fā)展到貪污蛻化。針對這種情況，干訓隊開展了反貪污，反蛻化的斗爭。樹立艱苦奮斗的思想，迎接第二次國內戰(zhàn)爭的困難局面。我自己積極參加了學習運動，并擔任了學習小組長，對自己原來的階級思想也不斷地克服和改進，并自覺向著革命戰(zhàn)士的目標邁進。在學習過程中，我明確知道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員需要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奮斗到底！我下決心要自覺地把自己變成一個滿腔熱忱，勤勤懇懇，沒有私心，全心全意終身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

1947年1月27日在青年干部訓練隊學習過程中，我很快被吸收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那年我剛滿22歲。入黨時我把身上所有值錢的物品全部都上交給了組織，作為我的第一次黨費！

1947年5月為期半年的青年干部訓練班結束后，我被調到離太原五區(qū)不遠的文水縣工作。去之前我找到一些介紹關于文水的資料，得知文水因境內有文峪河水而得名！文水平川一帶是主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山川平原各占一半。文水境內有很多重要的交通要道與邊卡。

閻錫山軍自1946年10月以來搶占了文水，在文水布置了大量的據點、碉堡和特務組織，對文水實行極端白色恐怖，瘋狂殘酷殺害共產黨員和積極靠近共產黨的老百姓。

對文水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是1947年1月年輕的共產黨員劉胡蘭被閻軍殺害。1947年3月毛主席為劉胡蘭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1947年2月文水縣城短暫解放！但很快由于戰(zhàn)爭形勢的變化，我軍撤離了文水。閻軍又占領了文水城。閻錫山在文水實行殘酷高壓的白色統(tǒng)紿，推行“三自傳訓”的居民政策，“三自”即“自清”、“自衛(wèi)”、“自治”，凡是共產黨和同情共產黨的人都會被殺害。

1947年5月，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我被派到了文水縣工作。我被分派到晉綏文水縣稅務局財政科擔任稅卡長和會計。財政科長王西分配給我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對各地交上來的武器、公糧和金銀財物進行登記注冊。我還需要到各邊卡要道進行實地考察。科長分配給我一把算盤和一些記賬用的紙墨筆。于是我除了身邊常帶的手槍外，又多了箅盤及紙墨筆，真正做到了組織上要求的“上馬能打仗，下馬能稅收?！?/p>

那時文水縣委機關常駐在周家山、呂家山、牛家垣、康家堡一帶，有時還要轉移到其它的村莊。我們的工作也是居無定所，東躲西藏，常常是被敵人追著跑，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被敵人抓捕，我們還要自帶口糧，和當地老百姓同吃同住。

我每次都會把收上來的稅款、財物及金銀等記賬整理好，再收藏好，保存起來。為了安全起見，我就把收到的金銀錢財綁在腰間，用衣服蓋好。走到那兒都帶著，晚上躲在老鄉(xiāng)家睡覺的時候，我并不想讓老鄉(xiāng)知道我身上藏有金條之類的財物，便偷偷地把身邊的財寶，藏在房梁上，等第二天離開時，再把金銀重新綁回腰間。最后交給文水縣財務科。我常常嘲笑自己，既是腰纏萬貫，又是一無所有！

不過有一回，我剛剛把收到的幾塊金條放在房梁上正準備睡覺時，外邊突然響起了槍聲，我趕忙就往外跑，根本沒有一點時間從房梁上取岀金條。當時村子里也住了縣里的其他幾個同志。于是，我們就一起跑路，等跑遠后我才想起那幾塊金條還留在老鄉(xiāng)家，我想回去取，身旁的同志勸我現在不是時候，不然敵人又會追過來，非常危險，等以后再說。由于我們的工作那時一直都是在被閻匪追殺的情況下開展的，后來我也一直沒能有機會找回那幾塊金條，為了這件事我一直都在自責，感覺辜負了黨對我的信任。

不管形勢變得多么嚴峻，我們稅務科還是要完成上級下達的稅收的任務。慢慢地我們工作隊也找到了如何避開敵人抓捕的方法。每次一聽到我軍大部隊駐扎在那個村莊，我們就趕快跑到那邊開展稅收工作，這樣我們的工作明顯的容易很多。等大部隊一轉移，我們也跟著馬上撤離，因為大部隊一走閻軍通常就會再打過來。

有一次，我知道我軍部隊駐扎在文水邊山，就趕快借著大部隊在那里的日子，急忙跑過去開展活動。沒有想到等我們到那邊，大部隊已經轉移走啦。部隊何時轉移一般都是軍事機密，所以我們并不知道。

大部隊剛走，閻軍就從后山悄悄壓了過來。以往敵人都是從正面打過來，這次敵人從山后面撲過來，情況非常危險！于是我們也改變了以前的做法，不往前跑，怕前面也有敵人，敵人前后包圍兩面夾擊我們。而是往側面跑到不遠處的小山頭，又怕落到敵人的包圍圈，于是我們幾個人急中生智決定打排子槍，就是我們手里的槍一起打，嘟！嘟嘟！嘟嘟嘟??！讓敵人誤以為是機關槍，因為閻軍知道只有正規(guī)大部隊才有機關槍。槍響之后，敵人好像也沒有摸清楚我們這邊到底有多少人，他們便停了下來。我們幾個人也就趁著這個空擋，悄悄地迅速地從敵人眼皮底下跑了。

盡管我們工作十分艱難，我們文水縣稅務局財務科仍為支援前線部隊籌集到了大量的經費。

1947年12月，毛主席發(fā)表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還有關于土地改革工作及整黨工作的報告。那時我反復認真仔細學習了好多遍。

1948年7月13日，在我軍的強大攻勢下，盤踞文水縣城的國民黨閻錫山軍棄城逃竄，我軍又收復了文水縣城。在我軍攻打文水縣城時，我負責保管金庫。那時我每天都能接觸到大量的金銀錢財，同時我也見識了太多價值連城的貴重物品，經過我的手也保管登記過大量從閻錫山軍隊金庫里繳獲的財物?；蛟S是看多了，我反而對這些金銀錢財沒有太多的興趣，更沒有一絲據為己有的貪念！每次想起這些，我都為自己感到特別驕傲與自豪！我軍收復了文水縣城后，為了全力支援太原解放戰(zhàn)役，成立了支前總指揮部，新縣長王西為總指揮，書記陳琪為政委。

1948年6月，文水縣委在神堂村老爺廟前舉行了隆重的支前動員大會，會場前面正中央掛著毛主席、朱德總司令的畫像。晉綏八分區(qū)領導分別講話，主要是動員全縣人民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晉中和太原。會場上軍民們都斗志高昂，大家還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歌曲。我當時也有在場，開完會后，我便找到縣委宣傳部長李廣田（李光天），把我曾在太原五區(qū)的工作經歷告訴了他，李廣田聽后非常高興，他們正急需懂土改政策搞宣傳的干部。1948年8月，組織上把我從財務課調到文水縣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干事。當時縣委宣傳部的宣傳干事就只有我一個人，縣委辦公室有三人，婦聯會有一人，再加上縣長、縣委正、付書記還有秘書，其余工作人員為通訊員、馬伕、炊事員，一共不足二十人。

在文水宣傳部，除了依據上級下達的內容做積極宣傳鼓動外，我還負責開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基層黨員培訓班。我要求培訓班的學員每天早上6點起床，接著一直到8點都是早飯學習時間。我給學員們布置學習任務和計劃，親自檢查他們的學習筆記，還組織學習心得交流會等等。通過培訓班，大大提高了基層黨員對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正確認識。另外，我的工作還包括協(xié)助縣委征糧、實行土地改革、土改復查、肅清潛伏的敵人等。在土改過程中，我們還要收集情況，研究經驗與問題，了解群眾的具體需求。我們明確了，在執(zhí)行政策中“左”和“右”都是錯誤的。我們還要積極宣傳黨的土改政策，組織農民開荒種地，動員青年農民踴躍參軍，支援前線。

當時的環(huán)境下，有些農民并不愿意參軍、納糧。于是我們就親自挨家挨戶去說服他們。我們也到富農人家去征糧征稅，并給他們講解我黨的政策，對他們在經濟上是保護的。我們還會去貧雇農家，主要是給他們講解我黨土地改革政策，以及土地改革后會給他們帶來哪些切實利益，并用實際例子詳細說明。同時我也拿出筆記本一一記下他們的要求，并向上級領導匯報。

由于我黨的土改政策深得民心，土改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土改也改變了幾千年來形成的封建土地關系。農民可以獲得了土地，他們也知道了我黨土地改革政策給他們帶來的實質性的好處，于是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也被調動起來了。各村農民掀起了大生產高潮，他們積極播種，支援糧草，還組織起支前的民工隊伍。年輕人也愿意為解放軍攻打太原參軍入伍。而村里的婦女們也參與納軍鞋、送彈藥、送飯、搶救運送傷員的工作。所有這些我們也都一一記錄了下來。

長達半年的太原解放戰(zhàn)爭中，我所工作的文水縣是晉綏邊區(qū)犧牲最多，貢獻最大的縣之一。文水也是貢獻糧食最多的縣，我們大大超額完成了上級下達的指標。

1948年10月，在徐向前的指揮下發(fā)起了攻打太原的戰(zhàn)役。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徳總司令發(fā)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經過長達半年多的激烈戰(zhàn)斗，終于結束了閻錫山在太原38年的統(tǒng)治，為全國解放典定了基礎。經過艱難困苦的斗爭，我們終于迎來了革命勝利的曙光！

前線總指揮徐向前在太原戰(zhàn)役后曾說過，“太原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最難打的城巿，打了半年多。太原戰(zhàn)役的勝利，多半應該歸功晉中人民，沒有晉中人民的后勤保障，根本不可能取得勝利！解放太原要論功行賞的話，那第一功就該歸功于后方的供應，歸功于晉中人民群眾的后勤保障。”當時他還感嘆，“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援，部隊連飯都吃不上，還能打什么仗？”

不知不覺中，我才意識到自從我離開太原踏上革命征程開始，艱苦奮斗，出生入死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年零兩個月。我這時才想起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現在過得如何？后來聽我父親說，自從我離開太原后，日本兵和閻軍曾多次向我家人要我，打聽我的下落，他們一邊是讓我父親交人，一邊又是勒索錢財。萬般無奈之下，我父親和榆次的家人為我披麻戴孝辦了個假葬禮，以此告知人已亡，才蒙混過關。

全國解放在即，黨中央發(fā)出加強干部學習的號召，文水舉行了第一次干部學習測試。那時我每天忙于工作，很少能擠出時間來學習，但測試結果我卻得了最高分。

在文水工作了近三年，我?guī)缀踝弑榱宋乃h的鎮(zhèn)丶鄉(xiāng)、村，各地方的村長、村支書、農會主席、婦聯主任，差不多都認識我，我跟他們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僅如此，我們還走訪了文水縣的小學、中學，宣傳黨的政策。在宗教方面，我們也給予了宗教團體清晰的指引，規(guī)定宗教宣傳只限于在教堂及寺廟內，不得借宗教活動任意破壞社會安定。除了農村，我們還跑了一些小工廠，如鐵廠、煤廠、面粉廠、醋作坊、酒作坊等，為工人們建立工會，并和廠主商討怎樣提高工人們的工資待遇。比如，工人超時部分工資如何計算？還有工傷、意外賠償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的地位。另外，我們還找了大小商鋪，如茶葉鋪、雜貨鋪、糕點鋪、肉鋪等，同業(yè)主們開座談會，講解我黨的稅收政策，鼓勵合法經營，禁止擾亂市場，哄抬物價！

1949年10月1日，當我聽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它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那一刻，我激動的心情實在是難以用任何詞語來形容，只是默默地流著眼淚。這是我們多少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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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底，我父親和我母親麻秀英在山西文水結婚。我母親是文水麻家堡人，1948年7月參加革命，195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伴隨著對父親的回憶，我走到了太原地標凌霄雙塔寺前。在寧靜的永祚寺里，我品味著百年雙塔與周邊的人文古跡。從雙塔前面的圖片展覽中，我看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攻打太原兵臨雙塔激烈戰(zhàn)斗的場面！我懷念著為抗日犧牲的大伯和無數先烈們，腦海里不斷湧現出我父親為了抗日、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yè)滿腔熱情，不畏艱險的畫面。想起父親時時以國家的需要作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我不由得感慨萬千！

離開太原的前一天，我去了離晉祠不遠的太山龍泉寺。這里也是我父親曾經工作戰(zhàn)斗過的地方。我陶醉在秋天迷人多彩的山景中，一邊聽著清脆的泉水聲，一邊沿著山路向上而行，一邊又想像著，在這美麗的山丘里，我父親當時確是危險處處。當我走到太山的最高處，站在望都閣上俯看腳下的太原平川，情不自禁地感嘆到我的父親在他生長的山西，用他的青春與信念為了抗日，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為了我們今天和平美好的生活，盡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做出了他應有的一份貢獻！

我的父親出生在富裕家庭，從小就喜歡學習與讀書，立志長大后要成為一個發(fā)明家，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善人們的生活。但隨著日寇的入侵，國家民族的危難，他目睹了舊中國身邊所發(fā)生一切，慢慢地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歷史洪流中。他也從一名小知識分子一步步成長為一名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投身中國革命的真正參與者；一名無怨無悔、滿腔熱忱、勤勤懇懇、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員。

解放后，我父親曾經擔任過中共汾陽地委宣傳部干事，汾陽城關區(qū)委副區(qū)長，汾陽地委辦公室干事，中共榆次地委辦公室秘書和副主任，榆次地委副秘書長、辦公室主任。1955年我父親被保送到西安中共中央第二中級黨校學習一年，畢業(yè)后，他擔任榆次地委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晉中專區(qū)農村水利建設局局長和黨組副書記，中共晉中地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60年代初，我父親由中央組織部調入到國家級最高水平的研究機構，北京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工作。從此他走上了科研工作的領導崗位，為我國計箅機事業(yè)的發(fā)展默默地奉獻了他的一生！

雖然我父親沒有機會重返大學，但是他有幸加入到科技領域的領導崗位，以另外一種形式實現了他崇尚科學的初心！

我曾經問過我父親，“爸爸，您有后悔過參加革命嗎？”。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我從來都沒有后悔過。我親眼目睹與經歷了舊中國貧窮落后又遭受日寇侵略的苦難與恥辱，我也讀過許許多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籍，我熟知舊中國歷朝歷代的歷史淵源。由此深深懂得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是符合中國的發(fā)展。”

2000年7月8日，我父親因病在北京離世。2007年6月8日，我母親也在北京因病離世。我父母的骨灰合并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2024年山西榆次區(qū)人民政府將我父親錄入《榆次區(qū)志2000—2015》。

我父親于1964年10月1日受邀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參加建國15周年在天安門的國慶觀禮。觀禮前一天全家于北京合影

我永遠懷念我的父親——王中田。

2025年春節(jié)，王燕蘭于香港

筆者衷心感謝山西興縣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牛亞平先生。在本文撰寫過程中，牛主任通過微信交流持續(xù)給予建設性意見。特別是當筆者赴興縣實地考察期間，牛主任親自陪同走訪晉綏邊區(qū)革命紀念館、興縣北坡、蔡家崖等紅色革命遺跡，并給予了非常詳盡的介紹，使得筆者一直希望重走父輩之路的愿望得以實現。

筆者也衷心感謝興縣縣委黨史研究室和興縣地方志研究室將此回憶錄收錄于《紅色記憶》下冊，并于2024年12月出版。筆者還感謝太原市檔案局和太原市檔案館將此回憶錄予以收藏。

本文參考了下列相關的文章和資料：

1.倪光南《我的良師益友王中田》，公眾號《計算機60年》系列。

2.《倪光南，大國匠“芯”》

3.王燕蘭，《心懷夢想，追隨革命，情系計算機—懷念我的父親王中田》，公眾號《計算機60年》系列。

4.王中田留給家人的回憶。

5.《王中田悼詞》，中國科學院軟件所二000年七月十六日

6.《紅色記憶》下冊，興縣縣委黨史研究室和興縣地方志研究室編，2024年12月出版。

7.徐祖哲著《溯源中國計算機》，2025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