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二戰(zhàn)的罪魁禍首是希特勒。不過，就算希特勒再強大，如果沒有民眾的支持，他也沒有辦法發(fā)動戰(zhàn)爭。因此，在籌備戰(zhàn)爭前，最重要的就是煽動民眾。無法否認的是，希特勒是一位極具演講才能和極具指揮才能的政客。他僅憑一本鼓吹日耳曼民眾優(yōu)越性的書籍——《日耳曼尼亞志》，就成功點燃了全國上下的“激情”。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43年，德國的政治體制還不穩(wěn)定，其“國家社會主義體制”還是一個妒忌和猜疑的體制。這一體制由不同利益團體對權力的共同渴望來注入能量，并由看似“柔弱的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來維持。雖然他在各級廳署、部門和單位之間架構了某種制衡機制，但其中許多機構都各自擬定和安排它們自己的任務規(guī)劃。漢斯·弗蘭克——一個狂熱的納粹元老，他作證說，有多少國家社會主義者，就有多少種國家社會主義。即使納粹的意識形態(tài)標準有時會略有損益，但其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仍然清晰可辨。在希特勒之外，還有一套官方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世界觀：它包括極端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此外還伴隨有反猶主義和一種粗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日耳曼革命”作為標題在《我的奮斗》第一卷的一份早期文稿當中出現(xiàn)過。后來的更改則表明了希特勒對日耳曼神話的普遍癡迷的一種矛盾態(tài)度。而這種態(tài)度像一場瘟疫一樣迅速傳染給了其他人。就像他的手下將領海因里希·希姆萊，他將自己的黨衛(wèi)隊設想為某種日耳曼時代的先鋒隊，他期望通過把他的元首視為“偉大的日耳曼帝國領袖”來達到這樣一個時代。

希特勒的公眾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同日耳曼意識形態(tài)保持一致。在政治活動中，這位“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日耳曼領袖”——正如他從1940年起被冠以的稱呼——知道要播放什么樣的進行曲，也知道如何去鼓動那種日耳曼激情。在保羅·馮·興登堡的葬禮上——此時，這位第二任總統(tǒng)連同他曾任職的共和國一起被埋葬于地下，希特勒作為前者事實上的繼承者，以祝福他可以安全地進入日耳曼中的圣殿來結束他的悼詞，“逝去的將軍，如今進入了瓦爾哈拉（日耳曼神話中的諸神住所分為十二個領域，其中瓦爾哈拉是奧丁神的家，也是在塵世陣亡的英雄的住所）”。同年，在卡爾斯魯厄（德國西南部城市，隸屬巴登-符騰堡州）的一次集會上，希特勒公開宣稱自己不明白為什么德國人要“因他們的祖先而感到尷尬”，畢竟，他們“在羅馬建立的一千年前就曾有過一段高等文化時期”。他設想著能在未來建立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國家”，其首都會被定名為日耳曼尼亞。

在希特勒的觀念中，國家社會主義將會是“一場人民的運動，而不是一種教派活動”。然而，日耳曼民族性卻被這一運動中的一個組織搞得就像是一種宗教崇拜，而且在納粹活動的最初幾年，那部神圣的文本（指《日耳曼尼亞志》）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文化中無處不在，且極為突出。1936年的紐倫堡黨代會特別推出了一座修飾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作者）文本片段的“日耳曼會堂”。每一位入口處的游客都可以看到元首的那個信條：“德意志的青年應該知道：具有男子氣概的忠誠堅貞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美德。這個新的國家就奠基于這一美德之上”。這句題詞使人想起了塔西佗筆下的日耳曼人的忠誠，而且很有可能在“日耳曼會堂”中有所征引。圍繞塔西佗的文本撰寫出來的教條文章在那些意識形態(tài)刊物中比比皆是，比如《教育書簡》、《黑色軍團》、《國家社會主義教育》、《日耳曼的遺產》、《人民與種族》以及《國家社會主義月刊》——這些只是這個極權主義政權炮制出的一小部分破爛貨。在他們舒服的座椅中，眾多籍籍無名的納粹分子編造了日耳曼人殊死戰(zhàn)斗的艱辛與日常的勞碌，每支筆都是一把劍，每一間書房都是一個戰(zhàn)場。

面對黨的關切，許多國家社會主義青年因此受到了“無以復加的追捧和奉承”。然而，在諸如戈培爾這樣冷酷精明的納粹精英看來，他們只不過展現(xiàn)為某種“原材料”，通過教育的“調教過程”，這種原材料能夠被整合成一種“協(xié)調一致的集合體”，以便為“國家的政治目標所利用和操縱”。教育淪落為宣傳。這個將智識才能視作某種缺陷的新政權建立了新式教育機構，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學校（培養(yǎng)納粹官員的初級學校）和騎士團城堡（培養(yǎng)納粹官員的高級學校）。至納粹垮臺前，德國共設有12所阿道夫·希特勒學校。此類學校由希特勒青年團主管，學生從該團少年隊內12歲的兒童中選拔，審查的重點是外貌特征，學制六年，教學內容有文化知識和軍事訓練。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tǒng)學校，使之與意識形態(tài)相一致。希特勒擬定了自己所認為的簡單明了的教學重點：新的教育目標將不再是用知識來“填塞”學生，而是要“培養(yǎng)絕對強健的體魄”。體育在學校教學中極為顯要，而在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女青年團中則尤為突出。他們認為，在運動鍛煉中可以展現(xiàn)男子氣概，而真正的“日耳曼人”一直都熱衷于短跑、跳躍、摔跤和游泳，更不用說軍事訓練了。塔西佗所描述的劍舞——“那些赤裸著的青年在劍叢槍棘之中縱躍舞蹈”——也在無數(shù)關于日耳曼運動的討論中得到人們的呼吁。與此同時，納粹思想的訓練則是又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主要的目標是強化意志和決斷的勇氣。

除了學生，教師也像勇敢的戰(zhàn)士一樣戰(zhàn)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們被納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xié)會當中，要在各種會議上接受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其間要閱讀一些諸如《種族史：一名教師需要知道什么？》這樣的小冊子，以及各種期刊——比如《國家社會主義教育》——里的文章?！秶疑鐣髁x教育》是該教師協(xié)會的會刊，其前三期刊載了四篇有關日耳曼的文章?！熬哂兄匾绊懙牡乱庵臼非笆贰笨梢暈橐粋€綱領性的題目，1939年發(fā)表的11篇文章都對此進行了討論。第一期的前言說明中提到了那個老生常談的德意志人民重生的信念，此外，它還提到教育領域中“一個意想不到的層面所發(fā)生的根本變化”。如今，根據北歐的品性特征模式來塑造學生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意識成為教育的重中之重。希特勒本人認為，當務之急是使每一個男孩和女孩認識到“血統(tǒng)純潔的必要和本質”。他們將會了解到歷史戰(zhàn)場上的雅利安種族如何在文化上脫穎而出。在關于德國史前史的第三次全國會議上，羅森伯格著重強調了歷史研究的新熱點，即“數(shù)世紀以來一直保持不變的品性特征以及血統(tǒng)的永恒性”。那些有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人都認為歷史應該激發(fā)思想，鼓舞精神。光榮的歷史將會得到復興。

基于類似的觀念取向，《第三帝國青年史冊》充滿自信地向“誓死效忠的年輕戰(zhàn)士”保證說，它將會激發(fā)他們對自己民族及其價值的熱情。這部史冊強調古代祖先的生存空間就在“自己左右”，他們的血液在“你的血脈”中流淌。接下來這本書就開始討論“兩千年前德意志人民”的土地——塔西佗著作中所提到的地區(qū)。行政部門的指導方針要求對英雄氣概和日耳曼的領袖概念作出詳細的闡釋。因此，這本《史冊》就用塔西佗式的色調描繪出日耳曼的窮山惡水，并說明日耳曼人如何能夠在這些惡劣的環(huán)境條件下“振作起來并展現(xiàn)出吃苦耐勞的品質”。這本《史冊》的青年讀者是這個堅韌民族的后裔，“需要展現(xiàn)自己的價值所在，永遠無所畏懼、意志堅定”。隨后，這本書又對日耳曼的首領進行了描繪，論述了那些誓死效忠他們首領的年輕戰(zhàn)士。當時的政治課也效仿說：“只要那種男子氣概的忠誠恒久長存，德意志民族就永遠不會滅亡。在第三帝國，元首的周圍不是也有一批忠實的追隨者嗎？這些德意志的愛國者體現(xiàn)了日耳曼的忠貞和英雄氣概，是你們的光輝榜樣！”

除了那些堅毅執(zhí)著的戰(zhàn)士，還有技藝嫻熟的農民。為了再次嚴格地執(zhí)行相關部門的指示，《第三帝國青年史冊》緊接著又描述了日耳曼人的農場以及他們全部的先進工具和裝備，以便駁斥那種將他們的祖先說成是野蠻人的污蔑。與這種詆毀正好相反，《史冊》中的日耳曼人在創(chuàng)新活動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創(chuàng)造力并不亞于他們在戰(zhàn)斗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勇氣，因為他們是普羅米修斯的戰(zhàn)士。

就這樣，通過一系列政治、文化、教育上的宣傳，希特勒成功將整個國家的民眾洗腦。民眾們開始認識到，原來他們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最強大”的民族。曾經是，現(xiàn)在也是，只要一個契機，他們就能將這種優(yōu)秀的基因，毫無保留地展現(xiàn)在全世界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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