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80年代，馬克思主義典型趨于成熟，典型論發(fā)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中提出：“據我看來，現(xiàn)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jié)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xiàn)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的論述闡明了塑造典型的基本要求：第一，典型應該是現(xiàn)實生活的反映，屬于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特定范疇；第二，注意細節(jié)真實，是典型塑造的顯著標志；第三，典型只有在“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意義上才能成立，也就是說，只有達到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有機統(tǒng)一時。這個人物形象才能成為典型。

《文學理論中》有闡述了文學典型的美學特征有以下特征：1.文學典型具有顯現(xiàn)出特征的性格；2.文學典型具有顯示生命斑斕色彩的性格；3.文學典型具有顯示靈魂深度的性格。

《陸犯焉識》嚴歌苓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后由張藝謀導演改編成電影《歸來》。在該書中，嚴歌苓將知識分子的命運置放在20世紀中國歷史和政治變遷這個大背景上，寫出了一曲政治與歷史夾縫中的人生悲歌。對知識分子而言，其人生悲劇表面上是源于對自身所處時代、政治的誤讀，但本質上是源于個體精神的獨立及對自由的堅定追求。陸焉識悲劇的人生，演繹了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渺小與無奈，以及知識分子在政治和苦難的困囚馴化中的精神抗爭、蛻變、堅持。

文學典型具有顯現(xiàn)出特征的性格，《陸犯焉識》中的陸焉識是當時知識份子中的一員，作為中國當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政治事件，“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沖擊不可估量，這一群體不僅經受著身體等考驗，更面對著堅守等精神甚至是信仰層面的煎熬，這一處境是他們必須面對而又無可遁逃。也正基于此，“壓抑”和“傷痕”成了“文革”題材影片和文學作品共同的特征。有些人沉溺于這種悲苦和壓制中不能自拔，比如《青春期》的張賢亮 ；有些人試圖從這些傷痕記憶中思考未來和出路，比如馮驥才和王蒙。在小說《陸犯焉識》中，嚴歌苓則將情節(jié)緊扣在家庭故事上，將核心主題直接瞄準人性，通過對陸焉識遭受磨難、隱忍而又不失溫情的生活狀況的描寫，塑造了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通知識分子的形象。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著“隱忍”的傳統(tǒng)的，甚至有學者指出，在經過中國文化長久浸潤后，“隱忍”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翻開中國古代史，充斥著一個個以“隱忍”而成就功名的范本。越王勾踐臥薪嘗膽、韓信忍胯下之辱、司馬遷受宮刑之痛等等，仍是當今時代進入勵志課堂教育的經典范本。但對這些故事的核心精神進行考量后不難發(fā)現(xiàn)，“隱忍”不是退守、不是放棄，而是更深層次的堅持與守望。因此，張藝謀在《歸來》中塑造陸焉識的形象時，首先烙上的便是知識分子的“隱忍”特質。陸焉識的“隱忍”首先在于對自我遭遇表現(xiàn)出的理性接納。受人尊重的地位一夕間傾塌，夫妻不能相見，女兒背叛出賣，他為了與自己的親人見上一面，甚至成了“過街老鼠”般的逃犯。為了自己所謂的前途，兒子馮子燁成了告密者，致使夫妻倆在相聚路上多了一層阻礙 ；兒子成功告密卻終究還是落到下鄉(xiāng)教書的地步 ；甚至因為自己的流放，妻子馮婉喻還被迫做了戴同志六個小時的情婦 ；終于熬到平反歸家，卻因為妻子的失憶而無家可歸……陸焉識的經歷是那個年代知識分子遭遇的縮影，而其悲苦的形象也極具時代特征。生活的悲苦可以忍受，精神的摧殘與戕害卻不是咬咬牙、挺一挺就能過去的。面對生活中的所有變故，陸焉識除了因思念家人而偷跑回家，不再有任何其他出格的反抗行為。即便是這樣的逃跑，也完全控制在理性克制的情緒之下。陸焉識的“隱忍”還在于理性接納后的高貴寬恕。

面對著兒子馮子燁曾經的舉報，陸焉識用沉默回應著“我知道”；在得知兒子一家對于這個老囚犯的態(tài)度，焉識也是用自己的行動在默默接受，接受他們的不孝順，接受他們遲到好十幾年的控訴。

文學典型具有顯示生命斑斕色彩的性格，因追求言論自由而獲罪，中年時期到荒漠服刑以后，陸焉識像沙漠中的植物“駱駝刺”一樣英氣內斂、不事張揚，又富有頑強的生命力。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陸焉識在大荒草漠卻是一個麻木木訥還有些口吃的“老幾”，“從他陪綁殺場到現(xiàn)在，從來沒人懷疑過陸焉識的口吃是一場演出”，正因為他善于韜光養(yǎng)晦，才能在艱苦惡劣的大漠荒原監(jiān)房中生活二十八年。他開始來時番號是2868，“每死一批犯人，就會重新編一次番號。五個月后變成 1564 號，三年過去，已經變成 278 號”。陸焉識成為一個生命傳奇，當大漠嚴寒、饑荒和勞累不斷吞噬大批囚犯生命的時候，他卻似一棵極富生命力的沙漠駱駝刺，頑強而堅韌地生存著。在自然環(huán)境惡劣的場域和年代，同其他囚犯的物質訴求不同（如梁葫蘆要偷吃饅頭，張獄友想方設法弄來一根東海煙），支配陸焉識生存和行動的一直是他精神上的訴求。盲寫是陸焉識的過人技能，在大荒原中他在腦中完成了三部書稿。女兒馮丹玨是一個生物學博士。去看女兒在其中出現(xiàn)幾分鐘的科教片是陸焉識在大荒草漠產生的第一個愿望。為了去看這場電影，陸不惜賄賂干部 ；不惜殘忍地窩藏梁葫蘆用生命換來的歐米茄手表；不惜在雪地里跋涉五六公里。在他艱難地實現(xiàn)了第一個愿望后，他的第二個愿望是在歸隊之后住院的診所產生的，他想“跑到婉瑜面前，跟她說，我和你發(fā)生了一場誤會”，“一定要傾國傾城，一定要來一場滅頂之災，一場無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經是愛的”，他認識到了婉喻的可貴，盡管這種認識是錯位的，它遲到了很多年，但認識的“錯位”并沒有阻礙他行為上的不斷“逃離”。從青海的西寧到上海，跨越半個中國，吃草根，和雪水，和狼斗爭，挑戰(zhàn)一個人生命的底限也要見到馮婉喻一面。

文學典型具有顯示靈魂深度的性格，一個飽經政治磨難的聰明人，同時也是一個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浸透頗深的人?；貧w日常生活之后，對于家人他秉持一如既往的關愛與責任。先是耐心地照顧生病的馮婉瑜，為兒女操持家務。婉喻故去之后，也盡力在經濟和生活上幫助兒女。但他做的這些并沒獲得兒子的理解和晚年生活的安逸。相反，兒子與女婿都在生存空間上排擠著他?！八懒说鸟橊劥桃慌钜慌畹匕肯?，成了巨型蒲公英?！彼姆N子和蒲公英一樣落到哪里都會生根發(fā)芽。晚年的陸焉識作為一個回歸者，也像一顆駱駝刺的種子一樣，在原有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適合的位置，成為一個“多余人”，只能默默離開曾生活過的家園，離開在內心深處漸行漸遠的親人，飄往異地他鄉(xiāng)。正像陸焉識這三個字所象征的那樣，“怎能知道，怎能認識”，由此可見，嚴歌苓對于人間溫情的消解已經觸及到家庭——這一人類精神棲居的最后港灣，在兒子馮子燁對父親的一系列態(tài)度中，親情的光環(huán)在黯然失色，自身利益的魔杖在驅使著馮子燁不斷以語言和行為

傷害著無聲的父親。政治敘事催生的人性的惡化在消解著家庭倫理，延續(xù)著老人的人生悲劇。

綜上所述，從人物形象塑造的層面看，陸焉識性格充滿中西文化交融的矛盾性和復雜性。在他身上既有對民主和自由的張揚，也暗含著中式的愛情觀和忍辱負重的傳統(tǒng)觀念。同時作者又為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提供了廣闊的時空維度，“空間與時代在錯綜復雜的糾葛中形成的互為表征、互為生產的鏡像關系，也為嚴歌苓把握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發(fā)展脈絡提供了獨特視域”，使得這樣一個出入于上流社會的陸焉識，在非常時期在大荒草漠中當囚犯、下黑號子也能生存下來，可見對于人性張力的深入開掘是從時空環(huán)境的變換更迭中實現(xiàn)的。隨著時代環(huán)境的變化，人性的復雜和深度也隨之呈現(xiàn)出來。從故事層面來看，陸焉識形象的塑造也體現(xiàn)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審美理想，使小說文化歷史批判的主題更加深入，同時藝術形象既具有符合生活邏輯的整體真實，又增加了傳奇性細節(jié)描寫 ；既符合人情常態(tài)，又包涵人性的復雜。這使小說更有可讀性，故事情節(jié)的波瀾起伏共振著人物命運的翻涌跌宕。所以說，陸焉識不只是一個人，更是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