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端午節(jié)，吃粽子，賽龍舟，郊游踏青，一派節(jié)日樂景。然而，大家在吃粽子之時，是否知道吃粽子之緣由，又是否能想起投身汨羅湖底的屈原。
我們善言生，諱言死，尤其在節(jié)日里說古人的死。但端午這個節(jié)日，確然肇端于屈原的絕世一跳。
唐代詩人文秀詩曰：“節(jié)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边@句詩證明，至晚至唐代，端午為祭奠屈原而設(shè)。
我們得能吃上一口粽子，得享三天小長假，叨光屈原實深。
那么，一個人的非正常死亡，是否當(dāng)?shù)闷鹨砸粋€節(jié)日來紀(jì)念？屈原身上又有什么閃光點，以致光耀千古，我們吃口粽子也須臾不可或忘？
這得從他的死因說起。
二
古人有三不朽的事業(yè)，即立德、立功與立言。偏偏屈原是不遇明主、有才無處售的典型代表。
據(jù)史料記載，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早年頗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兼管內(nèi)政外交大事。
最風(fēng)光的時候，“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yīng)對諸侯”。
木秀于林，風(fēng)必摧之；人出于眾，饞必隨之。這是亙古不變的預(yù)言，在屈原身上也屢應(yīng)不爽。
佞臣屢進讒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于是乎屈原也一貶再貶，最終流放于荒僻之地。流放期間，屈原牢騷滿腹，形諸筆端，是為《離騷》。
《離騷》開創(chuàng)了“騷體”詩歌形式，可媲美《詩經(jīng)》。在三不朽中，屈原可謂實現(xiàn)了立言的事業(yè)。
但這于屈原實無半點好處。屈原無意作詩人，他的抱負(fù)是家國天下，尤其在秦國即將鯨吞楚國之際，意欲“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最終，楚國首都郢被秦軍攻陷，歷史翻開了新紀(jì)元。然而，屈原沒能跨過心內(nèi)的坎，投湖以死殉節(jié)。
三
屈原的死，頗具斯芬克斯之謎，后人猜測紛紜，莫衷一是。有一種意見可以肯定，他的死有殉國的主觀意愿。
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般人的順序是先家而后國，而屈原則是家國混一，因為屈原是王室成員，國衰俱衰，國辱俱辱，休戚相關(guān)。
所以，屈原在寫詩發(fā)牢騷之余，也曾與命運做過抗?fàn)?，上書獻(xiàn)陳存君興國之策，希望國君有所醒悟，社會風(fēng)俗有所改觀。
但是，王朝末世，往往群魔亂舞，君自昏庸，臣自諂諛，奸人當(dāng)?shù)溃G路阻塞。
智計一次次落空，屈原也無力喚醒裝睡的當(dāng)權(quán)者。弱楚氣數(shù)已盡，屈原也遂命絕于水。
兩千多年后，屈原有了追隨者，王國維跳昆明湖殉清。事后在其內(nèi)衣口袋內(nèi)發(fā)現(xiàn)遺書，書內(nèi)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
很多人將王國維與屈原相提并論，其實兩人大異其趣，王國維君臣觀念根深，君滅臣亡，屈原是家國情懷，國亡家破。
于此，兩人身故后的待遇也大相徑庭。
屈原尸陳湖底，葬身魚腹，命發(fā)現(xiàn)場目睹者，僅漁翁一人而已，可謂身后寂寥。
而王國維被清廢帝溥儀賜謚號為“忠愨”，還有陳寅恪撰寫墓志銘，旌揚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謂身后有榮焉。
四
屈原的死，或者說他的人格，并非僅限于家國情懷，否則他也入不了《史記》的列傳，歷史上忠君愛國死諫之士何其多哉！司馬遷再現(xiàn)了屈原投湖的場景，屈原與漁翁的對話藏著屈原人格的蛛絲馬跡，以及屈原對待死亡的態(tài)度。
屈原被發(fā)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翁見而問之：“你是三閭大夫，位尊身顯，為何要尋短見？”
屈原回答說：“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所以不想活了?！?/p>
漁翁勸解道：“人啊不要太過于執(zhí)著，要有柔性，懂得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也隨波逐流；眾人皆醉，何不也一醉方休。為何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高潔，自尋煩惱呢？”
漁翁的勸解很有普世意義，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dá)則兼濟天下，個人命運與世浮沉。若遇盛世明主，平步青云，錦衣飫甘，則不免面有得色，如伯顏大將軍的沾沾自喜，“皂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若蹭蹬失意，命途偃蹇，則不免心灰意冷，感嘆無人識珠，如元好問那般頹喪，“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
屈原有自己的堅持，他對漁翁，也對自己說：“剛洗過頭，一定要彈去帽上的灰沙，剛洗過澡，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塵土。誰能讓自己清白的身軀，蒙受外物的污染呢？寧可投入長流的大江而葬身于江魚的腹中。又哪能使自己高潔的品質(zhì)，去蒙受世俗的塵垢呢？”
簡言之，屈原殉道的，國難而外，是理想。
五
我們的教育從小教育我們，要時刻準(zhǔn)備為理想獻(xiàn)身。當(dāng)然，這只停留在口號層面，古往今來也沒有幾個仁人志士敢為理想而死。
大圣人孔子也不外乎過過嘴硬，說什么“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朝聞道，夕死可矣”。待到他周游列國，求官不遂，被困陳蔡之間，絕糧七日，惶惶如喪家之犬時，他所想到的是委曲求全忍辱負(fù)重，殺身成仁已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所以明代大學(xué)者李贄特別推崇屈原，他說死得其所有五種死法，一種是臨陣而死，一種是不屈而死，一種是盡忠被讒而死，一種是功成名遂而死，而屈原的死，乃是天下第一等好死。
與屈原一道“天下第一等好死”的，還有程嬰、公孫杵臼、紀(jì)信、奕布、聶政諸人，這些人的共同點是：愛理想，愛信仰，遠(yuǎn)甚于愛己身。
大約同時代的古希臘，也涌現(xiàn)出了一批“天下第一等好死”的志士，典型的是蘇格拉底及其徒孫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為了維護自己的正義觀，不惜以身試法，慷慨就義。亞里士多德于世間的學(xué)問無所不窺，唯獨弄不懂潮汐現(xiàn)象，于是跳海自殺，自殺時留給世人的話是“愿厄里帕的水吞沒我吧，因為我無法理解它”。
然而，春秋戰(zhàn)國古希臘以降，人心不古，“天下第一等好死”后繼無人，理想信仰變得虛無縹緲，不再有悲壯色彩。
所以，屈原之死，在任何時代都是稀缺精神，當(dāng)?shù)闷鹨怨?jié)日來紀(j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