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聊天，說起一個發(fā)生在春秋的故事。

宋國卿大夫南宮長萬，因君主宋閔公嘲笑他打敗仗（嘲笑過好幾次），惱怒之下，將其殺害，然后率領家兵發(fā)動政變，妄圖另立新君。另外一名大夫——仇牧，聽到消息后率家兵前來搏戰(zhàn)。在對決中，仇牧被殺，但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立場，拒絕下跪的他在臨死前竟做出這樣的舉動：咬住城門門環(huán)，以讓自己站著死去。

就是這樣一個故事，朋友表示深深的懷疑：記載這段歷史的人是有目的吧？這種典型能讓某一部分人從中獲利吧？

我大致明白了他的邏輯：站著不死的“仇牧”是“忠臣”的形象，是要讓人學習的，而獲利的是“統(tǒng)治階級”。

言下之意，就是他從根本上懷疑這一事件的真實性，甚至可以這樣說，因為受了某些歷史懷疑論的影響，他認為大部分中國歷史都是不可信的，是編出來騙人的，是為“腐朽的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

說到底，這種思維仍舊沒有跳脫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九年義務教育”的思想范圍，涉及“歷史”，即用此思維方式思考問題、觀察世界。

對于很多缺乏歷史常識的人來說——“也就是商朝之后是什么朝代我不知道”的熱心網(wǎng)友們來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背景，用現(xiàn)代思維甚至是清宮戲、后宮戲的陰謀論去揣摩歷史人物，只能是雞同鴨講、驢唇不對馬嘴。

當然，要證明仇牧不是一個多數(shù)人所想象中的“忠臣（這個詞其實已經(jīng)變味兒了）”，首先要知道的若干點是：在春秋時代，并沒有“皇帝”，沒有中央集權(quán)，沒有獨夫?qū)Ｖ?，周天子徒有虛名，各諸侯國的國君的權(quán)力也被若干大家族分攤，大家族的權(quán)力又被若干小家族分攤……一國之君的權(quán)力極其有限，而且這些貴族之間都有“規(guī)矩”，都有“操守”，整個社會也有“法度”，很少有人敢于觸碰甚至打破道德的底線，因為那樣做的代價非常之大。

在政治學中，這種政治模式類似于西方的“貴族共和制”。

所以，當魯國大權(quán)臣季孫斯使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舞蹈陣列后，孔子可以批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不用擔心被查水表。

同樣地，在緊隨其后的戰(zhàn)國時代，孟子可以當面指責魏惠王不務百姓福祉，而這位君王只能“顧左右而言他”，說句“天氣不錯”之類的話把話題岔開，對孟子的批評指責，不敢反駁，不敢否認，沒有——也不能——對其治罪。

西周建立之初，用分封制和井田制確立了一直維持到春秋時代這六百年間的政治模式：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五個等級，各司其職，有條不紊，共建和諧社會。

在這種模式中，周天子名為天下共主，但其實其具體的行政權(quán)力很小，他更多的職責是祭祀和外交，具體的行政、軍事、經(jīng)濟操作均為由各國諸侯擔任的“卿士”所完成；而諸侯和周天子差不多，他們通常很少直接參與國政，而是任命大夫治理國家；而大夫又任命士治理家族；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庶人，則主要由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商人三大群體構(gòu)成，這些人各司其職，或是務農(nóng)，或是做工，或是經(jīng)商，技藝和財產(chǎn)傳承有序。藉此，天下太平，秩序井然。

其時，“權(quán)力”這種東西分散于周王國和各諸侯國之內(nèi)的各個貴族家族中，而各家族又互相制衡，無論是治理河道、修建殿堂這樣的工事，還是抵御外辱、擴建軍隊這樣的軍事，基本上都要經(jīng)過公共會議裁決，而君主往往沒有力排眾議的權(quán)力，有的只是蓋章的義務。

所以，對咬住門環(huán)而死的仇牧的懷疑，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當時仇牧的死，并沒有某個具體的人“從中受益”——他不是為“君主”而死。

那仇牧為誰而死呢？

前面說，春秋時代的社會有“法度”。這種法度，就是周禮。

周王朝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創(chuàng)制了“周禮”，然后周人把這些先進的文化制度散播到各諸侯國，同化了諸侯國內(nèi)很多崇尚火拼、血親復仇、部落戰(zhàn)爭的落后民族，這些野蠻人也漸漸地發(fā)現(xiàn)，周禮其實就是一種“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制度，比如不能隨便殺死君主和父親，不能隨意更改君主的繼承人，不能濫殺無辜，不能不宣而戰(zhàn)……這就是“法度”，而人們選擇共同遵守，并達成共識：只有在遵守這些禮儀文化的前提之下，國與國之間、人與之之間，才有底線，才有畏懼，才有安定，才有“世界和平”。

但南宮長萬公然破壞“法度”，以下犯上，殺死了國君宋閔公，而和宋閔公關系并不和睦的仇牧不是幸災樂禍，而是沖出去拼死一搏，他所捍衛(wèi)的，正是數(shù)百年來維持世界和平的周禮，是他和天下人都從中受益的“法度”。

當一種價值觀（比如民主，比如法制）成為絕大多數(shù)人所奉行的信念，并因這些制度而受益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有權(quán)利和義務去維護它，捍衛(wèi)它的尊嚴。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和從中世紀流傳至今的西方騎士精神、契約精神并無二致。

春秋時代另外一個牛人——晉國大夫狼瞫，他曾說“死得其所”，即死得有價值，死得“好看”。這是春秋時代通行的價值觀，所謂“忠孝仁義禮智信”，從這個層面上講，數(shù)百年后的楚霸王項羽，寧死不肯過江東，也是這種貴族精神的體現(xiàn)。

說到這里，又想到一個春秋時期的故事：齊國君主齊莊公和權(quán)臣崔杼的妻子棠姜通奸，還從崔杼家里拿走崔杼的帽子，賞給別的大夫，崔杼遂殺掉了齊莊公。齊國史官太史仲如實地記載了這段史實。

崔杼對于史官記載齊莊公和自己老婆私通沒有異議，但一看史官還寫了自己殺害君主的事（“崔杼弒其君”），便不高興，派人殺掉了太史仲；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接過刀筆，繼續(xù)寫“崔杼殺害君主”，崔杼又把太史叔殺死；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接過刀筆，崔杼勸說太史季將齊莊公的死寫成“因病暴斃”，但太史季不從，繼續(xù)寫“崔杼殺害君主”。崔杼無奈，不敢再動史官。后來太史季在城中遇到另外一位史官南史氏，原來南史氏以為他也被殺害，是專門冒死來繼續(xù)書寫這段史實的。

當然，這些事件是很少能在中國電視劇中看到的，因為：那個時代的精神，有悖于這個時代的精神；那個時代的氣質(zhì)，威脅到這個時代的氣質(zhì)。

有人在用教科書的概念、清宮戲的陰謀和后宮戲的詭計來教育和鞭打人們，以至于多年以后的今天，當人們聽說司馬遷因說實話而被閹割，不惜一死也要在史書中痛斥當權(quán)者勞民傷財時，要么懷疑他別有所圖，要么會冷笑一聲，然后無關痛癢地罵上一句：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