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讀的小說
小說是生活實驗
習慣于問為什么?為什么這個音樂、這個畫、這個攝影是美的?不是說對所有基本的觀念都做全盤的質(zhì)疑,也不是說對任何一個事物做盤根接地式的探尋,因為一方面理論上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沒有這樣的精力與能力,只是通過這樣一種問為什么的方式,試圖去真正的了解這一領域。所以,我們?yōu)槭裁纯葱≌f?
娛樂性的閱讀通俗小說是容易理解,小說是想象的載體#小說# ,逃離生活的艱難、乏悶,小說之想象滿足閱讀者的好奇、感動、欲望,在這一點上小說與視頻、游戲、漫畫,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
較難以理解的是我們?yōu)槭裁纯匆恍╅T檻較高的小說,當然此處是很個人的看法,那些情節(jié)上苦悶,敘述方式詭異,或是絮絮叨叨、莫名其妙的心理描寫,或是不知所云、難以想象的環(huán)境描寫,就比如我手頭的這本《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這本已經(jīng)是我比較能夠接受的類型了,因為這本小說書采用了一種類似夾敘夾議的方法進行寫作,某種意義上我主要對議論的部分感興趣,而對小說情節(jié)部分依然一頭霧水。閱讀這類小說還有許多困難,例如外國文化的隔閡、翻譯所存在的紕漏,以至于更為甚者,寫作者對閱讀者刻意設計的閱讀困難。據(jù)說,代表后現(xiàn)代主義意識流的代表作《尤利西斯》這本書,更是被稱為最難讀的一本書,這本書每個章節(jié)都是用單獨一種的文學手法的方式寫作,每一章節(jié)都不同,其中某一章節(jié)就是用其最著名的意識流手法,全篇描寫女主人公的雜亂的思緒,甚至沒有標點符號,寫了四十多頁,整本書的故事寫的是愛爾蘭都柏林三個普通人在某一天發(fā)生的事,篇幅卻達一本詞典一樣厚,其中一半是書內(nèi)容的注解。有些扯遠了,總之很多小說是如此的含混不清、艱澀多義,為什么要讀呢?

但文學是思想的重要載體,小說是文學的重要組塊,正如《十三邀》中唐諾老師所言,“人類世界中,這么天才的人,如此努力的創(chuàng)作一輩子,只寫出八到十本書”,這是相當精華的東西,值得尊敬,有機會也想去細細研究,不應該小覷它,也不應該只當看個故事囫圇吞棗。所以我談談現(xiàn)今我對這類小說的一些理解。
小說有描述的作用。這個描述一方面是對城市樣貌、生活習俗的描寫,這個東西一般來說有社會研究價值,例如,部分紅學就是研究《紅樓夢》中刻畫出來的一些當時的社會架構(gòu)、風俗習慣,具有作為歷史文本的價值,之前所說的《尤利西斯》也號稱如果愛爾蘭的都柏林這座城市被摧毀了,可以根據(jù)《尤利西斯》來重建復原這座城市。描述的另一方面則落足于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與精神生活的隱秘部分,小說將生活中一些我們難以描述但普遍存在的感受給描述出來,這種描述本身是有意義的,一種原不可表述之情被用文字書寫出來,這無疑是某種解放,一種豁然開朗的清澈,其中很多被我們叫做金句啊、格言之類,覺得很妙,覺得機智。
但光是描述不能算是小說的獨特性,其他文體大多也能做到,小說之特點是將這些描述融進故事當中,而故事與描述形成相互產(chǎn)生的關(guān)系,以至于小說里的描述是離不開故事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小說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思考。小說家是怎么寫小說的,或者說該怎么寫小說,是先有某種觀念、主張想要表達,然后寫一個長長的故事來串聯(lián)起來嗎?《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作者米蘭·昆德拉說不是這樣的。
昆德拉寫小說是從人物開始的,而創(chuàng)作人物也不是先定好他的樣貌特征、性格特點之類的三維屬性來寫,而是由一個特殊設定展開?!恫豢沙惺艿纳p》書中的主要男主就是由一句話“一次是不算數(shù)的,一次像沒活過一樣”產(chǎn)生,把這個人放到具體的生活場景中,讓他愛上一個追求沉重意義的女主,把他們放在布拉格戰(zhàn)亂的時期,然后憑借著想象力,設想生活一步一步的發(fā)展,這樣一個“輕盈”的男人,一個“沉重”的女人,可能會產(chǎn)生怎樣的故事,這故事又恰好是對“生活之輕”、“生活之重”的生活實驗,從中產(chǎn)生對“輕重”哲學概念的深刻、詳實的探討。哲學探討與小說故事相互產(chǎn)生。
小說的閱讀者閱讀小說和小說的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小說的目的大概是一樣的,每個人都只能活一次,生活的可能性很有限,我們通過寫小說或者看小說,嘗試一種“現(xiàn)實中不可能過上的生活”,反過來又幫助理解現(xiàn)實人生、理解“存在”之意義。

從《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摘錄幾句有趣的話:
比喻是一種危險的東西,人是不能和比喻鬧著玩的,一個簡單的比喻,便可從中產(chǎn)生愛情。
人只有一次生命,絕無可能用實驗來證明假設,因此他就永遠不可能知道為自己的情感所左右到底是對還是錯。
生命最高價值就是母性,母性意味著偉大的犧牲。如果母性是一種大寫的犧牲,那么做女兒就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大寫的過錯。
在我們看來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達一種信息,凡是必然發(fā)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復的事,都悄無聲息。唯有偶然的巧合才會言說,人們試圖從中讀出某種含義,就像吉普賽人憑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狀來作出預言。
極端主義的激情,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藝術(shù)上的,都是一種對改頭換面的對死的渴望。